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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被誉为学术界的“奥林匹克大会”，2009年在中国召开，说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已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筹办和召开这次大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说到学科发展，我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近年来，虽然一些高校纷纷新建了此专业的系和所，然而建立不久，由于招生和就业的状况不佳，校方大多失去了原先十分支持的热情；正因为如此，若干年前厦门大学曾经撤销过人类学系，2006年云南大学又步其后尘。出现这样的情况，足见该学科地位之脆弱，处境依然不容乐观。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认为至少以下四个问题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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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必要考虑成立一个学科建设的促进机构，要把学科规划和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立项进行研究，要有组织、有计划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全方位地进行学科的宣传等工作。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中国的重大价值，在于对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只有让为政者和社会大众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学科的地位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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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上述学科的性质，应将此学科主要定位于基础学科范畴之内，要努力争取将其作为必修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列入高校甚至中学的教学大纲之中。只有这样，它才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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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果我们的教学仍然因循守旧，仍然以古人和洋人为主导，远离中国的现实、远离社会主流，那么其边缘化、受冷落的状况就不可能改变，学生的来源和就业都将成为问题。所以，改革教学方式，编写本土化的、内容新颖、特点鲜明的教材，培养现实社会需要的创新型的人类学理论和实用人才，应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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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研究方面，要大力倡导、鼓励原创性和应用性研究。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费孝通等先生已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目前一些中青年学者也有良好的表现，例如研究少小民族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研究艾滋病患病群体以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和谐，进行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以造福子孙后代，等等。这样的研究和行动，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应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今后研究的重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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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四点，我以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必须考虑的大问题。虽然操作和行动起来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去努力。只有改革创新，学科才能健康发展，才谈得上本土化，才会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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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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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萍（1959～ ），女，壮族，《今日民族》主编，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昆明，邮编：6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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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绍亭（1947～ ），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生态环境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云南昆明，邮编：6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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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多元学术与多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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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章梅芳[1]答/刘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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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史、科学编史学研究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与科学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来自科学史、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多元的科学观，可以给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也可以在其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以这样的方式从事研究，既会遇到误解，也另有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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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史；科学编史学；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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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好！我自2001年就开始读您的著作，受益匪浅。那时我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涉及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批判，您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让我能超越繁杂的资料，从编史学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对我的论文帮助很大。更重要的是，我自此萌发了对科学史理论研究的兴趣，并最终师从您学习科学编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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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也很高兴能有你这个学生，在我的学生中，你是非常出色的。但我十年前在写《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这本书时，可没想到会有收你为学生这个可能。据我所知，有一些学校在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教学中，现在还将这本书作为教材。2007年，有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的修订版，这也算是一种学术承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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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对推进国内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诸如“辉格解释”之类的编史术语已为国内学界所接受。但听说，您最初是从事物理学史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大家知道的还不是很多，您能否谈谈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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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是不要用像“重要贡献”这样的词吧，这会惹来一些麻烦的，也不够谦虚，而适度的谦虚，也应该算是中国学术的一种特色吧。当然，在国内做科学编史学，我是比较早介入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也算是国内第一本科学编史学专著。我大学本科是在北大物理系学物理，毕业论文做的是一种具体的超材料的实验研究，后来那篇研究论文还被美国物理学会编的Chinese Physics杂志要去，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念研究生后，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我选择了超导史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那时，国内确实几乎没有人专门从科学史的角度来对超导的发展做研究，而国际上也刚刚有人进行研究，只可惜当时我们的研究条件（包括资料、经费、出国的可能等）都远不能和人家相比，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工作也许还会做得更理想一些。不过，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似乎总有一种“运气”，就是我选的题目经常是当时研究者少，后来却会热起来。超导史研究也是一样，就在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国际、国内因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而出现了超导热。于是，我原来的工作一下子就被人重视了，很快就出了3本书，一本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有所扩展的《超导物理学发展简史》，一本是超导史的普及读物，还有一本是超导物理学家的列传。有人还以为是在超导热起来之后我才开始研究超导史的呢！要知道，在20多年前，与现在很不一样，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要出书可是很不容易的。这也似乎是一种提示：论文选题，不一定都要往当下最热的问题上去凑热闹，不要只看一时的热闹，还要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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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后来您又是如何转向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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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念研究生时，主要精力是做超导物理学史。但在当时学习的过程中，我对科学史自身的发展、科学史的观念、科学史研究方法等有些兴趣，但一直找不到系统的读物。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我与几个同学一起读当代科学史奠基人萨顿的书，发现很有意思，做了些翻译，也写了相关的文章去参会，从此可以说是注意到了科学编史学。后来，研究生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我相对集中地读有关的东西，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后来总结起来，就成了《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这本书。当然，在我刚开始研究科学编史学时，因国内研究者不多，对这种研究的评价也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所以就一直做下来，至今，科学编史学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不过，现在的研究者也渐渐多了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你现在不也是其中之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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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国内学界对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争议。一种看法认为目前的研究只是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类似的研究只不过是综述，没有独创性；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年轻的学者应做一些具体的实证的研究，只有等一阶的科学史研究经验十分丰富了之后，才有资格从事科学史学史和科学史学理论的研究。不知您对这两种观念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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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问的这个问题，确实很有代表性，也很让一些学生感到困惑。我觉得，得分几个层次来讲这个问题。其一，我承认，目前我做的这些科学编史学研究，其主要的意义，还是针对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术发展的需要。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曾有许多老一辈的学者做了不少介绍、引进国外理论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其实是很重要的基础，你能说他们的工作不重要吗？其二，现在人们特别爱讲“创新”，再加上一些成见和对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不了解，就有了一些上述的说法。但我认为，其实，无论是科学史还是科学编史学，都有直接的原始对象。科学史研究的是科学家们的工作，而科学编史学研究的是科学史家们的工作，为什么后者就不是独创性的而只是综述？近来，我想到一个似乎有点普遍性的规律，即被研究者总是对研究者的工作有某种反感。例如，许多科学家是看不起科学史家们的工作的，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科学大战”也是在科学家和对科学家进行研究的人文学者之间展开的。而科学史家，同样也不认为研究他们的科学编史学工作者有独创性的“学术”。类似地，作家对于文学评论研究者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用”。因此，在前不久中科院科学史所邀请我在其建所50周年所庆活动做发言时，我报的题目就是：《科学编史学：来自近亲的误解和远亲的接纳》。这里，近亲，指的就是科学史家们；远亲，则指的是科学哲学家等人。但由于科学哲学研究共同体已经足够大了，科学哲学家们可以一起讨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工作进行研究的科学哲学问题，而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共同体不够大，经常要和其被研究对象科学史家一起讨论，所以，就经常会出现上述的争议。我想，举一个类比就可以解决上述争论：难道我们能要求所有的文论研究者都必须是作家吗？当然，对于从事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如果本人也有过从事科学史一阶研究的经历，那当然很好，但这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同样的一个类比就是，在科学史这个学科发展的早期，只是那些资深的科学家在老年之后的一种业余消遣，但在这个学科比较职业化之后，就不再是这样了，没有人再会认为科学史家因为不曾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就没有资格研究科学史。因此，上述问题说明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可是，处于初期阶段，不也正意味着它以后会更有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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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您所知，我个人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一些困惑，遇到过一些类似的问题，不过因为体制的原因，我最终获得的是哲学学位，目前在科学哲学领域还是较容易接受类似的理论探讨，因而也可算是一件较为幸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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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呀，但用我上述“近亲”和“远亲”的比喻，你的幸运之处恰恰在于你拿的是科学哲学学科的哲学学位，“远亲”们承认和接纳了你的工作。当然，科学编史学的研究，也确实有比较浓的哲学味道，而且对于科学哲学本身来说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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