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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说，在写《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的那个阶段，我研究科学编史学还主要是研究一些相对经典性的问题，那么，近些年来，我关注的科学编史学问题，后现代的意味就比较突出了。（当然，也不是完全如此，只是我以前对此的意识还不是太清楚。例如，我指导的今年就要毕业的博士生卢卫红在她对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的编史学的研究中，就注意到，其实我以前在《克丽奥眼中的科学》里面所写的关于“格/群分析”那部分的内容，就已经涉及了在科学史中借用来自人类学家的工作的问题了。）这些有着很强的后现代意味的东西，在对科学史研究起着重要作用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方面，其实是有很强很强的相通性和共同性的。例如，它们都强烈地提示着对一种一元的、本质主义的、“客观”的科学和科学史的消解，提示着一种多元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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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些进路的研究是否代表着目前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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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国际科学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是可以有不同的见解的。科学哲学中，原有的“观察渗透理论”之说，用在这里也是一样。而且，大部分科学史家，尤其是国内的大部分科学史家，还主要是采用相对传统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以及相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你说这算不算是“基本趋势”呢？因此，也许可以换一种说法，即那些很有后现代意味的，像女性主义、建构主义、修辞学、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研究，至少可以算是一些科学史领域中的前沿发展趋势，有时甚至被称为“另类”的科学史研究。不过，我在这里使用“另类”一词，是不带贬义的，而只是区别于传统的“主流”科学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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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国内很多学者从事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他们很多人进行过田野调查。在您看来，这类研究与您所说的人类学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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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好问题。确实，在关心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的编史学时，我发现，现在国内很多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人都声称采用了来自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但我以为，所谓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绝不仅仅是指在形式上到现场去看看，否则，开玩笑地讲，警察到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岂不也成了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在其学科应用中，是有着一套成熟的方法和理论规范的。而在其被借用到科学史研究中时，也必须有这样的意味，有着某种方法上的规范，有着人类学的理念的负载。当然，科学史又不同于标准的人类学，在借用其田野方法时，又会有一些变通和变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科学史来说，之前还没有比较系统、深入的讨论。因而，在卢卫红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此问题的讨论是其核心内容之一，而她在本期学报以“科学人类学”为专题的文章，也正是对此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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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知道，您近年来还十分重视科学的文化研究，被圈子里的朋友称为“科学文化人”或“科学文化界的F4”之一，但也有些人称您为“反科学文化人”，不知您对这些有趣的、相反的称呼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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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就说到另外一个相关的领域的事了。是的，近些年来，我，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们，在原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背景下，也进行了一些被称为“科学文化”的研究。而且，由于我们这些人在学术性表达的同时，也经常做一些面对非学术同行以及公众的传播工作（比如在报纸、电视和非专业刊物上传播），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F4”之说也是媒体记者在此背景下对我们的戏称），有人针对这些特点，以带有某种表扬的意味送给我们“科学文化人”的称呼。又由于我们在一般性的基础观念上，都比较倾向于反对“科学主义”的立场，与一些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人见解不同，出现了许多争议，因而，某些反对者将我们贬称为“反科学文化人”。其实，对此我们倒并不是很在意，我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真正“反科学”，实际上反对“科学主义”也不等同于反科学，只是与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价值观不同而已。所以，在某些时候，我们甚至以一种良好的心态，玩笑式地用某些人扣在我们头上的“反科学文化人”的帽子来自称，这也有某种自嘲的意味。其实，以什么来称呼并不重要，当你认为自己是在专业学术的背景下，有意识、有意义地从事某些在专业之内和面向公众的有益之事时，你又何必在乎别人称呼你什么？更何况在那些反对者（尤其是其中叫得声音最响、批评甚至谩骂我们最多的人）中，有许多人反而是没有专业基础的业余人士。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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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这里，您能否对您所做的科学文化研究做些具体的介绍？也就是，您都关注哪些有关的科学文化问题？对有关的一些争论，比如说，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废除中医”问题，您持怎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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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科学文化是一个非常泛的概念。与它类似的概念，还有“科学人文”等。但在某些场合，我更愿意用“科学文化”这个词，因为它的包容量很大，各类关于科学的人文研究，甚至有关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等，都可以包容在里面。相应地，以这样的理解，当然也可说我还是做了些工作的，比如关于艺术与科学的研究等，不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我也参与了一些争论。当然，在学术问题上有争论并不一定是坏事，有些问题可以在争论中解决，有些问题则可以在争论中深化人们的认识。但在这些争论中，很大一部分又是因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而划分出了争论的双方，像有关“废除中医”的争论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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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觉得您作为科学史家，您对中医的看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如果有，这种独特的看法与科学史研究尤其是中医史研究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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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前不久，关于中医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那还是在“废除中医”的争论之前，大意是说，在多元科学文化观下，中医当然也可以是科学，而离开了中医理论的中药，就已经不再是标准意义上的“中药”了，并讨论了中医给我们对多元科学的本体论理解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应该说，在广义的科学史研究中，就包含中医史的研究，而且，许多类似研究对于我们在今天理解和认识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医，以及理解相关的社会文化，都是极有意义的。像不久前刚出版了中译本的国外学者白馥兰和费侠莉的著作《技术与性别》和《繁盛之阴》，就是典型的代表。她们采用人类学视角和方法，结合了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方法，给中医史的研究带来了极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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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说，您的科学文化研究与您的科学史研究是紧密相关、一脉相承的？尽管看起来您的学术兴趣十分多元化，甚至在有些学者看来有些庞杂，但其根基或者说主线还是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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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可以这样说，科学史研究是我的一个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是可以四通八达地走向许多领域的。在本质上，这些研究也都是历史与现实、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内容。说到学术兴趣的多元化，我想，这也许与个人天性的因素有关吧。而在这样的多元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之间，如果能够在基地上站稳，有一个好的基础，保持住了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联系，把握住科学史这条主线，我觉得，这也可以是一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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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除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近来您开始关注科学传播研究，并招收了一些研究生做这方面的选题，您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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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上所说，其实科学传播研究也可以算是广义的科学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内容，而且，它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等基础上，从事科学传播工作，是有着特殊的优势的。就我个人来说，在科学传播研究上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传播理论的研究，一是对于一些科学传播实践工作的参与。我带的一些硕士研究生中，既有研究科学传播理论的（如对国外公众理解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有研究更具体的一些专题性问题的。可惜，目前学校对博士招生名额控制太严，暂时还没有条件指导学生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与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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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科学史家，您不仅身体力行参与科学的传播工作，还对更广泛范围内的教育问题给予了关注，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它们和您的科学史研究有何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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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教育也是我参与了的一个领域，但很有限，我的工作只集中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我进入教育研究的切入点，仍然是科学史，后来，又逐渐扩展到STS对科学教育的影响等。我曾是教育部初高中物理新课标制订组的核心成员，虽然大学本科我也是学物理的，但在课标组里，我能够做的，只限于STS与物理教育的关系等问题。说到科学与教育研究的关系，当然也可以是很密切的，科学史在教育中的应用，本身就属于“应用科学史”的一部分（对于科学传播来说也是如此）。最近我刚刚和我带的博士生江洋合作写了一本名为《科学史与教育》的书，应该算是这类相关的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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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刚才的访谈内容，我们知道您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从一阶的实证科学史到科学编史学，再到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传播研究和教育研究，这展现了您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学术理念，并且您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念，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对此，您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给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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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要说经验介绍，确实有些难。这不是因为谦虚或保守，而是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并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经验可说。如果一定要一般性地讲，那么，恐怕也就是认真、严谨、多阅读、勤思考、保持独立见解、保持开放的心态这样一些老生常谈的话了。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那就是，不要太计较，别怕多工作。至于像少睡觉这样的做法，也许就不应该作为经验来介绍了吧，因为按照“科学”的观点，那可是一种恶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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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没有担心过，如此广泛的学术兴趣会影响您的主业（科学史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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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不是完全没有担心，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从消极的方面考虑，这样的做法肯定会对我的主业——科学史研究有一定影响；但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对科学史研究的见解、思路、方法、视角有某些正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意识和观念上的积极影响。另外，我承认，我这个人比较“兴趣至上”，不太在意非要通过少数极为专深的研究来获取什么东西。这也是一种个人风格，顺从于“兴趣至上”，反映在工作中，就成了这样一种很“杂”（我觉得其间也有条理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局面。这只是一种个人选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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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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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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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梅芳（1979～ ），女，安徽安庆人，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文化传播。北京，邮编：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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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兵（1958～ ），男，辽宁海城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科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北京，邮编：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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