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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并不尽然，如果只做科研不做教学，可能会更接近一些。我只能说，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冷暖心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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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讲授人类学课程的，您是否能够结合自己丰富的社会阅历，谈谈个人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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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小时候我真的没有读多少书。1980年高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待业期间曾经和几个同学骑马巡护农场的沙枣林，防止有人上树拔沙枣破坏树木。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到很远的二队去守夜看护粮场，那时我们拿的都是真家伙，骑马、打枪都不在话下。那时候很苦，骑马把大腿都磨破了，收苜蓿籽把手都磨破了。夏天抓鱼，冬天套兔子，帮家里改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同学的铁把冲锋枪走火，打穿了另一位同学的臀部和大腿，险些酿出人命。这些艰苦环境中的成长经历，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我想，我们那一代人都因此而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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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中学教师、政府职员、企业员工期间，我都努力做好自己负责的每一件事。是否胜任工作，不单是个人能力所决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态度和责任心决定的。现在当大学教授是我过去从未想过的，但是当我决心要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我就真的做到了。个人的家庭环境和社会阅历，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父母亲从小对我的严格教育，以及成长中走过的风风雨雨，对我今天的做人、做事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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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讲课中常常激励学生不要怕成长中的困难，不要怕吃苦，要学会在自己不喜欢的环境中生活，要学会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当我们走过了困苦，当我们理解和适应了社会，我们就会追求更高的超越，过去的一切都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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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广西民族大学近年来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您个人发挥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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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像中国所有的民族大学一样，凡是以民族名义起家的大学，首先都会涉及民族学学科的建设。由于大学所在的区位不同，不同的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广西民族大学立足广西，面向东南亚，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学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壮学、瑶学和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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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发展，长期以来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已初显良好的发展前景。在老一辈学者中，代表人物有陈衣、张有隽、范宏贵、万辅彬、徐杰舜、周光大等教授，还有已经去世的姚舜安、程方等教授。他们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培育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了李富强、玉时阶、谢崇安、龚永辉等一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当然，你和我也在其中。近几年我们又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年轻的博士、教授，学科建设发展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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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来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后，我得到了张有隽、范宏贵等教授的多方帮助。他们的帮助使我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1年我开始担任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2003年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虽然当了领导，但我个人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个人只是努力做好服务工作。因为整天忙于行政事务，这些年我没有取得多少有分量的成果，很惭愧。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学科建设的整体实力有了大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学术团队已经形成，现在我们的学科建设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都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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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据了解，您已经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将前往爱尔兰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我想知道，您的留学计划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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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06年我就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准备前往爱尔兰进行访学。但由于工作繁忙，我不得不推迟了访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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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6年开始关注跨国民族问题，由于长期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我注意到了跨国民族问题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存在，它在亚洲、欧洲、美洲，在第三世界，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屡见不鲜。但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表现却不完全相同。有些非常敏感，有些却相当平稳。当我研究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关跨国民族问题后，便产生了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对西方国家相同问题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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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6月，我应邀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高访，感谢艾伦·麦克法兰教授为我在英国期间提供了非常好的住宿和办公条件。后来，我前往北爱尔兰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Liam O. Dowd教授的介绍下，我了解了他们建立的跨国研究中心（Cross-border Centre）的基本情况。他们的研究大多依托行动项目专门从事合作研究。英国一些大学还开展了前沿的“和平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工作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产生了进一步考察英爱边境地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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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我顺利地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之所以选择前往爱尔兰访学，不仅仅是因为我关注英爱之间的跨国民族问题，主要是想借此项目，以东方人的视角，打开研究西方社会跨国民族问题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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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研究，是否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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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跨国民族研究是对国内民族对象研究不断深入后，逐渐深化出来的研究领域。在现代民族国家架构下，跨国民族是一个敏感的研究对象。有些学者甚至不承认跨国民族的存在。我这里不想讨论，但我个人始终认为，从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看，跨越现代国家边界的文化族群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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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跨国民族，不应当只关注敏感的问题，不应当只关注冲突、对抗、暴力等，更不应着力渲染跨国民族的政治化倾向，因为任何把文化群体极端政治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世界国家体系结构下，国家已经进入了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时代，以建立新的国家为终极目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已经没有了太大的生存空间。跨国民族研究应当把和平作为可以超越彼此民族国家界线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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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厉声教授曾经提出过如何共享跨国民族的历史文化这一问题，引起了较大的争论。这对我启发很大，我想我对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研究更多的期待就是，让我们在和平的环境和话语中，促使世界各跨国民族以和平的方式共享彼此曾经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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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近您获得了“八桂学者”荣誉称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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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能获得这个荣誉称号，是大家爱护、支持的结果。我想这更应该是集体的荣誉。今后我将继续做好服务工作，带领创新团队努力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我们要把握好机遇，继承优良传统，强化区位优势和民族特色，在“攻方向，上层次，出水平”上多下功夫。攻方向就是要主攻壮学、瑶学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研究，以及越南学、东南亚研究、东盟研究等；上层次就是要争取突破民族学博士点，使学科整体建设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出水平就是要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停留在资料的积累、梳理、分析阶段，缺少理论的提升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的研究有了大的进步，壮学、瑶学研究渐成气候，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其他方向的研究在理论上也有了大的提升。今后，我们要特别重视原创性研究，争取有更多、更好的高水平成果奉献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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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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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红增（1967～ ），陕西合阳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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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建新（1962～ ），新疆北屯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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