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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我认为人类学未来发展中，人类学对当代社会的解释能力需要加强。以前乔健教授也曾经讲过人类学的知识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我觉得人类学在揭示当代社会经济现象、跟别的学科对话方面做得不足，圈内的东西比较多，特别是，以民族、族群研究为导向的一些学者几乎不考虑跟其他学科进行对话。我们想要体现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就要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建议、对策性的分析。这方面我认为民族志无法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站在整个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的角度，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大变革中，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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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具体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如何找选题以及设计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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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类学这个学科很宽泛，几乎无所不能，但又没有什么侧重，所以选定一个研究领域或者某个方向是件很难的事情。对年青的研究者来说，不知道该研究哪方面好；对入门者来说，哪方面都研究了一点，但是没有侧重，不易集中。其实人类学研究要用一种挖井的方法，而不是撒网的方法，要选定一个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方向可能是阶段性的，如完成课题、完成一篇论文等，也可能是长期计划中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变迁范围大，出现的问题多，我们怎么去找研究的方向是一个难题。选题可能与自己的兴趣、社会发展、专长有关系，但我觉得应该考虑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情，对到了一定阶段的人来说尤其应该这样。这也是表现我们对这个学科自信的一个方面，可能由于学科知识有限，一些新领域我们没有涉及，而只是去做传统的研究，我想这是我们所遇到的比较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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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如何看待人类学与跨学科之间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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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社会科学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跨学科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另一方面是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细。这是两个看似相互矛盾，实际上同时存在的趋势。人类学者的知识表面上看起来很宽泛，但是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就不那么专业了。这个是我们的长处也是我们的短处。因为人类学本身就是几个学科的结合，是在原来传统的几个学科里面的扩展，可能会涉及经济、工业、企业等领域，而且又出现了很细的领域，比如说对儿童、性别、女性问题的研究等。两种趋势同时存在，这同我们选择研究课题相关，也和我们选择未来的方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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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介绍一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及您所做的与IUAES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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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1989年底到1990年初参加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研讨会开始，我进入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领域。1992年，都市人类学会成立，1993年开始我正式进入都市人类学秘书处工作，参加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1993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一次全国研讨会召开的时候，我在会议期间陪同来访的IUAES都市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安萨里夫妇在山东淄博和济南一带进行考察。1998年在IUAES威廉斯堡世界大会之前，中国想申办世界大会，曾经于1995年邀请IUAES时任主席桑德兰夫妇来访中国，当时我陪同他们在北京考察。在1998年IUAES世界大会上，中国获得了主办2000年中期会议的资格。之后我又参加了筹办2000年北京IUAES中期会议的工作。2002年起，我参加申办2008年IUAES世界大会的工作，参与编写申办材料，并于2003年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世界大会。会议期间我还参加了IUAES都市人类学委员会分会场会议。在中国获得2009年IUAES世界大会主办权之后，2004年我参加了在印度召开的中期会议，2005年到伊朗德黑兰参加了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的双主题年会，2006年参加了南非中期会议。目前我正在参与筹备2009年IUAES世界大会，征集专题会议，跟联合会秘书长Nas合著编写《当代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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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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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殷鹏（1984～ ），男，壮族，江苏连云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硕士研究生。关祎（1982～ ），女，锡伯族，辽宁沈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硕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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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继焦（1966～ ），海南海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应用社会学博士。北京，邮编：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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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约己以让，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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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李锦[1]答/李绍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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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族大调查工作及彝族、藏族、羌族、藏彝走廊等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反思，探讨了中国民族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及学科应用等问题，着重分析了藏彝走廊研究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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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学；藏彝走廊；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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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能够接受采访，我深感荣幸。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民族学家之一，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学者，亲身经历了和见证了这50余年民族学走过的风雨历程。您的治学经历和心得，是我们民族学界的一大财富。还望您不吝赐教，以之昭示后人。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成长环境常常是一个人选择自己事业的背景，所以，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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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1933年12月我出生在一个土家族的家庭。父亲李亨，四川省秀山县（现为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他幼年贫苦，勤奋好学，青年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边疆的侵略，清廷迫于压力，着力于康藏的经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赵尔丰就任川滇边务大臣，屯垦巴塘，委派吴嘉谟为关外学务局总办，在内地广揽人才，拟在川边兴学。父亲出于爱国热忱到关外学务局去当了一名“课员”，一面为学校的设置、教师的选择、教材的编写奔走，一面教学，在川边雪山农村、牧场之间辛勤工作达数年之久。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他们这批坚持川边兴学的人一共只剩下7人，都受到了清廷的表扬，吴丰培选编的《赵尔丰川边奏牍》中，就记载着父亲因此“以县丞归部选用”。当时，民主革命风潮已在全国风起云涌，父亲在巴塘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遍及全国，川边也宣布脱离清廷，父亲被推选为川边学务局代理总办。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政府委派父亲为昌都府第一任府知事。当年6月，尹昌衡任川边经略使兼西征军总司令，进驻康定。父亲来到康定，拟随西征军前往昌都。不久，民国政府废府设县，昌都亦改为县，因此他放弃了昌都之行。此后，父亲就长期在川边供职，担任过汉源县长以及另一些公职。抗战期间，他弃官到成都从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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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身土家山寨贫苦家庭，深知民间疾苦，加上长期在川边藏、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做事，深知当地民情。故他较少民族偏见，而为边区民众所接受。父亲酷爱读书，家中典籍充栋，尤以边区书籍为多。他还经常向我讲述秀山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在藏、彝地区的种种见闻。这些都为我后来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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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都是在成都度过的。1940年上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我就读于成都树德第三小学，从入学直到高小毕业都在这所学校度过。树德学校包括三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是川军将领孙德操先生创办的。学校管理很严格，教师都是经过优选的，所以学生以成绩优秀而著称。至今树德中学还作为重点中学而被保留。我小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成都虽属大后方，但经常有日机前来轰炸，学校也被迫疏散到城西郊外犀角河边，这自然给上学带来许多不便。我们经常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真是义愤填膺。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图存”和“抗日救亡”的道理。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便种上了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种子。同时，我们知道唯有读好书和学好知识，长大以后才能报效祖国。在这种气氛下，读书的风气也是相当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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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我进入成都协进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次年春转入省立成都中学继续学业，直至1949年夏毕业为止。省立成都中学也是当时成都的重点学校，学习风气很好，学生全部住校，晚上集体在课堂上自习，每晚都是12时熄灯，若是有人提前偷跑去睡觉，他将受到全班人的谴责甚至全班人会与之绝交，长此以往，学校便养成了自觉学习的良好风气。我对文史有特殊的喜好，可能与家中有很多这样的书有关，一个暑期我便读完了一部《资治通鉴》。而且，学校的民主氛围极浓，我在那里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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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我考入省立石室中学读高中。当时社会虽然动荡，但学校还能照办下去。石室中学同样是成都的重点中学，管理严格，很注重教学质量。它的校址即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建石室、办学塾的地方，其前身是清末成都府中学堂与民国初年成属联中。我进校不久，新中国成立了，次年初，成都也解放了。我在石室中学只读了一年高中。1950年秋，大家在欢庆解放之余，迎来了新中国的大学第一届招生。由于当时社会的变动，报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不多，因此学校号召非应届毕业生报考。我也报名应考，但毕竟还差两个年头的学习，自知水平不够，便利用整个暑期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刻苦补习了一些主要课程，终于在1950年秋考入成都华西大学，成为新中国首届大学生。由于用功过度，高考结束后，我竟大病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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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来，先生从事民族学研究不仅有家学渊源的引导，而且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良好的教育条件做基础。大学是研究人员的专业教育阶段，您读大学时，正是中国新、旧两种教育体制的过渡时期，这对您日后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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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正是这种过渡期的状态，使我形成了独特的专业知识结构。1950年秋，我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华西大学原名华西协和大学，是由英、美等国几个基督教会联办的一所综合大学，创立于191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接办了这所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华西大学，仍设有文、理、医、牙等四个学院和一些独立的系科。当时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社会学专业，另一个是民族学专业。我之所以选择民族学专业是因为对民族学感兴趣，希望在这个领域中求得我对民族问题的解答。这个专业是由老一辈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李安宅、冯汉骥、蒋旨昂、罗荣宗、于式玉等先生创立的，在全国颇有名气。同时，学校还有一所华西边疆研究所，与社会学系紧密配合，从事民族学、藏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在全国亦很有影响。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就从系、所中抽调了一批师生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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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体系在中国尚未建立，所以我们民族学专业的教学仍基本上沿袭西方的学术体系。当时西方的人类学体系包括四大部类的学科，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欧洲大陆叫民族学，在英国叫社会人类学，在美洲叫文化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与语言学。我们的专业课主要就是根据这四大部类而设置的。当时，只有教授一级的专家和个别副教授才有资格上堂授课，我们的专业课程都是由著名的学者讲授的。比如冯汉骥先生教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罗荣宗先生教体质人类学，闻宥先生教语言学，张世文先生教社会调查方法学。通过在华西大学两年的专业学习，我基本掌握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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