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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活动的一步步开展，乡土教材搜集与研究队伍日渐扩大。在此轮乡土教材的搜集和研究活动中，除了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国家民委科教司的支持和香港乐施会的资助，我们基层的乡土教材搜集和研究队伍日渐扩大。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组织了6期乡土教材搜集志愿者活动，活动涉及人数达300多人，从校内到校外，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有些志愿者多次参加我们的乡土教材收集活动。经过乡土教材收集和调查活动，他们都感觉收获颇大，对于乡土教材、对于自己的家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使得更多的官员、学者及一线教育工作者加入这个队伍，共同关注中国乡土教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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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不仅进行乡土教材的研究，也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乡土教材的开发，您能谈一下教材开发的基本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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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这样的，我们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分别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中学和甘肃肃南县皇城镇肃南二中做“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课题研究。我们编写的校本教材属于乡土教材的一部分，是在经济文化类型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个民族都在某种经济文化类型下生存，并依靠它来运转和生活。这些东西，维持了几千年，它是每个民族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生态、人与人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我们首先对这两个学校所在的区域做经济文化类型的分类，西双版纳属于热带雨林的稻作农业方式，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属于高原牧业的生产方式。在调查完经济文化类型后，我们就能知道什么知识在当地是最有用的，然后把这些知识拿过来，通过参与式的方法，跟老师互动，让老师和社会上的精英一起来编校本教材。此外，在编写内容方面，我们还注重考虑当地人的需求，比如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在西双版纳种植橡胶特别挣钱，很多家长希望学校教会孩子怎么割橡胶才能保证树木能够多割几年。当地的旅游业越来越兴旺，他们要搞好旅游开发，希望学校能教一些民族舞蹈、规范性的旅游知识等。我们就把这些内容编入校本课程中。过去，我们太无视地方性知识了。这些校本教材，初中学生学习完，回到家庭，对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很有帮助。在编写的原则上，我们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生计原则、生态原则和创新原则。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学生学到对生活有用的知识，让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回到家后起码能够糊口，帮助家庭改善经济；当然，为了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还要让当地孩子学会正确处理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保护好地方资源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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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具体开发出了哪些教材？教材实施中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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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从经济文化类型出发，在甘肃肃南县皇城镇肃南二中开发了供七年级至九年级学生使用的乡土教材，分别是《认识家乡》、《保护家乡》和《建设家乡》；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中学也开发了三册乡土教材，分别是《认识我们的家乡》、《保护我们的家乡》和《建设我们的家乡》。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编排，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本土知识掌握生活的技能，通过关注家乡的变化与发展、家乡的生态文化来树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理想。目前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这些教材，不过对内容进行了整合，共出版了两本，一本是《多元文化乡土教材——云南省勐罕镇中学校本教材》，一本是《多元文化乡土教材——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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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材的教学实施，我们在做这个课题前，就考虑到了现实的困难，学校主要是追求升学率。那么，要想落实这套校本课程，必须对旧的评估体制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跟当地教育局达成了协议，在我们的实验校里，实行课程评估体制的变革，同时争取评估老师的支持，大家都不去追求升学率，而是切切实实地处理好不能升学的大部分人和能够升学的少部分人的关系，处理好国家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关系，做到这些方面的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些，很难，因为那些教师都是国家课程培养出来的，让他们使用地方性知识，他们都觉得很吃力。我们在今年5月份有一个考察，就是对勐罕镇中学乡土教材教学实施情况进行的一个考察评估，也是对我们课题组成果的一个反馈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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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起来乡土教材要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教育功能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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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们国家的民族教育仍然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和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学一般只有不到10%的人能够升入大学，其他90%的学生最终要回到农村去。但是，他们又不认同祖辈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就成了一种“文化边缘人”。所以，作为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人员，我们会继续以有限之力来推动中国乡土教材的发展与建设，以实现教育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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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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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红娟（1975～ ），女，河南夏邑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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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滕星（1953～ ），男，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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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耕耘在客家研究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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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吴良生[1]答/罗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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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家研究目前在海内外正呈方兴未艾之势。罗勇教授是中国客家研究重镇——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的主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不但个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率领一批学术团队一起开拓了赣南客家研究这片领域，搭建起了一个在国内外客家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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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罗勇；客家研究；客家民间信仰；客家风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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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中国第一批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之一，请问您投入其中的机缘是什么？赣南师范学院的客家研究又是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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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地客家华人华侨纷纷回到中国探亲访友、寻根问祖和投资实业，由此引发了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的新一轮客家研究热潮。这股热潮由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开始，迅速波及其他客家地区乃至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初期的客家研究主要是追述客家源流，而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又在客家地区高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所以便较早感受到了这一热潮。在学习和查阅了有关资料后，我了解到，赣南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而此前很少有人关注过这一地域，其在客家研究中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为此我激动不已，觉得可以而且应该在这一领域做点有用的事。就这样，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了对客家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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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是组成一个客家研究课题组，向当时的江西省教委申请了一个客家研究课题，继而成立了客家研究室，组织人员到县、乡开展客家文化的调查研究和客家文史资料的搜集工作。在此基础上，1990年，我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浅谈开展赣南客家研究的意义》一文，揭开了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的序幕。1991年，学校将客家研究室扩展为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其研究人员除历史学科的教师外，还有中文、哲学、经济、音乐、美术、教育、英语、旅游等学科的教师。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是中国较早的客家研究实体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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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由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教授发起，华东师范大学主办，“首届客家学研讨暨客家联谊会”在上海举行，与会海内外学者近百人。赣南师范学院作为协办单位之一，派出5位研究者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表明赣南师范学院的客家研究开始步入国际客家学研究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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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赣南师范学院与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赣南客家文化研讨会”，参会论文达50余篇，会后由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编辑成《赣南客家研究专辑》，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上正式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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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国远东学院等单位发起，“国际客家学会”在香港成立，并举行了“第一届客家学国际研讨会”。我的论文《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入选参会。该文首次探讨了赣南客家与闽粤客家的关系问题，揭示了客家学鼻祖罗香林所忽视的“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这一历史事实，提出和论证了“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对赣南居民格局的形成乃至整个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获得了学术界的赞同，被收入由国际客家学会、香港中文大学、法国远东学院联合出版的《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并被多家刊物转载。随后，我又相继发表了《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分析》、《略论客家文化的形成及其多元因素》等文章，探讨了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摇篮地位以及客家文化构成因素的“一体多元”等重要问题，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与此同时，林晓平、钟俊昆、谢万陆、刘劲峰等人也陆续发表了多篇颇有见地和新意的文章，在客家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5年，谢万陆教授对几年来的客家研究进行了总结，撰写并出版了《客家学概论》一书，被台湾学者认为是赣南客家研究集大成之作。以上论文、论著，奠定了赣南师范学院客家学研究在海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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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是如何接触并进入人类学研究中的呢？在学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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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在南京大学学习的是历史专业。20世纪80年代，我到云南进修，了解过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但并未将其引入我的研究中，起初的客家研究成果采用的多是历史学视角和方法。1994年5月底，时为法国远东学院教授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博士来到赣州，与我、林晓平、刘劲峰等人商量在赣南地区开展“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课题的研究，由此开始了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与劳格文的长期国际合作研究。劳格文是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他主张把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与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客家传统社会的研究。这种方法的引进，使我个人和赣南师范学院的客家研究走上了一条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的新的学术道路。由此劳格文教授也成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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