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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我考入省立石室中学读高中。当时社会虽然动荡，但学校还能照办下去。石室中学同样是成都的重点中学，管理严格，很注重教学质量。它的校址即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建石室、办学塾的地方，其前身是清末成都府中学堂与民国初年成属联中。我进校不久，新中国成立了，次年初，成都也解放了。我在石室中学只读了一年高中。1950年秋，大家在欢庆解放之余，迎来了新中国的大学第一届招生。由于当时社会的变动，报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不多，因此学校号召非应届毕业生报考。我也报名应考，但毕竟还差两个年头的学习，自知水平不够，便利用整个暑期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刻苦补习了一些主要课程，终于在1950年秋考入成都华西大学，成为新中国首届大学生。由于用功过度，高考结束后，我竟大病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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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来，先生从事民族学研究不仅有家学渊源的引导，而且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良好的教育条件做基础。大学是研究人员的专业教育阶段，您读大学时，正是中国新、旧两种教育体制的过渡时期，这对您日后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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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正是这种过渡期的状态，使我形成了独特的专业知识结构。1950年秋，我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华西大学原名华西协和大学，是由英、美等国几个基督教会联办的一所综合大学，创立于191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接办了这所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华西大学，仍设有文、理、医、牙等四个学院和一些独立的系科。当时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社会学专业，另一个是民族学专业。我之所以选择民族学专业是因为对民族学感兴趣，希望在这个领域中求得我对民族问题的解答。这个专业是由老一辈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李安宅、冯汉骥、蒋旨昂、罗荣宗、于式玉等先生创立的，在全国颇有名气。同时，学校还有一所华西边疆研究所，与社会学系紧密配合，从事民族学、藏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在全国亦很有影响。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就从系、所中抽调了一批师生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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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体系在中国尚未建立，所以我们民族学专业的教学仍基本上沿袭西方的学术体系。当时西方的人类学体系包括四大部类的学科，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欧洲大陆叫民族学，在英国叫社会人类学，在美洲叫文化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与语言学。我们的专业课主要就是根据这四大部类而设置的。当时，只有教授一级的专家和个别副教授才有资格上堂授课，我们的专业课程都是由著名的学者讲授的。比如冯汉骥先生教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罗荣宗先生教体质人类学，闻宥先生教语言学，张世文先生教社会调查方法学。通过在华西大学两年的专业学习，我基本掌握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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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西大学这两年中，我还参加了两次民族学的实地考察。这两次考察都是根据当时的西南文教部的安排进行的。一次是1951年夏季，我们到川西北茂县专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羌族地区，一面进行调查研究，一面协助当地建立地方政权；另一次是1952年夏季，我们到川南乐山专区的峨边县小凉山彝族地区，开辟新区和进行调查研究。这两次考察使我初步接触到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实际，了解到不少现实的民族情况，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坚定了从事民族学专业工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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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改为医科大专院校，文、理各系并入四川大学。在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伪科学而被取消，民族学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被保留下来。华西大学民族学专业的师生被调整到川大历史系，成为其中一个专业，由赵卫邦先生负责。在川大期间，民族学受到苏维埃民族学派的改造与历史学的影响。当时由胡鉴民先生开的课就叫“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学通论”。此外，苏联民族学、中外通史、民族史和民族志的课程都加得很重。著名史学家徐中舒、蒙文通、缪铖等先生都亲自为我们授课。这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当时，学术界存在一种风气，搞历史学的看不起搞社会学的，认为他们只重现实调查，不通史籍；而搞社会学、民族学的也看不起搞历史学的，认为他们钻在故纸堆里，远离实际。我初入华西大学也受这种影响，入川大后接受了传统史学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增加了史学修养，乃知这是一种偏见。我在此后逐渐认识到，要做好学问，必须把民族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方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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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西南民族学院为了适应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在王维舟校长的关怀下开办了民族问题研究班，我被调入这个班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的研究班不像现在研究生班那样正规，但教学仍很注重质量，我们有像吴泽霖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做导师。在西南民院，我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并进一步学习了民族问题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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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多的学习时间里，我基本上掌握了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民族问题理论这四个方面的知识。这四个方面至今仍然是中国一级学科民族学的几大支柱。作为新中国第一届民族学专业的大学生，我的知识结构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是分不开的。我从在三所大学的学习中基本补齐了必备的学科基础，从而比较完整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实在也是一种机遇。不过，正如前人所说，“老师带入门，治学靠各人”，学习还得靠自己的刻苦与努力。回忆起来，大学期间我除了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认真学习上。大学期间我虽然只能学习一些基础知识，但事实证明，基础是否扎实，对个人后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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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您对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的认识极其深刻，这是否得益于您长期以来的实地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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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的学术生涯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实际上，在全国开展民族大调查之前，我就已经在民族地区工作一段时间了。1954年，我在西南民院民族问题研究班毕业后，被分派到当时的四川藏族自治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去筹建民族干部学校。学校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位于川西北藏区，也是羌族地区、嘉绒藏区和安多藏区的交界处，民族关系和社会形态都很复杂。在那里，除了负责教育科的行政工作外，我还负责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课程讲授，参与必要的社会调查工作。两年多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使我在民族理论方面的修养更加充实了。同时，我对藏、羌民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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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全国开始进行第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科学调查。此次调查的目的旨在弄清全国各主要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从而为民族工作服务。调查任务由彭真同志主持执行，办事机构最初设在全国人大民委，当时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8个调查组。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调我参加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也就在这时，中央民族学院招收第一届民族学的副博士（硕士）研究生。我还想进一步深造，心里有些犹豫，便写信给林耀华先生征求他的意见。我要再次感谢林先生，他回信给我说，希望我暂不要去读他的研究生，鼓励我全身心地投入民族大调查的实践中去，并说他也即将赴云南调查。我一直记得林先生信中有这样鼓励我的话：“你要是在调查中得到很好的锻炼，那不是现在读研究生的问题，而是今后你可以教研究生的问题。”这坚定了我去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决心，从而在此后造就了我这样一个民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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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的民族大调查工作造就了一批民族学家，您可否介绍一下自己的具体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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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1956年秋，我到四川民族调查组任调研员兼学术秘书。当时该组工作的重点是调查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奴隶制。我随夏康农先生领导的四川民族调查组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那时凉山民主改革尚未结束，一些不法奴隶主掀起了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社会很不安定，我们都配备了枪支等防身武器，与民改工作队集中住在一起，在乡下一边从事中心工作，一边进行民族调查。我先后在布拖、昭觉、美姑等腹心地区从事调查，也到过雷波、甘洛等边缘地区进行比较调查。那时在一个乡的调查时间一般是3个月左右。我们白天要协助做中心工作和从事民族调查，晚上要在煤油灯下将当天的调查材料整理成文，有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到远处去搜集必要的资料，工作和生活可说是相当艰苦。但我们从不以此为苦，反而以此为荣。1957年中央慰问团来到凉山，我又参加该团到更偏僻的地方去进行慰问和调研。1959年，组织又派我去云南民族调查组，从事彝族史的调研与编写工作。只有具备为革命、为科学的献身精神，才能使当时的工作得以坚持下来，这也是当时参加调查的大多数人的选择，并非只有我个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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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主持四川民族调查组羌族组工作的林乃燊先生因事回到北京大学，组织上调我去羌族组工作，于是我又转到阿坝州的羌族地区。羌族地区虽然是我曾工作过的地方，但那时任务毕竟不同，现在要编写好系统的《羌族简史简志合编》并非易事。我深知责任的重大与任务的艰辛，但要推辞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只有迎着困难上。我与羌族组的几位同志一道，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跑遍了羌族聚居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数县，进行了许多补充调查，然后进行细致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1962年9月，我写的《关于羌族历史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编写的《羌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也于1963年内部铅印出来。此书后来又经我们修订以《羌族简史》为名，于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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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四川民族调查组与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筹）进行合并，组成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相应地我也到了这个新建的机构。这时我本想继续进行彝、羌民族的专题研究，但事与愿违。新建的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当时接受了《四川省志·民族志》的编写任务，唯有其中的《藏族志》无人承担，组织又将这个任务分配给我，我只得从头做起藏族研究。研究藏族必须克服藏文和佛学两方面知识缺乏的困难。学习藏文非一日之功，但增加佛学方面的知识势在必行。因此，我又花了很大力气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我还要下乡去进行必要的民族学、民族史调查。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写出了有关书稿，后来也由有关方面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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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的经历，真正是拥有为社会服务的时代精神的学者的一个缩影。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非常的历史时期里，您的遭遇是怎样的呢？您有没有动摇过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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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研究工作均陷入停顿，我们一度被下放到米易县湾丘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那时，我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伐过木、盖过屋、犁过田、种过菜、养过猪、煮过饭，也拉过车，真是一个十足的劳动力。正常的民族调查与研究虽然干不成了，但我并未中断对本专业的自修和学习。米易地处民族杂居区，我利用节假日去做些调查访问。为此，我也曾受到过批判，但并未退缩，相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终会过去，坚持着“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信念，于是才能在1977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得以恢复和发展时，重操旧业，全面整理过去的著作，并进入理论上的升华。后来我大量的科研成果得以发表和出版，证明在这十年中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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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的民族学是一个外来学科，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又经历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研究时期，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近年来，关于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各种主张很多，您的大作《民族学》一书对建立民族学学科体系提出了重要意见，也是一些大专院校的教材或重要参考书。您认为，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特点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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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但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近百年来由西方传入的，这自然有“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1949年以前我国主要引进西方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1949年以后又学习苏维埃民族学派。无论是西方的还是苏联的民族学，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各有长处，也各有局限。民族学的中国化必须建立自身的科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具备谈这一问题的条件，自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建立以来，这一问题便日益突出。我是积极主张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的，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后又将我在1980～1981年在四川大学的讲稿整理编成《民族学》一书出版，提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体系应有本体学科与边缘学科之分。其本体学科应包括民族学理论、中国民族志、世界民族志、应用民族学、历史民族学、民族学史、民族学调查方法以及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研究等几个部分，其边缘学科应包括与相关兄弟学科交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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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确，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研究民族地区，民族学的边缘学科如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民族法学的发展都很快。但是，应用民族学的本体理论来研究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仍然是民族学的主流。下面，我想就几个具体问题请教一下，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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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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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彝族的研究。彝族是一个支系很复杂、社会形态多样、政治制度地区差异明显的民族。由您总纂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既为凉山彝区的民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又为奴隶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被邓力群同志称为“科学大厦的奠基石”。您在研究中有何心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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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对彝族的研究着重在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与彝族历史的研究两个方面。众所周知，位于川滇边境的大小凉山彝区是至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上保留得最完整的奴隶制地区。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凉山彝区的民主改革是以该地存在的奴隶制为前提进行的，但学术界对凉山彝族的社会性质长期有着奴隶制、封建制或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等几种看法。我从凉山民主改革前存在的等级结构、土地所有制形态、家支制度与冤家械斗、家庭与婚姻形态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写了一系列论文，论述其社会性质应属奴隶社会。同时，我指出凉山彝族奴隶制既具有古代古典奴隶制的特点，又具有古代东方奴隶制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完全与这两者相同，而是一个特定的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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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文明的民族，其历史值得进一步研究。现在，我很欣慰地看到，彝族研究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大批彝族研究学者正在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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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藏族的研究。我注意到您对藏族的研究历来是历史与现实并重，尤其是对康区的研究，成为中央“稳藏必先安康”思想的理论基础。能告诉我您选择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道路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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