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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从社会化发展的具体方面看，两类青少年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在性格及行为特征上，“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的明显缺点，此外还有“动手能力差”和“责任性差”等不足之处。二是在生活自理能力上，10岁左右是两类孩子差别最大的时期，低年龄时两类孩子在这方面的差别不大，到高年龄时独生子女的生活自理智力比非独生子女低。三是在社会交往方面，独生子女的能力更强，发展得比同龄非独生子女更好。四是在未来的职业期望上，独生子女希望从事知识类型的职业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希望从事有一定危险性职业的比例则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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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您所进行的这几次大规模调查研究都是围绕城市独生子女展开的，这主要是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呢？另外，您在上面的回答中提到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这样一个概念，您是如何界定这个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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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两个问题都与中国独生子女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有关。我们在研究和探讨独生子女问题时，需要对独生子女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正是这种规模和分布构成了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客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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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正式的独生子女人口统计数据，学术界对独生子女人口的确切规模也存在争议。我查到的国家计划生育部门统计的数字，1979年全国第一次有正式的独生子女人数统计，当时的人数为610万人。到了10年之后的1988年，独生子女人数达到3415万人。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计生部门统计的独生子女人数指的是所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但是这一统计数字到了1993年以后，就不太可靠了。因为国家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中对年龄超过14岁的独生子女就不再进行统计，因而1993年以后所公布的独生子女领证人数是已经去掉了年龄超过14岁的独生子女后的人数。正因为如此，到了2002年，公布的领证人数只有5600万人左右。我在2006年曾经进行过推算，认为当时中国的独生子女人数大约在8300万～9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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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生子女总人数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分城乡的独生子女人数问题。一方面，中国城乡两类社区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差别相当大，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在城乡社区中的执行情况也存在巨大的差别。因而，按城乡的独生子女统计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分。可惜的是，这种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停止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相关统计数据中进行有限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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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8年时，城、乡两部分独生子女的比例就由1979年时的30%和70%，变为70%和30%。根据1988年以来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和农村中实施的不同情况，我估计目前两者的比例可能会按这个趋势进一步变化。虽然整体上农村人口的比例较大，但由于农村独生子女领证率远远低于城市，全部独生子女中农村独生子女所占的比例增加不会很大，而城市中独生子女的领证率基本上保持在90%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估计目前城乡独生子女的比例可能会在原来70%与30%的基础上朝着城市比重进一步扩大、农村比例进一步缩小的方向发展。按照2006年我对中国独生子女人口总数的推算，在8300万～9000万独生子女中，大约有7000多万为城市独生子女，1300万为农村独生子女。因此，可以说，城市独生子女问题及其研究是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及其研究的主体，这也是我选择城市独生子女作为调查对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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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答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何界定。我认为独生子女人口的批次或年龄层是一个重要的划分标准。因为人们在探讨中国独生子女的时候，往往是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但实际上他们内部存在不同的批次和年龄层。考虑到1979年国家第一次正式统计的独生子女中不仅有1979年当年出生的人口，还有大量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主要是1975年以后）的人口，所以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将出生在1976年至1985年之间的独生子女界定为第一代独生子女。这里的“代”并不是人口学意义上“人口再生产”中的“代”，而主要指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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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代际划分呢？或者说，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后来的独生子女相比是否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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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确，第一代独生子女与之后的独生子女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时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几乎完全同步。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真正与中国改革开放一同成长的一代人。第二，他们是在中国没有“政策性独生子女”的大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第一代“政策性独生子女”。第三，第一代独生子女是当时同龄儿童中的一小部分人，是同龄人中的特殊者；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独生子女出现时，独生子女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他们在比重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非独生子女。此时的独生子女们不再是特殊者，反倒是那些为数较少的非独生子女成了稀有者和特殊者。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差异，使得发生在独生子女身上的一切问题，首先是发生在第一代独生子女身上；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也首先是由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面临。可以说，第一代独生子女以及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是在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中最先“吃螃蟹”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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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独生子女划分为不同的代际，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第二代及之后各代独生子女出生时整个社会大的环境和社会心理已经与政策实施之初有了较大的不同，特别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我们知道，与西方国家中人们相对自愿、主动地选择只生一个孩子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中人们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相对被动一些。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调查结果表明，愿意只生一个孩子的比例基本上在25%以下。它实际上表明，尽管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广泛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人们在较短时间里普遍接受新的生育政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的生育意愿来看，这种基础并没有达到使人们普遍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水平。换句话说，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与他们所面临的生育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教育与发展的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产生的特定原因本身就蕴含一种对他们今后教育与发展的潜在影响。而到第二代、第三代独生子女出生时，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同样是上海等城市的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年轻父母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这种由父母生育意愿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形成第一代独生子女与之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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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按照您的划分，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应该介于26岁至35岁之间，大多数人已经步入了社会，那么他们在社会适应性上是否表现出了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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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正如你所言，第一代独生子女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步入了社会，我对他们的职业适应以及社会适应状况也十分关注，因为这种转变不仅是他们从未成年向成年转变，也是从受教育者向生产者、劳动者转变，从出生家庭向定位家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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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职业适应情况。对于刚刚踏上社会、作为独立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产过程中的青年来说，对工作、职业的适应无疑是首先要面临的任务。我曾经在2002年对湖北4个城市（武汉、黄石、荆州和仙桃）600名在职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普遍较好，独生子女青年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青年的适应状况没有显著的差别。与青年职业适应状况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青年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青年与同事间关系的好坏、青年文化程度的高低以及部分职业类型的性质，与是否独生子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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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研究依据的只是湖北地区的样本，职业适应也只是青年社会适应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全面回答第一代独生子女是否适应社会的问题，所以，我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所处地区、类型和规模的不同一共选择了12个城市（上海、北京、重庆、南京、长春、兰州、厦门、新乡、桂林、金华、鄂州、安顺），对1786名青年进行了社会适应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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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的调查结果来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适应、恋爱婚姻适应及心理适应这三个方面完全没有差别。在职业适应方面，刚刚成年就参加工作、非常年轻的独生子女，可能会表现出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不同，但这主要是工龄较短所导致的。在独立生活适应方面，独生子女的适应状况则因婚姻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未婚独生子女的生活适应状况明显不及未婚非独生子女，而已婚独生子女的生活适应状况与已婚非独生子女完全没有差别。从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独生子女总的社会适应状况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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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面我们分别谈到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儿童期、青春期与成年初期的一些主要特征与表现，似乎所有的结论都表明他们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并无显著差异。对此，您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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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独生子女的特点以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的差异问题，也是独生子女在中国社会出现以来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独生子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中，一半以上涉及独生子女的特点、独生子女的教育，特别是涉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问题。形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迫切希望了解独生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是否与传统的多子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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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有没有差异？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总体上而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不存在显著差异。但要注意的是，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特征的整体概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年龄和社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我自己做的几项调查研究来看，似乎更趋向于这样一种结果，即在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3～10岁），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不同之处较多；而在学龄中期和青年初期（11～18岁），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不同之处也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年龄越小，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越大，不同之处越多；随着年龄的增大，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不同之处越来越少。尤其是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几乎完全消失。而在城市和农村这两种不同的社区中，则呈现“农村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比城市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更大”这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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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结果，我提出了“消磨—趋同”理论和“变异关键年龄”理论，这两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独生子女社会化过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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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消磨—趋同”，指的是两类儿童在幼年时期所存在的一些明显差异会随着他们后期所处的社会化环境的变化及其年龄的成长而逐渐变小甚至消失。在基本社会化的末期，二者的发展状况趋于一致。社会化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称作“环境消磨”，年龄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则可以称作“时间消磨”。“变异关键年龄”指的是，在某些特定的年龄上，独生子女社会化的某些方面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突发性特点，他们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别也特别突出。从分析结果中我们看到，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化发展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阶梯式的。或许10岁左右正是一个人从儿童到少年的转折点，是儿童在生活技能学习和培养上最不稳定、变化最大的时期，而此时两类家长在培养和教育孩子的心态、方法以及评价孩子的标准等方面差别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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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没有兄弟姐妹这种特定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对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力更强、好朋友更多、合群性更好、孤独感更少。在研究所测量的各种指标上，凡是有显著差别的，都是独生子女强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论与常识以及现有的一些研究结果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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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常识中对独生子女交往能力弱、合群性差的认识主要来自对幼儿和低龄儿童行为的考察与分析。在幼儿时期，独生子女的交往实践机会自然少于非独生子女。然而，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开始将信任和依赖的对象从成人（父母和教师）转向自身和同龄群体。他们交往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地是同龄伙伴。这种同龄群体中的交往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由于缺少兄弟姐妹，独生子女“被迫”更多地与同学和同龄伙伴往来。而且由于家庭这一具有首属关系的“我群体”中的交往规则不同于家庭之外众多具有次属关系的“他群体”中的交往规则，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表现相对强于同龄非独生子女。因此，我们可以用“社会交往补偿”的理论来对这一研究发现进行解释和概括。这一理论解释的含义是：客观条件的不足和欠缺使得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方面学到了更多，也得到了更大的锻炼，能力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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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您的调查数据以及您所提出的“消磨—趋同”、“变异关键年龄”和“社会交往补偿”等理论解释，我们可以得知其实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为什么社会舆论会对独生子女存在一种负面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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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来自学术界的成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之相反，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对独生子女是存在偏见的。我们曾经于2007年3月和2008年5月在新浪“爱问”搜索系统中，对1998年7月10日到2008年5月12日期间以“独生子女”为关键词的新闻进行了搜索。实际搜索到且确实对独生子女（群体、家庭）进行描述报道、议论、评价的新闻一共有586条，以此为样本所进行的内容分析显示：国内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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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对转载最多的15篇负面评价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它们所表述的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集中在五个方面：①婚姻不稳定，离婚比例高；②不能吃苦，就业不受欢迎；③不做家务不做饭，总是到父母家蹭饭；④不会养育子女，对孩子只生不养；⑤性格缺陷多。针对这些负面形象的报道内容，我也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和具体调查结果对其中的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证实大众传媒关于独生子女离婚比例高、性格不好、常去父母家蹭饭、对孩子只生不养等方面的评价和描述，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结果并不支持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的负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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