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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探讨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我们2008年在全国5个城市对1005名准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发现，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相比，中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明显不同，其以核心家庭为主，然后是空巢家庭，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所占比例都不高。统计结果还表明，子女在读、就业和待业状况与独生子女父母家庭结构的关系不明显，而子女的婚姻状况与他们的家庭结构密切相关。婚后，大约有50%的人离开父母家庭，导致父母家庭结构成为空巢家庭的比例接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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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子女角度和从父母家庭角度所进行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但是排除调查的城市类型不同和调查的对象不同之后，我们仍可以得知目前已有相当大一部分独生子女父母进入了空巢期，面临养老问题。我们2008年在全国5个城市对1005名准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发现，总体上，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所具有的养老心态和养老认识是积极的、乐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面临养老，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们已经开始了从“依赖养老”向“独立养老”观念的转变过程，尽管这种转变过程中可能包含由客观条件的限制所造成的某种无奈或者无意识，但这种转变的结果无疑会对他们的老年生活预期和老年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这一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在未来中国城市社会中，当家庭养老以及社区养老的方式不能完全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养老生活，特别是不能满足特定老年人群体养老需求的情况下，机构养老或许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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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提及的调查都是针对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展开的调查，并未揭示目前已成年的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是怎样居住的。我在2008年对江苏和四川两省四县810户农村家庭中的529位青年进行了调查，发现与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小家居住不同的是，有2/3左右的成年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真正影响他们居住方式的因素不是独生子女身份或性别，而是其婚姻状况，尤其是农村已婚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高于同龄的农村已婚非独生子女。这一研究结果实际上是目前中国城乡两种具有巨大差异的养老模式的外在表现，提醒我们要明确区分城乡两类家庭养老问题所具有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要依据子女与父母居住方式的不同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的养老政策和养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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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通过二十几年来对独生子女的研究，您认为目前对独生子女研究的方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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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要限定“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因为中国独生子女问题既有与国外独生子女问题相似的一面，更有与国外独生子女问题不同的一面。总的来说，我认为独生子女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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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明确界定中国独生子女的含义和独生子女问题的多重属性。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特定政策含义的概念，研究者在讨论独生子女的相关问题时，应将政策条件下产生的大规模的独生子女与政策实施以前自然形成的非常小规模的独生子女区别开来。所以，我们说的独生子女应该限定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所产生的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人口”。这一界定意味着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换句话说，从独生子女作为一类特殊的人口来到中国社会的时候起，就在接受社会对其所施加的各种影响的同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规范、社会价值观念等）产生影响。正是独生子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联，导致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及其相关现象成为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内容复杂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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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从多学科角度开展独生子女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主要是指对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要从独生子女自身的层面、独生子女家庭的层面、独生子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层面展开，各个层面所涉及的内容既要兼顾到独生子女人口的各种客观现实及相关现象，又要紧密结合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教育学、青年学、社会保障学等多种学科的学术视野。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学科视野与现实问题结合的框架，既从宏观上探讨独生子女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探讨独生子女人口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从微观上探讨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独生子女的教育、独生子女社会化过程、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变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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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加强系统的、规范的经验研究。一方面，我们要避免一般化的、个别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对现象的单纯描述，要注重对现象间关系的深入探讨。目前，经验性研究在方法上还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设计的简单化、资料分析的表面化、数据表达的百分比化；抽样不科学，忽视样本与总体间的推论条件；缺乏对结果的统计检验；有相当多的结果是在对象选择、样本抽取、概念操作化、变量测量、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方面存在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样本的规模过小且非随机的抽取方式，加上过于简单且常常缺乏检验的统计分析，很容易使所得到的结论存在某种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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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解读具体调查结果时需要特别关注城乡背景和婚姻状况这两个重要变量。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一概念既包含城市独生子女，也包含农村独生子女。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城市独生子女与农村独生子女在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社区文化等方面相差很大，所以在讨论与第一代独生子女相关的问题时，最好对城、乡独生子女进行分别讨论。如果要全面反映城、乡两类独生子女在内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整体的情形，就要有符合总体城、乡独生子女比例分布的随机样本。否则，调查结果就会形成很大的偏差。同时，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婚姻对独生子女的意义重大。结婚作为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事件，会成为独生子女继续社会化路途中一个重要的加油站。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只有当独生子女结婚后，父母才会形成相对稳定、相对长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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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需要注意不同调查结果比较的前提。对同一现象的研究所产生的多个不同的结果，往往会成为研究者进行比较的对象。一般来说，无论是结果之间的一致性，还是结果之间的差异性，都有助于研究者发现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规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调查结果进行这种比较时，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不同研究中的调查对象和样本之间要具有可比性。如果缺乏这种前提，不同结果之间的比较不仅不利于研究者发现一般规律，相反还会对其产生误导。尤其是在对已婚独生子女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时，还要注意区分不同类型的青年夫妇，如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和非独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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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您的回答，我最后还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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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米尔斯曾经说过，“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两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在看待独生子女现象时，我们也需要这种被称作“社会学想象力”的眼光和视角。二十几年来，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和发展起来了。应该看到，他们身上始终带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特定教育思想、特定价值观念所留下的烙印。许多研究所得出的两类人在发展状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别的结论，对于人们从总体上正确认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目前许多被认为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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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一种正确的认识方式是将独生子女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只有把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的各种现象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社会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何以成为今天的他们。我们对这一代独生子女进行评价的时候，既不能用过去的标准去衡量、要求、评价，也很难用过去的经验去预测——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成长之路，他们是特定的社会历史造就的一代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客观、真实地记录下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成长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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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您接受访谈。您的介绍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独生子女的成长足迹，更展示了您对社会变迁中的这一代人的人文关怀。期待您取得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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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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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小璐（1979～ ），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博士。江苏南京，邮编：21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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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笑天（1954～ ），湖北武汉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邮编：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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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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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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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秦红增[1]答/何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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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的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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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志；海外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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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何教授您好，多谢您能接受我们学报的约稿和访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1995年以来，围绕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形成了“封面学者”、“专题研究”等特色栏目。或许正是得益于此，我们的刊物和“人类学”研究栏目入选了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在此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关爱我们学报的学人表示真诚的感谢。2010年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合作，推出了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大师的纪念文章和图片。前一阵我与丁宏教授见面时谈到，今后若是还有类似的任务，我们学报都无条件地支持，以更好地让后辈领略到学术先贤们的学术智慧。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在国内外都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学术传承持久而深厚，学术氛围热烈而融洽，学术创新敏锐而独到，学术名家辈出。不知云南大学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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