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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确，学术传承更重要的是精神，但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于同学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先找到较为体面的工作。不知何院长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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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师生都不能不面对的事实。老师能做的只有通过提高学生素质来增强就业竞争能力，而提高学生素质的途径，无非是让学生打牢专业基础、拓宽知识面、培养社会能力。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要调整与改善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实践训练、教师水平、学习环境等各个教育教学环节；对于学生来说，则要主动学习、创新学习，既要注重理论知识学习，也要注重技能学习、社会学习、实践学习。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近年来在学生培养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主要有调整课程结构、强化田野调查、增加技能训练、严格论文要求、细化培养环节、为本科生配备指导教师等。我认为，田野调查是培养民族学、人类学学生的关键环节或者说是“抓手”。从学生的专业训练角度来看，田野调查不仅能检验学生对理论方法的掌握程度，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对理论方法学习的动力，正所谓“用然后知不足”；从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角度来看，田野调查可迫使学生比较深入地接触社会，与不同群体打交道，进而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沟通能力。我们除了把田野调查实习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要求学位论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还连续三年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为来自全国乃至国外的学生创造共同学习、共同调查、共同生活的机会。此外，我们还增加了影像拍摄基础和影视人类学课程，让学生掌握一门实用性技术，以拓宽就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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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题提出好些年了，日本学术界称之为“家乡人类学”［参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韩敏的文章］，不知何老师对此有何理解？还有一个问题，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掌控，中国人类学要想有自己的地位，就需要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何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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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作为倡导文化相对观，以人类多样性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人类学的本土化比其他学科更为迫切且必要。反思人类学对貌似客观的“经典人类学”发起批判，指出对异文化的客观解释纯属不可能实现的“虚构”，人类学的文化背景、学术思想、意识形态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民族志作品。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撰写与作家的小说创作一样，都是在写自己的小说。尽管反思人类学的主张存在偏激之处，但其所揭示出的人类学家的主体性对其研究的深刻影响值得人们警醒。由此，只用由西方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所创造的学术范式去审视与解释多样性的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必然会部分地遮蔽人类文化的多种价值和深层意义。人类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需要有“蓝眼睛”、“黑眼睛”以及更为多样的“眼睛”去发现与阐释。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明之一，中国文化具有特有的思想智慧、价值体系、学术范式和表述系统，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有义务也有责任用中国文化的理念和模式审视与发现人类社会丰富的多样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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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但至今仍然只有口号没有行动，只有“啦啦队”没有“运动员”，而且“啦啦队”喊的口号还是“NBA式”的。我想，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先天不足，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缺乏像费孝通、林耀华那样学贯中西的大家，也缺乏像方国瑜先生那样国学素养深厚的大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教育体制中断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训练，培养出来的学者大都根基浅薄；二是后天不足，即前面说的学风浮躁，学者没有学术地位时忙于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晋升职称，有些声望时又忙于当评委、抢头衔、立山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最迫切的是从口号转向实践，不必匆忙提出什么预期，短期内也不可能见到多大成效。扎扎实实做田野调查，平心静气想问题，“自出机杼”写文章，是当下我们能够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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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科的应用性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近些年来，人类学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云南的民族旅游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我想这与云南大学民族学的研究密切相关。您能在这方面谈一些经验和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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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作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学术研究或者学科当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开展应用性研究是学者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我认为，对于学术或学科应用性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应用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直接应用，比如学者为政府或企业提供实施方案；有的是间接应用，比如学者提出某种有益于社会实践的思想观点或阐发一种文化的价值；有的是支持应用，如论证某一实施方案的可行性；有的是批评应用，如批评某种观念或行为……云南大学在推动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同学科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近年来，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应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或系统阐释某个群体、某个区域的独特文化，为文化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以及民族文化开发提供基础和依据，如我们编辑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图像》丛书被遴选为“农家书屋”书目配送到基层文化站。二是直接参与、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实践，如在10个调查研究基地实施的“民族文化进课堂”项目，与学校合作开设民族文化课程，请村民每周教授学生一次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如民间传说、传统工艺品、歌舞以及日常生活技能；再如“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在少数民族农村建设生态博物馆，展示当地民族文化。三是营造民族团结的舆论环境，通过演讲、大众媒体、论著等，宣传云南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经验。四是通过口头或咨询报告等书面文本向各级党委、政府报告妨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因素，提出改进措施，如在拉萨“3·14”事件之前我们对迪庆藏族自治州领导的口头通报对云南藏区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如，有关云南藏区的跨国流动、中越战争难民问题以及改善边疆地区管理机制等咨询报告被有关部门采纳。五是接受政府或企业的委托，研究与设计文化建设和民族团结示范区等方面的项目，如承担国家重点工程大丽高速公路的文化建设及其与周边社区的互动项目、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设计、昆明市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规划等。六是通过社会文化批评，发现与批判民族地区建设和民族文化开发中的不当行为，如对民族村寨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漠视当地村民意愿及其文化和经济诉求的批判，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产业开发而破坏文化生态的批判，等等。总之，我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必须坚持社会良知和学术伦理原则，表达当地村民的诉求、增进弱势群体和边远地区的福祉、维护文化持有者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的利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绝对不能屈从于权力或被利益赎买而放弃道德底线。特别要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是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应用性的重要实现途径，应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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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年来，人类的灾难不断，如遭受地震、核辐射、局部战争、饥饿、贫困、不平等、艾滋病等，全球化在让人类享受到往来便捷的同时，把灾难也呈现了出来。我记得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曾说过，人类必将进入核时代，如果不注意的话，将会毁灭在自己手里。学术界也在热议全球化与地方化、文化的同质性与多样性等问题。您对未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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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全球化正在迅速向世界各个角落和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扩散，对个人生活和自我认同、群体的文化、国家治理以及世界秩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既有正面的，如人们生活的丰富，交通通信的快捷，信息传递与分享的便利，更为自由的流动，等等，也存在负面的，如造成了一系列的贫困、健康、环境、局部战争等人为灾难。全球化尚处于方兴未艾的过程之中，并以充满对立因素的矛盾方式运行，我们现在无法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但它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人类学、民族学来说，全球化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跨国移民、日趋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网络人类学、灾难人类学、利用信息技术在家工作群体等；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论题，如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全球化对不同族群或区域影响的差异性和不同族群或区域对全球化的不同应对方式，精英人物策划的族群主义运动，由不同文化源要素所组成的“混血式文化”或“碎片化文化”，生活风险和风险社会，等等。同时，全球化还对人类学、民族学的文化整体观和以单一小型社区为研究单元等提出挑战，全球体系的视野、文化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观念、多点民族志方法等应运而生。近年来我们组织开展的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跨国移民、认同、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建构、跨国族群主义传播、边疆治理以及多点民族志等研究，就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选择。我认为，全球化之所以给人类带来灾难，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就是利润至上观念的全球化，而在中国最集中的表现就是GDP主义。未来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应该用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它进行批判，讨论人生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是幸福、利润至上和GDP主义的后果等，比如对那些富裕但并不幸福群体、生存资源有限却生活幸福的群体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对灾难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等的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思考，只有一点零星感悟，说出来请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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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非常感谢何教授，请您方便的时候去我们学校讲学、指导，也请您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学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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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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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红增（1967～ ），陕西合阳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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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明（1959～ ），浙江义乌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主要研究方向：西南民族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云南昆明，邮编：6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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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教育人类学的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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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海路[1]答/袁同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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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同凯以瑶族支系土瑶学校教育研究为起点，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进行了剖析，指出教育的公平对于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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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教育公平；文化；教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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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袁教授，基于土瑶儿童的学校教育，您近些年来持续、深入而系统地关注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与公正等社会和谐及民族发展等问题，发表了不少有关教育人类学方面的论著，先请您谈谈您的人生与学术经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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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不过我是个记不住“过去”的人，孩提时代的记忆大都已随时间的流逝而飘散，留下的不多，而且大都已模糊不清。不过，偶尔也能记忆起一些。听我父亲讲，战乱时期他从中原跑到中国版图最北端的一个名叫喇嘛昭（后改为汗德尕特）的地方，我就出生在那里。据父母讲，我三个月大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乡里的赤脚医生告诉我母亲：“这孩子恐怕是不行了，你还是抱回去吧！”其实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腹泻，连续拉了三天。到家后，母亲把我包裹好，放在床上，一天后我居然奇迹般地好了。我五岁时家又搬到额尔齐斯河畔的一个牧业小队，隶属于汗德尕特乡。我模糊地记得我们乘坐一辆马车走了好几天才到。那是一个很小的聚落，好像只有十几户人家，只有一户是汉族，其余的都是哈萨克族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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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额尔齐斯河畔生活了两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家又搬迁到了一个距汗德尕特乡16里地的汉族村落。但我们家当时没有住在村子里，而是住在一个叫雀儿海的地方，距村落有四里地左右。那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屋前有一条小河，屋后是不太高的山丘。从雀儿海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耸立在天边的皑皑雪山。那时的我，时常会望着云朵下面的雪山发呆，脑海中会闪现出许多古怪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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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界的向往，对同类群体的渴求，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应该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一种本能特性。正是这种本能特性，促使我们的远祖不断迁徙、不断拓展领地，以寻求新的生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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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雀儿海住了一年后，父母意识到八岁的我该上学了，可是，我们所在的村落中虽然有几户汉族人家，却还没有设立汉族小学。当时，村里只有一所哈萨克族小学，开设一、二年级的课程。我父母便把我送进了那所哈萨克族小学，我是班里唯一的汉族学生。早上走四里路到学校，中午留在老师家吃饭，下午上完课后便匆匆往家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我还隐约记得，唯一的教室，没有屋顶，没有窗户，也没有课桌和板凳。学生们从自己家里带来小凳，把书本放在膝盖上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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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唯一的女老师是本村人，很年轻，也就二十来岁，好像是叫乃兹古丽。她是我记忆里老师的最初形象：年轻漂亮、温柔体贴、平易近人。她对我特别好，总是鼓励我、关照我，主动留我在她家吃中午饭。可以说，我是班里特别受宠的学生。那时间，我成天与哈萨克族孩子混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嬉戏，一起打闹，讲得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单从语言上，已经难以分辨出我是一个汉族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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