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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来看，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处于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长时期以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社会历史、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大都处于边缘境地，像土瑶之类的弱势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学校，发展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客观地讲，六十年多来，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东南沿海比较发达地区的学校教育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遭受着事实上的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造成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很多，有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制度的，等等。从这些年来有关教育公平的研究来看，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宏观层面讨论了造成少数民族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所谓教育起点平等是指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或者说入学机会的均等，是一种最低、最起码的公平诉求，是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和机会。著名教育专家杨东平先生曾指出，保障“起点的平等”，最重要的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保障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由于经济和自然环境所限，部分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儿童至今还不能完全享受到这一基本的权利和机会。由于经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布点过于分散，而且规模太小，大多数教学点只开设一、二年级的课程。读完一、二年级之后，大部分学生都面临继续读书的问题，由于中心完小少且路途远、学生年龄小、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家庭经济困难、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态度与期望等主观与客观原因的影响，绝大多数家长放弃继续供子女读书。如我所调查的土瑶村落全部位于高山峻岭之中，相当分散，村落与村落之间，近的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崎岖山路，远的则要六七个小时。也就是说，那些需要到中心完小去读书的小学生，往返至少要走四个小时的陡峭山路。山区气候无常，尤其是春季，山洪和泥石流随时都威胁着学生们的生命。实际上这个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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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谈的是教育的起点公平问题。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率上实现了大幅度提高，基本解决了“上学难”的问题，但“学得好”、“用得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适应能力差，学习成绩普遍很低。您怎样看待少数民族教育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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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从总体上看，这些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等实际国情，中国的教育公平尚存在显著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依然困扰着目前中国教育事业的和谐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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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而言，目前首要的任务应该是促进入学机会和教育过程的公平，尤其是后者。近些年来，政府在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入学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比较可喜的成绩。但是，入学之后，他们学得怎么样，他们所学的知识是否能够促进、改善或提高他们未来的生活水平或质量，却是值得讨论的。如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许多学校历史教材的编写完全是为了迎合强势群体的兴趣和利益，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是以牺牲他们的母语和文化为代价的。此外，教师通常会忽略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方式而以主流群体儿童的学识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因此，这些弱势群体儿童往往难以享受到真正的公正或公平待遇。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像土瑶之类的少数民族儿童还难以享受到我们所期望的公平的教育过程。对此，我在《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的教育民族志研究》里有详细的论述，在此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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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教育结果的公平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要求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族群的儿童、不同的个体获同样的教育结果或绝对的教育结果公平，使每个学生都取得同样的学业成就，事实上只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美好理想而已。教育结果公平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因为教育结果公平的实现不仅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会受到群体或个体天赋、性格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如果能给每一个儿童平等的机会，使其能受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使其得以健康成长，最大限度地取得应有的学业成就，可以说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结果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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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教育是中国教育公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社会的背景下，提倡少数民族教育公平有哪些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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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中国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除历史的原因和少数民族自身所固有的价值观念、态度、传统文化等因素外，最主要的问题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师资短缺、教师素质普遍低下、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我们知道，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主要是经济公平与政治公平）的起点和基础。我们也很清楚，只有通过学校教育，特别是通过公平的学校教育，才能够全面地提升少数民族特别是像土瑶之类生活在偏远山区少数民族的群体素质和生产能力，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融入主流社会，参与和分享改革成果，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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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与社会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尤为重要，特别是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对经济的作用更为突出。没有教育为先导，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持，也就不可能有持续而有效的发展。可以说，发展学校教育是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我们常说的“治贫先治愚”和“穷根子在教育”，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实现和扩大教育公平，关注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是缩小当下贫富差别、促进共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能否接受到正规学校教育，接受什么样的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公平可以为少数民族群体提供一个公平发展的平台，保障他们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使他们有可能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目前所处的边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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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在您看来，怎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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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教育公平的实现与多种内外因素密切相关，如教育资源配置（包括财力、物力、人力等）、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社区与家庭背景、不同群体与阶层对于学校教育的态度、教育期望、个体的经历与能力、语言文化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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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教育发展起点较低、学校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这一现状，国家和政府作为教育决策的主体，应该以公平性作为教育政策选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教育公平的理念贯穿于整个教育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在教育资源配置上，要针对现实情况，采取特殊的倾斜政策，优先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问题。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要特别关注教育过程公平问题，尽可能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接受到适合其自身发展的教育，使他们的身心和智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为此，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矫正历史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减少不同地域、城乡、性别、族群以及学校之间的差距，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的建设，改善少数民族学校的办学条件，逐步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过程公平，使少数民族群体真正有机会与主流群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享受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公平不仅要求公平地分配公共教育资源，还要求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适当地向土瑶之类的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倾斜，使他们享有比主流群体更多、更优惠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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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学者，您在研究中特别关注少数民族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不仅透过现象揭示了问题的根源，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路线和策略，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对教育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良知和责任心。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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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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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路（1975～ ），回族，四川隆昌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博士后。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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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同凯（1963～ ），人类学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天津，邮编：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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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一生致力于边疆跨国民族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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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罗柳宁 罗家珩[1]答/马曼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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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曼丽在学术上专注于国家统一、边疆安全和跨国而居的边疆聚居少数民族等现实问题研究，最早提出了“和平跨居”理论。现代跨国民族已经成为民族生态现象，是一种自然发展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研究跨国民族及其相关问题。无论什么民族、什么制度的国家、什么文化，最终都应追求“人的最大发展”、“人类的发展”以及“全球的和平发展”。当然这还会经过很多曲折。但毕竟，以和平、民主为主流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在矛盾冲突中寻求和谐发展的时代。所以，只有大家“殊途同归”，都为追求“人的最大发展”而共同努力，世界各民族才能达到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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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民族；边疆安全；学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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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马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1年年会的召开，在绿城南宁与您进行座谈。我们都知道，您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先后从事俄语、德语等外语翻译工作，后来却转到民族史、边疆史、跨国民族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您是浙江宁波人，却留在了大西北，为西北的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您的个人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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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生长在早年的海归家庭，我的父亲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一个爱国的工程师，他排除万难从台湾回到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选择随其他归国华侨一样去北京，而是选择到艰苦的大西北参加建设，主张实业救国。他先后在西安、兰州工作。在兰州期间，他参加了当时兰州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和黄河铁桥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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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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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我正在念大学。我最初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央戏剧学院，第二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那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只招一名学生，但我还是去应考了，落选后被调剂到中国人民大学，但不是外交专业，而是被统一分配到俄语专业，两年后又被合并到外国语学院。我1957年毕业，当时兰州大学来了两名苏联专家，急需翻译人员。兰大的教务长陆润林亲自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来急选翻译人员，选中了我，我就到兰州大学为苏联专家做口语翻译。1959年，苏联专家回国，我就留在兰大当了俄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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