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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所有工作都旨在考察医学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我的研究焦点始终是医学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老龄社会和个体生活，以及我们的老龄社会如何冲击了医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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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5年，医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变化是明显而剧烈的，并带来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好处。另一些变化同样是明显而剧烈的，它们一直是广泛存在的社会对象：人们在临终时经历了过多的生命维持技术（确切地说是死亡延长技术）；并没有证据表明贵得离谱的新技术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医疗失误不断增加；药物公司向推销其产品的医生提供好处；过度使用核磁共振成像、结肠镜检查和心脏除颤器这样的手术；癌症治疗费用和其他药物费用日益攀升。其中，每一项发展都使得医疗实践和病人处境变得复杂，与此同时，它们还是最近医疗改革争论的对象。然而，在过去这些年，许多其他的剧烈变迁，对我们来说，却是不那么明显的。这些“隐蔽的”发展，不仅使医疗实践和卫生保健递送更加错综复杂，甚至还改变了它们的性质。三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是：第一，与以前相比，以市场驱动、市场扩展为目标的医药公司，对临床研究（尤其是临床试验）的发展，对基于这些研究的证据的解释，以及对治疗的使用，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第二，病人和家庭能够进行越来越多的治疗选择，但是，这些选择都面临更大的做出“正确”选择的责任压力。在许多情况下，病人和家庭并不知道，他们的选择究竟会带来想要的有意义的生命的延长，还是不想要的死亡进程的延长。第三，我们的社会总是坚定不移地推崇新技术的使用。这强化了人们在高龄时期延长生命的欲望和理性，而根本不会考虑情感代价和经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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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我开始意识到，这些发展如何强有力地影响了当今医学。2002年，我开始在专科诊所观察老年病人，这里经常提供肝肾移植、癌症治疗和心脏手术这样的生命延长技术。医生、病人和家庭之间的对话，不仅涉及了证据和期待、规范和标准、风险、希望和犹豫不决，还涉及了试图尝试一切的冲动和中断要求。科学证据、治疗标准、风险降低和必要治疗的话题，促使我去研究如何以及为什么会造就一个“越多越好”的医学观。反过来，这一探索又促使我去思考生物医学经济学的更大引擎——保险业，思考它们如何影响了我们在生命关键时刻的选择。当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驱动着当前卫生保健体系的链条。这是一个基于伦理选择、政治优先和经济承诺的链条，换言之，它是基于文化价值的链条。这个链条包括生物医学研究企业尤其是临床试验企业及其证据的生产。这个证据需接受老年医疗保险机构的评估，因为后者决定了哪些治疗可以由政府买单。那些能够获得补偿的治疗方案变成了治疗标准。并且，这些常规治疗很快就变成了必要的，因此，从道德上说，人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对它们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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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明显的是，不管人们是否选择正常的、规范化的治疗路径，治疗目标对病人和家庭的经历、情感和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据我观察，都有一个共同框架。这个框架就是生物医学科学的优先性，以及让这种优先性发挥作用的卫生保健获得及递送的结构。这些优先性和结构起源于使它们看上去适宜的价值观念，因而，它们如此强有力地决定了病人和家庭实际上无法进行治疗决策，以至他们不得不屈服于已经变成常规和惯例的手术。在过去十年，我的研究从医院内临终治疗的死亡时刻路线图转向一个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即影响了整个美国卫生保健递送体系的价值和制度。我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将提供一个理解卫生保健驱动力及其深远影响的新的路线图，它不仅考察医生为什么会开出特定的药方，还试图回答陷入卫生保健体系的我们为什么会很难决定，我们究竟想要和期待什么样的可能会使生命延长的治疗。它解释了数百万人——在家庭争论的私人领域——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对区分挽救生命的治疗和过多的治疗感到苦闷。这也许是当代美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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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六 老年研究的未来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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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过去的30年，你一直从事老年人类学研究。在未来的老年研究中，你觉得哪些问题值得更多的关注？你能否在这里列举其中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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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无论是在美国和欧洲，还是在中国和日本，抑或是在非洲，社会都正在老龄化。在我看来，随着医学的进步、移民和家庭生活安排模式的变化，以及养老体系的出现与发展，各国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有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去考察老年人口和老年个体。众所周知，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关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正常的和健康的老年的期待也在发生改变。移民模式，尤其是乡村青年到城市去找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生活安排，包括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情感关怀和日常照料。养老金能够让老年人在晚年实现经济独立，然而，这也成为子女提供较少经济支持的一个借口。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审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跨国间的比较研究，以便能够明确，医学变迁、多代家庭生活安排以及移民模式等因素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老人，如何影响了所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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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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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郇建立（1973～ ），河北广宗人，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与老年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健康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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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莎伦·考夫曼（Sharon R.Kaufman），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医学人类学、老年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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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lark，M. & Anderson，B.，Culture and Aging：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Older Americans，Charles Thoma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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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ufman，S. R.，The Ageless Self：Sources of Meaning in Late Lif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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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aufman，S. R.，The Healer’s Tale：Transforming Medicine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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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aufman，S. R.，And a Time to Die：How American Hospitals Shape the End of Life，Scribner，2005；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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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地域文化小说与民族文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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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温存超[1]答/黄佩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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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域文化小说显示了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桂西北民族文化抒写孕育出许多优秀作家与作品。本文通过黄佩华与温存超的对话，指出作家要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人的本性、人的心灵，只有把本民族的命运、本民族的情感密码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来审视，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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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文化小说；民族文化；桂西北；黄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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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佩华，你好，非常高兴与你进行关于“文学地域”与“文学地理”问题的对话。我想，我们就从你的小说谈起，因为你的小说本身就具有相当鲜明的桂西北地域文化特征。在我看来，你的小说创作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持民间文化姿态，以桂西北高地为生活背景，描绘红水河流域的自然景观和民风习俗，展示居住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壮民族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体现出相当明显的桂西北地域与壮民族文化色彩。我想知道，你在这条道上一路走来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问题？是否有意识地给自己的小说创作选择定位——致力于桂西北地域文化和壮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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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非常荣幸和你一起探讨。地理或者地域对于作家抑或文学来说是一个“根”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根”，那么我们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也一定是没有多少存在价值的。它牵涉到作家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问题，也就是理论界常说的“价值内化”作用问题。坦诚地说，我确实从一开始写作就思考过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早期的作品几乎就是以我的家乡桂滇边界为题材和内容的，那些人物故事都是我在村寨、在圩镇、在路上耳濡目染的。那个阶段的作品，除了写本民族壮族生活之外，写苗族、瑶族的也有不少。不过那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仅限于自己熟悉的东西，是一种自觉而已，还没有上升到文学理论的高度。真正认识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吧，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才有这种文学意识的觉醒。从1988年我发表中篇小说《红河湾上的孤屋》开始，红河（亦称红水河）、驮娘河、桂西北、云贵高原南麓、八达、平用等地理名称就频繁地在我的小说中出现，这些地名甚至成了我的道具、支架。当然，光有骨架光有壳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往架上挂什么物体，往壳里装什么东西。我想这也就是在地域的或民族的框架确定之后，该写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这些人物故事该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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