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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郇建立（1973～ ），河北广宗人，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与老年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健康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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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莎伦·考夫曼（Sharon R.Kaufman），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医学人类学、老年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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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lark，M. & Anderson，B.，Culture and Aging：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Older Americans，Charles Thoma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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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ufman，S. R.，The Ageless Self：Sources of Meaning in Late Lif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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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aufman，S. R.，The Healer’s Tale：Transforming Medicine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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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aufman，S. R.，And a Time to Die：How American Hospitals Shape the End of Life，Scribner，2005；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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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地域文化小说与民族文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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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温存超[1]答/黄佩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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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域文化小说显示了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桂西北民族文化抒写孕育出许多优秀作家与作品。本文通过黄佩华与温存超的对话，指出作家要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人的本性、人的心灵，只有把本民族的命运、本民族的情感密码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来审视，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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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文化小说；民族文化；桂西北；黄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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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佩华，你好，非常高兴与你进行关于“文学地域”与“文学地理”问题的对话。我想，我们就从你的小说谈起，因为你的小说本身就具有相当鲜明的桂西北地域文化特征。在我看来，你的小说创作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持民间文化姿态，以桂西北高地为生活背景，描绘红水河流域的自然景观和民风习俗，展示居住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壮民族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体现出相当明显的桂西北地域与壮民族文化色彩。我想知道，你在这条道上一路走来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问题？是否有意识地给自己的小说创作选择定位——致力于桂西北地域文化和壮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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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非常荣幸和你一起探讨。地理或者地域对于作家抑或文学来说是一个“根”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根”，那么我们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也一定是没有多少存在价值的。它牵涉到作家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问题，也就是理论界常说的“价值内化”作用问题。坦诚地说，我确实从一开始写作就思考过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早期的作品几乎就是以我的家乡桂滇边界为题材和内容的，那些人物故事都是我在村寨、在圩镇、在路上耳濡目染的。那个阶段的作品，除了写本民族壮族生活之外，写苗族、瑶族的也有不少。不过那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仅限于自己熟悉的东西，是一种自觉而已，还没有上升到文学理论的高度。真正认识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吧，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才有这种文学意识的觉醒。从1988年我发表中篇小说《红河湾上的孤屋》开始，红河（亦称红水河）、驮娘河、桂西北、云贵高原南麓、八达、平用等地理名称就频繁地在我的小说中出现，这些地名甚至成了我的道具、支架。当然，光有骨架光有壳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往架上挂什么物体，往壳里装什么东西。我想这也就是在地域的或民族的框架确定之后，该写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这些人物故事该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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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评论家们注意到你独有的一种“坚持”，即一直坚持以自己的作品书写生活在桂西北土地上的壮民族的昨天和今天。由此，我们看到新时期边缘崛起的文学桂军中少见的一种现象，即你在同辈作家中以自己的“坚持”形成了自己所独具的关于桂西北壮民族生活多角度、全方位的系列叙事，无形中构成一部桂西北壮民族生存繁衍的形象史，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桂西北壮民族文化叙事。通读你的小说，我感觉到你在进行这一叙事时的构思包括三个角度和层面，即人物、家族和村寨的故事。通过对桂西北地区包括人物、家族和村寨命运的叙述，反映壮民族的自然生活与社会生活，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家族关系的揭示和村寨民族文化心理的呈现，努力地从总体上反映壮民族的秉性与文化品格。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对不对？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方面谈一谈自己在创作中对取材和构思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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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近些年来，书写民族、地域、家族命运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有不少成功的范例，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尘埃落定》、《水乳大地》、《藏獒》、《狼图腾》等。别人能够成功，能够从写这类作品中得到认可，我们为什么不追随、不能够坚持书写呢？我认为，只要坚持，我也一样有可能成功，这是我的文学理想。有些人原本生活在乡村，到了城市以后就不想吃玉米、红薯了。我不是这样的人。恰恰相反，玉米、红薯会让我的精神世界和乡村的一切保持着一种不可割舍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一个作家能够生活在家族之中，有在村寨居住的经历，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在桂西北，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约束，城镇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几乎每个人都是乡村的孩子，这是无法回避的事情。也许这种身份对于其他人是痛楚的，对作家来说却是好事情。这种乡村身份和家庭背景决定了我在创作中不会偏离自己的生命轨迹，不会丢弃我熟悉的文化，不会去选择一些自己陌生的领域来叙事。这种所谓的坚持，一方面是出自天性和本能，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固执或懒惰。我的这种叙事态度，可能得益于我比较早就离开了家乡。离开桂西北致使我地理概念发生了某种颠倒，发生了所谓“价值内化”，让我的审美观得到了升华和积淀。这样，我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把桂西北的人物、家族、村寨纳入自己的精神“地理”范畴了。这种与生俱有的本能让我在取材和构思作品时，会自觉地去与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学地理因素保持一种血脉和根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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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往往使民族作家在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本土地域和本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成为本土地域和本民族的忠实“书记”。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作家创作时的轻车熟路和得心应手，还在于其创作过程是一种对本土和自身民族文化根性的切身体验与探索。你的小说是比较典型的地域文化小说，也是典型的壮民族小说，体现出对自己相当难得的地域文学创作素材资源的珍惜，也体现出比较强烈的民族历史感和民族责任感。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中，像你这样执着于关注本民族生活和命运的人已经很少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不再坚持甚至有意地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你是否一直有意地保持着自己的壮民族身份意识？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样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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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说得完全对。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写自己熟知的东西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同时也是一种不务正业。这方面，俄罗斯作家和拉美作家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永远比我们中国作家做得好。当然，我也不反对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天赋与才华，去写一些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但是，我总觉得，我个人热爱文学创作的成本要比别人大得多，我不想浪费掉自己哪怕是一丁点的文学资源。你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尝试写小说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骏马奖前身）。那本叫《南方女族》的小说集里有很多壮族元素、女性元素，也有南方的地域元素。我曾经尝试过用一些现代性很强的手法写比较新的很都市化的东西，发表在一些文学名刊上，但是回头一看总觉得写得轻飘，没有沉重感。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壮族身份，我从7岁开始才接触汉语，才会讲汉语，我一直以自己的壮族身份为荣。这种身份让我具有一种使命感，如果我不写壮族小说，就好似有一双利眼从背后盯住我的脊梁，质问我为何不书写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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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纵观中外小说的发展历史，地域文化小说具有强大的审美魅力。从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到法兰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从英国的哈代到美国的福克纳和海明威，再到拉美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这些成功的作家都可以说是地域小说大师。就中国现当代小说来看，从鲁迅、沈从文、茅盾、巴金、老舍等的各领风骚，到新时期“湘军”、“陕军”、“晋军”、“桂军”的异峰突起，几乎也都可以说明地域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小说的美学特征和审美力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曾经一度成为小说家和批评家们所公认的小说美学准则之一。但是，近些年来也有不同的声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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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米兰·昆德拉说，假如一个作家，只写作只有他的民族才能理解的作品，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短视。我同意他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只有民族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我认为世界是兼容共存、多元共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学更是如此。在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莫言先生正以他厚实的作品《蛙》摘取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我想，如果莫言的作品没有中华民族元素，他能拿出去跟人家拼吗？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他在写中国元素时是不是同时考虑到了普世元素，即人类命运共性的东西？如果是，那么这些作品就同时兼有了世界元素和民族元素。我还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文学地理学来解决。作家有好几种：有的作家从出生到成长到成熟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类作家在文学地理概念上基本没什么紊乱和模糊，他们的作品可以高举民族性的大旗；有的作家出生、成长在不同的地方，成熟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的作品往往在地理概念上容易发生紊乱，身份也比较模糊，这类作家创作的作品往往会有反地理性，对民族性问题产生疑惑。实际上，他们的作品往往也是有地理含义的，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承认而已。我个人认为，如果作家关注到了人类共同的命运、人的本性、人的心灵，如果他把本民族的命运、本民族的情感密码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来审视，来表述，那么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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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注重小说的地域色彩，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稳态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就小说的创作实践来说，作家们对地域特征的重视程度不一，有的作家在创作小说时进入的是“有意后注意”的心理层次，有的作家进入的却是“无意后注意”的心理层面，这就造成了小说地域特征显在与隐在、鲜明与淡然的区分。你的小说创作的地域色彩属于哪种形态？有着怎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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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一定要套上一顶帽子，我当属于小说创作“有意后注意”的心理层次，这个前面提到了。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几乎都是中短篇小说，收入集子《南方女族》、《远风俗》和《当代广西作家丛书·黄佩华卷》中。这些小说已经有了比较浓重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21世纪写的大量散文作品以及《生生长流》、《公务员》、《杀牛坪》三部长篇小说，便体现了我有意追求的地方民族特色小说形态。有评论家称这三部长篇小说为“河流三部曲”，贴上这样的标签我基本没有什么异议，因为这些小说的背景、故事和人物命运也是桂西北的，具有深深的地域烙印。在审美问题上，我觉得有追求和无追求是不同的，有追求的作品显然更成熟，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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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汉书》中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也就是说，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域人种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准则，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的小说对壮民族生活的书写是基于桂西北高地与红水河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上的，描绘桂西北的原生态自然环境，描写壮民族古朴而斑斓的乡风民俗，努力揭示壮民族生存状态与民族性格。作为壮民族世代生活的栖息地，桂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构筑了壮族人独特的生命寄托和精神寄托，桂西北的历史演进、社会变迁、乡风民俗等，则渐次形成了壮族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我想请你谈一谈你对桂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壮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民族性格之间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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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壮族人口已达到1800余万，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壮族聚居在北回归线附近亚热带地区的两广和云南，贵州、湖南也有散居。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壮族支系庞杂，风俗迥异，语言文化也有很大差别。不过无论怎么不同，壮族共同的方面还是比差异多得多。譬如，他们都是古骆越、西瓯的子孙，一起创造了稻作文化、铜鼓文化、歌圩文化。他们的性格是忠诚老实、善良崇德、包容大度、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坚韧不拔、勤劳智慧……总而言之，壮族人的优点数不胜数。由于多民族杂居共生，以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桂西北的壮族比其他地方的壮族更具包容性。小时候，我的父母亲认了很多老庚老同，有壮族的，也有汉族的、苗族的、瑶族的，他们经常往来，就像走亲戚一样。在桂西北，壮族和其他民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共同拥有河流、高山、林地，有一样的物产资源，这里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都非常近似，不分彼此。这一切，构成了桂西北独特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当然，要把这种共生文化呈现在创作的作品当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作家，要会选择，会取舍，会识别。否则，就不能在纷繁的文化现象中找到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作品就难有自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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