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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冯教授，您好！感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给我们的研究团队这样一个“集体亮相”的舞台。我想利用这次访谈与您探讨一下我们的合作研究，同时这也是一个让中国的同行学者接触您学术思想的难得机会。因此我的问题主要包括您的学术思想、研究旨趣以及合作研究三个方面。我们先从您的学术思想开始。您已经出版了三本专著：《认识实践：遭遇中医临床》（Knowing Practice：The Clinical Encounter of Chinese Medicine）、《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Appetites：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万事万物：当代北京的养生之道》（Ten Thousand Things：Nurturing Life in Contemporary Beijing）。这三本专著是您不同学术阶段的三个主要研究项目成果，都或多或少表达了对传统医学，尤其是中医的关注。能否请您再谈一谈您这三个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它们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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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所有的研究都关注中国的多元的医疗健康文化。在我看来，无论哪里，医学都可以为我们开启一扇了解当地文化经验与日常生活的窗户。要系统地研究最为普通、日常的各种生活形式，其实对民族志研究者来说并非易事：“进入田野以后”我们往往发现那些实践层面的生活很快在我们眼前显得太过普通，以致无法描述它们。然而，在人类学的比较视野中，世界的多样性正是从这些日常、现实中的文化与历史特殊性中体现出来的。这也是我在《饕餮之欲》中尤其关注的，包括鲜活的身体生命、日常生活、本地人的历史意识等。那么医疗的重要性如何体现呢？医者必须干预真实的生命，而这些生命一定带有形形色色的特征及各色各样的不适。医者是实践性的唯物主义者，这是我在《认识实践》中想要表达的。那些在北京的公园、胡同和四合院中做养生的普通人也是实践性的唯物主义者，我和张其成在《万事万物》中描述的就是北京人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保健方式。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人类学家可以用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理想主义的方式，来切入关于文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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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一定程度来说，我认为您在目前这个“发展少数民族医药”的项目中延续了您对“知识/认识实践”（knowing practice）的兴趣。您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民族医药研究项目有什么不同的、新的兴趣点吗？您最初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最让您兴奋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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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是一个异质多样的多民族国家。我们经常会看到通过舞蹈、服饰、饮食、民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多元主义，但是这些文化形式容易被看作简单的审美表现而不受重视。其实中国的各民族对待他们自身的文化是很严肃的，其中民族医学恐怕是最实质、最有影响的文化形式之一。我们现在这个少数民族医药的研究项目，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见证新的知识如何被产生并付诸实践。在中国，有如此数目众多、种类多样的医学，人类学家需要总体性地考虑这些知识自身的性质。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来说，“懂”草药和医技医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关系是什么？在文化知识的形成中，什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什么是必须要摆明了拿出来相互争论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家传/自成的医生，他们的治疗与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医生、医院和正规诊所中符合临床规范的医生的治疗不一致。可以这样认识：知识存在于社会中。跟随中国的变化，追踪“社会中的知识的生命”（the lif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可以为人类学和人文科学乃至注重实践的医疗相关人员提出许多有趣的哲学和实践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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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万事万物》在2013年11月的美国人类学年会上获得了许烺光奖，这本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您与张其成教授的合作。能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合作研究的情况，是什么让您想到与别人合作研究？事先有什么选择的标准吗？您现在对于这项合作有怎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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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与张其成教授的合作要归因于1999年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次讲座，当时是由艾理克（Eric Karchmer）和你协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内经教研室组织的。那时我非常想做一个与中医有关的项目，为中医界服务。因为当时我感到人类学可以为中医界的许多争论提供一些新的有用的方法，并且为保留住传统中医的精华做贡献。张其成教授参加了我的讲座，后来他表示愿意与我合作。随着对张教授的了解，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二人对身体人类学、中国古代哲学和“社会中的知识的生命”的认识有着共同的兴趣。当然我们相互之间也有差异：张教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我则缺乏张教授对于中国哲学及典籍的博闻强识。早在合作初期，我就很清楚我们不会写一本美国式的民族志。举例来说，在书里我不会花时间去参与人类学的一些学术论争，因为那样就与张教授的学术专长相距甚远。最让我们皆感到愉悦的是，我们在那些作为田野研究对象的北京人的实践以及谈话中，找到了很多有哲学意味和“养生”意味的想法。最后，张教授喜欢作为一个民族志研究者来写作，而我则喜欢作为一个哲学家来写作。你可以说，好的合作就是在文本中保留了作者们不同的声音并使之交错对话。就我和张教授的这项合作来说，我们努力做到的是保留更多的声音：不只是我们自己的阐释，还有那些受访的北京人，那些自我保健大众书籍的作者，那些古代与现代的哲学家，甚至还有一个非常笼统的与全球化媒体报道伴生的关于当代北京的“常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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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万事万物》之后，您与我合作，诚实地说我感到很荣幸。我与张其成教授在学术背景、学识深度、年龄、性别、个人经历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区别。除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同外，您认为目前这个合作还在哪些方面有别于之前的合作项目？有什么好处和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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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的合作与《万事万物》所基于的民族志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吗？首先，我们都在美国接受了人类学的学科训练，我们也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起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著作，并且相互影响了彼此的想法。我想我们将来合作的这本书会比《万事万物》援引更多的同行民族志和人文科学理论。另外，我们这项合作比我之前的项目有更多的时间和经费用在田野研究和共同写作上。当然我和你在写作和田野研究的技巧以及看问题（社会生活）的方式上有差别，但是它们也会转换。我们一直在相互学习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看问题。我希望并相信我们写的这本书会有较大反响，但是因为我们的合作如此亲密，也许书里不大容易区分你和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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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后我想请您谈一下我们这个研究团队，也就是我们在各个点的地方研究人员。他们大多同时在参与医药领域的民族医药研究项目，基本上没有人文科学背景，为此我们专门开办了三次工作坊为他们培训民族志研究方法。可以说这个团队的运作是相当成功的，他们也被称为“外行人类学者”（lay anthropologists）。现在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支持下，“民族医药”专栏专门刊登了他们写就的田野研究札记。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意请马克坚先生写了一篇关于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民族医药研究的文章。那么，人类学家可以从这些“外行”的当地研究伙伴身上学到什么？我知道这个问题恐怕在人类学界已经是老调重弹，不过专门就我们这个民族医药研究项目，同时也结合最近人类学界的“本体论转向”，也许您可以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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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这个项目包含了七个少数民族，所覆盖的区域也相当分散。能够得到这些既有技术经验又认真负责的地方研究人员的合作支持，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培训期间，整个团队都表现出对这个少数民族医药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的认同，乐于将民族志方法运用于正在成形或体系化的民族医药所处的各种现实情况。从我个人来说，我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感触良多：首先，我怀着极大兴趣见证了这些研究者们对于发展民族医药的认可和参与。我们的“外行人类学者”不是高高在上做“客观研究”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后者往往乐于袖手旁观本地人如何努力去争取一个新的民族医药的地位而不会给予指点或支持，学界通常如此，其实我们二人也是这样的。相反，这些地方研究人员一方面尊敬那些医疗专家，一方面出谋划策、鼓励敦促，积极为民族医药项目寻求支持。这种积极分子式的人类学家，我们在美国的人类学界很少看到。也许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其次，看到我们的研究人员在与地方民族医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努力反思自己的“他者性”，这是非常有趣也很感人的。我们两个，你来自北京，我来自芝加哥，尤其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南方的这些地区做调研，对于当地人使用方言对话及其地方性解释，我们有时会不明所以、迷惑不解。发表在这里的这些札记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大多数来自城市的研究人员也有类似的困惑，而正是这样的困惑和不解能够将我们引向新鲜、可靠的人类学式的洞见。因此我们研究团队之内的对话总是可以为我和这个项目提供更深刻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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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我看到的是人类学当下这个关于对象和物质世界的新的理论兴趣，可以把我们引向一种新的民族志。如果无论何物（或者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谈的“人类和非人类”），只要其在所处的世界占据着位置，就有能动性（agency），那么我们这些田野工作者就要更加仔细地倾听那些作为人的受访者都在告诉我们什么。譬如我们研究团队逐渐熟悉的那些医者，他们的生活非常彻底地与各种事物交错在一起：植物、文本（包括抄写本）、鬼魂、动物、邻居、歌谣、故事、疾病、食物等。我们也听到了他们讲述的如何在这些混杂的、能量强大的事物中策略地行动。如果我们仅仅循着我们已经了解的医药类的事物去听他们谈话，恐怕会漏掉或错过上述这些有趣的内容。我们整个研究团队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如何更加留意地倾听，包括你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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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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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赖立里，女，四川富顺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医学人类学、科学技术批评。北京，邮编：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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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女，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教授，中国传统医学人类学研究领域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医学的人类学研究、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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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千灯互照，光光交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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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陶金华[1]答/纳日碧力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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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起，纳日碧力戈教授就致力于族群与民族方面的研究，颇有成就。之后，他在英美国家访学、游学并教学长达八年，在美国卡尔顿学院担任过伯恩斯坦人类学与亚洲研究讲座教授。2009年他回到中国，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和贵州大学长江学者。他追随前辈，在“语言和文化之间搭桥”，从指号三元映射族群三元，以“地天通”隐喻万物共生、万象和睦的愿景。他认为，学者不仅要穷究学理，还要关怀公平正义和伦理美德。中国的各个民族、各个族群和人群，需要在“千灯互照，光光交彻”中互守尊严，在爱家、爱族、爱人的层层递进中取得重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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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与文化；指号三元；公平正义；互守尊严；重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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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纳日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做近距离的交谈。作为一名学者，学术背景是一个顶重要的部分。您能先给我们讲讲您的学术背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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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学习经历有点曲折，这个问题要分三个部分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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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部分是我在国内的学习经历。我于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攻读民族学专业的硕士学位，1986年开始在本校民语三系攻读语言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是一个幸运的人，硕士生导师吴文藻、林耀华，博士生导师马学良，都是大师级人物。还有金天明先生，言传身教，儒雅慈爱。记得那个时候，林耀华先生推荐我跟随马学良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用了“我极力举荐”几个字，让人倍感温暖。大师如此提携，哪里容得半点疏忽！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姓名，幸得杨希枚先生指点，他熟悉秦汉经典，指点我阅读《姓字古义析证》、《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等名篇。杨堃和吴汝康教授给我们授课，记得杨先生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要求助手“记下来，记下来”！我们还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上课，吕遵谔教授讲旧石器，李仰松先生讲新石器。王静茹先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是在1989年6月。胡坦和戴庆厦教授是我的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我旁听过戴庆厦（社会语言学）、陈其光（音韵学）、贾敬颜（蒙古史）、陈连开（历史地理）、季永海（满语）等教授的课。从外语转到民族学，再转到语言人类学，算三连跳，加班补课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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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我在国外的学习与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第三年，有一个英国外交部奖学金下放到我们所，那时的领导就让全所有兴趣报名的研究人员参加由所里组织的统一考试，考的是托福。结果我考中了。当时我选报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概考虑到我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英国使馆圈定了剑桥大学人类学系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两个学校都寄来了通知书，我选择了剑桥大学，因为我喜欢剑桥大学的蒙古研究中心，那里有汉弗莱教授。她属于拉铁摩尔系统，是研究内亚的大专家。拉铁摩尔跟魏特夫一样，是做地缘政治的。拉铁摩尔的蒙古语、汉语非常好，在内蒙古、新疆走过很多地方，对蒙古地区有深入研究，他提出的“内亚储存地”的观点和关于新疆绿洲与周边关系的阐释，至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麦卡锡控告他是苏联间谍，但后来被证明是冤假错案，真是伤透人心。拉铁摩尔随后到了英国利兹大学，创建中文系，下设蒙古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后来转到了剑桥大学，现在叫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附属于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就这样，从1992年到1994年，我获得了到剑桥访学、做博士后的机会，研修认知人类学和内亚人类学。凯罗琳·汉弗莱教授和斯蒂芬·休-琼斯教授对我进行了指导。除了享受大学城的清新空气，欣赏康桥草坪、拜伦池塘，我还见到过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吉登斯等大师。记得当时参加五年期研究人员竞聘，盖尔纳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以问题犀利、妙语连珠闻名，但他竟然没有为难我，让我拿到这个职位。不过，因为经费不到位，我在任上只工作了一年就打道回府了。2001年至2003年我应邀到美国卡尔顿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通过全球遴选和答辩的程序，正式受聘为该校的“珍妮-拉菲尔德·伯恩斯坦”亚洲研究与人类学讲座教授，讲授人类学概论、语言与文化、种族与族群、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东亚的人类学研究等课程，还合教一门课，叫作“跨文化成长”，讲各个文化中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我每年要辅导8～15个学生，指导毕业论文，还担任Hmong学生的顾问。讲座教授的待遇是优厚的，尤其是每年有5000美金的科研补助，可以买书，买教学设备，还可以参加学术会议，非常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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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就是2009年回国之后的工作。2009年夏天，我从美国归来，“落户”复旦大学，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同年又以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身份到贵州大学“插队”，2012年受聘为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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