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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20世纪中叶时，理论的标签比较明显，出现生态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结构主义、文化人格研究、文化心理人类学等各种流派。到了20世纪末，有些人会觉得人类学比如民族志的理论性不是那么强。人类学的理论有时不是那么清楚，但人类学仍然非常关心一些基本的问题。不能说人类学没有理论，它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即任何事物都是人赋予了它意义，它原本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是人产生了抽象思维的能力。人从灵长类跨出的这一步，使得人类和灵长类得以区分开来。人类学里面还有一个语言研究，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在生物人类学中谈到语言能力。例如：黑猩猩是不是也有语言能力？黑猩猩会不会模仿和学习？黑猩猩会不会用某一种叫声代表某一种情趣？还有，黑猩猩会打字，可以用打字机打字来告诉人是饿了还是有其他需求。符号是抽象的，黑猩猩用某些符号表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这些符号连接起来就构成一个系统，直到现在，这还是人类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人的语言能力、组织能力、性别分工的产生，所有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基本上都有一个出发点：人是动物的一种，但人和动物又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人类学始终有这样一种关怀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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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讲究比较，人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去做研究，不可能各个方面都触及，有时候在做一个题目的时候越做越精，就会忽略比较的视野。但是对整个人类学专业来说，比较的视野还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也是跟社会学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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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您简单谈谈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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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大陆的民族学有特别的定义，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包括解决民族问题、研究民族政策等。可是，用什么观点研究少数民族问题，我觉得至少在费老那个时代，他们当然会选择用人类学的方式去研究。可是因为民族的问题在中国规模太大，牵涉的问题太多，确实需要行政、法律、经济等各种各样的专业去研究这个问题。民族学变成一个更大的学科，在中国大陆是一级学科，人类学反而在它的下面，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是比较独特、比较少有的。在台湾地区，名称很混乱，我工作的机构叫作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人员是与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合聘的。刚才我说过，政大的民族社会学系，前身是边政系，和大陆的民族院校很像。“中研院”民族学所经常会有人时不时提出改名字的问题，提议改成人类学研究所。有人赞成，认为在理论上是合适的，在国际上都叫人类学研究所，我们做的工作都是人类学的工作，我们发行的刊物叫作《台湾人类学刊》，为什么不改名呢？可是，改名会牵涉到机构、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后来就决定不改了。目前大家觉得名称并不重要，因为世界上现在还有几个重要的单位，比如说日本大阪的民族学博物馆，实际上做的是人类学，和人类学博物馆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历史上就叫作民族学博物馆，它也就决定不改名了。其实在欧洲，法国还是叫作Ethnology，不叫Anthropology，可是在英美，基本上不容易看到Ethnology。美国人类学会里有文化人类学的子会，刊物也称作 American Ethnologist。因此，它们三者的关系在全世界来说都是很难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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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台湾地区来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差别，简单地讲，社会学包括两种主要的走向，其中一种是量化、实证的，比方说用问卷去调查一个问题，不管是投票行为还是消费者行为，都可以做。可是在台湾地区的几所大学，它们的社会学都有比较强的批判倾向，比较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经常带着学生去抗议这个、抗议那个，老师带头在前面搭帐篷、绝食，任何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去抗议，比如说保护性工作者、保护患有罕见疾病的小孩，或者抗议房价太高。人类学的很多学生都会被社会学的这种做法所吸引，所以人类学系的一些学生也会去抗议，反对盖水库，反对盖跨岛的高速公路。可是，人类学有比较多的学生，在田野地方蹲点的时间会更长，他们会发现，事情没有社会学家讲得那么简单。人类学的学生比较着重长期的蹲点研究，能够站在当地人的角度看问题。我就简单地谈这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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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社会学对待社会现象，常常预设了背后有一个固定发生作用的机制，它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寻找与发现这种机制，但人类学则不同，它认为社会现象背后并没有固有机制，它呈现的是多样化的世界。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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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的，可以这样理解。举例来说，社会学做性别研究，关心的是权力不平等或男女性的角色。可是，人类学做性别研究会有文化关怀在里面，比如穆斯林世界女性戴面纱的行为，它仅仅是一个被支配的象征吗？实际上，从现在很多穆斯林世界的研究来看，女性戴面纱恰恰是女性权力的表征，而不单单是权力不平等的表现。从汉人世界来看，男主外、女主内这种现象，恰恰表明女性在家庭里主宰的力量比男性大。在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社会形态，要从不同文化所赋予的意义的角度去揭示它，而不是要用规律去解释它。当然，社会学也有很多诠释的传统，不完全是讲究实证。跟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诠释色彩更浓，这其实也是诠释方法论和实证方法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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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族群理论有客观说与主观说，这一点在历史学中也有论述，比如陈寅恪先生在唐史研究中提出的“血统论”和“文化论”，请问您怎么看待历史学家提出的这种观点与人类学的族群理论的区别，能给我们做个比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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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简单地回答一下吧。至少从当代人类学的理解来看，血统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清楚的概念，什么叫血统？例如说，当一个社会只看父系不看母系的时候，这个血统就由文化决定了。可是，科学上来说血统是父母双方都有的。我们需要知道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使用血统这样的词语或概念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它只是生物遗传繁衍上的一个概念么？为什么要称呼它为血统？和那个割伤了会流出来的红色液体有关吗？它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形容它是一个生物上的繁衍的概念吗？这些问题说起来会比较麻烦。简单地说，人类学家需要发挥反思能力，这种反思能力表现在，当某一种语言里提出某一种概念，即便这个概念已经有非常强的约定俗成的意义，人类学家也应该去思考、追究一下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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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学家提出血统的概念时，你要看这个概念里面有没有一个实际上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也许他并没有经过仔细地反思就提出了这个概念。比方说，你的血统概念有没有忽视自己文化所赋予的偏见？所以，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无论是血统论还是文化论，这两个词都是一种文化建构，都不是纯粹生物上的血统。时间有限，我只能说这些了，再往深处说问题就大了。可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它是受文化限定的。在讨论某个词的时候，大家不妨去思考一下这个词背后隐藏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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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在关注您的著作时，发现您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台湾地区的民族和东南亚的贸易，您能谈谈您的整个学术脉络吗？您是怎样把这些研究联系到一起的？可不可以结合您的求学经历具体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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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在本科时接受人类学与社会学各占一半的教育。那时教我们人类学理论的先生叫丘其谦，给我们讲的是英国人类学理论。我学了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任课老师是留美回来的叶启政先生。当时引起我兴趣的是石磊先生讲的课，他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石璋如的公子，也教过我一些人类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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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磊先生的课上，我读到了曼彻斯特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个学派当时批评的对象是结构-功能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强调系统的功能性与稳定性，认为在社会上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有功能的，宗教仪式的功能是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丧礼的功能是在失去了一位社会成员之后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得以修补。这个理论当时受到的批评是，其描述的系统太完整了，社会成员都是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质疑，曼彻斯特学派认为社会系统从来都不是完整的，社会系统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社会里的人都会在社会提供的行为构架内做选择，并不是完全按照已有的规范做事，社会生活里充满了操弄、竞争和冲突。当时我对这个理论比较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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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读硕士时，我选择做排湾族的研究多多少少是有点浪漫色彩，人类学的研究都有浪漫的成分在里面。排湾族在台湾地区原住民中很有特色，它有世袭的贵族、平民，服装和其他装饰特别漂亮，刺绣非常发达。我想研究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漂亮的民族。当我深入了解这个民族后发现，冲突理论在这里真的很管用，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村落里面都会发现有几家贵族在争吵，他们争论谁的地位更高，在争论时每一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由。有的贵族家庭可能会说，我们家在神话中是最早在这个地区建立的，排名第一位，所以应该是我们的地位最高。别的贵族则可能会说，这没有用，你们在部落中发挥的作用没我们大，我们家虽然在神话里是第二位或第三位，但后来我们在与外族的抗争中占有功绩，与另外的贵族通婚，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总之，每一家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从传统规范里获得的，但还是吵成一团。所以，我发现冲突理论在这里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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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博士时，我们出国读书的学生都存在一个想法：台湾地区的南岛民族、原住民从文化上比较接近大洋洲和东南亚的人群，所以大家都想从中去做比较研究。在比较的过程中，我发现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家屋社会”理论来理解排湾族的社会结构非常贴切，这个理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用来修正传统亲属研究的。后来我写博士学位论文时基本上是用“家屋社会”理论去解释排湾族的阶级社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我想跨出台湾地区做研究，因为关于排湾族的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了，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台湾地区以外类似排湾族的民族。那时候，博士班的导师刚好在做沙捞越的研究，所以我就去了那边做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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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阶级如何产生的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说，贸易会导致社会阶级的分化及一些地区王权的产生。像东南亚一些大的地方，比如马六甲海峡、文莱、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有几个地方会形成王权阶级，都是因为控制了贸易线路。我从贸易影响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燕窝这个话题，不完全是用贸易来解释社会阶级。我在这个研究主题上，还大量引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老师写的书，有一本是Arjun Appadurai 写的《物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5]，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从物的角度来看社会。我喜欢的原因是，物的流通跨越族群和阶级。比如，我们通常认为部落的或原始性的族群，其实它并不封闭，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不同类别，就要杀戮或者排斥、固守。我们看到，物是可以和平地跨越族群边界进行流动的。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观点，希望研究怎样通过物把不同的族群及社会结构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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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到了排湾族的家屋与社会等级（house and social hierarchy of P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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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Hierarchy这个词在台湾地区被翻译成“阶序”。一位人类学系的学长王志明在翻译路易·杜蒙的文章时将其翻译成“阶序”，“阶序”与“阶级”或“等级”之间至少有些区别，如果说的是class（阶级），就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有关系。还有一个词stratification，通常把它翻译成“阶层”、“官僚的”，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如果是“阶序”的话，那就是一个文化的界定，不见得是政治权力，也不见得是阶层，不是指经济资源分配。Hierarchy是文化上界定具有高低不同位阶的人群分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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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中关于家屋那部分，我后来补充了一些材料，因为那部分原来不是很透彻。写完博士学位论文以后，我又写了两篇关于家屋的文章：《北部排湾族家屋的空间结构与意义》（1995）和《墓葬与袭名：排湾族的两个记忆机制》（1999）。其实一共三篇，还有一篇最近在出版中。另外，阶序这部分，欧洲有一批人类学家继续探讨杜蒙提出的阶序问题，有些人批评了杜蒙的阶序问题，但是以Tames Fox为首的一批澳洲人类学家有不同的概念，也是从杜蒙那里发展出来的，他们的想法是用“优先权”（precedence）的观念代替hierarchy。他们原来研究南岛民族，后来把这两块纳入进来重新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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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想法是：南岛民族除了台湾地区以外，还有岛屿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民族，大洋洲有比较不一样的特性，它们的岛屿离得比较远，南岛民族移到这个岛上以后，大概16～17世纪欧洲人在航海时代进入太平洋之后，他们才接触到外来的文明，但东南亚从14世纪开始就有东西方的文明进来，有阿拉伯文明，有印度的文明，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不停地进到这个岛屿，婆罗洲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文明进入一个地区，然后怎样在这个地区把一个原来看起来像部落性质的区域变成较为分化的形态。很多海港城市由于伊斯兰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兴起，形成了贸易或宗教带来的一些宫廷或统治的概念，于是东南亚很多地方从港口往里走看到的很多都是独立性相当高的部落社会。虽然它是一个多元的情况，但这些部落社会内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写的燕窝研究一样，很多物品的流通都与港口的王权、王国有一个有机的纽带，这些王权通过海上的贸易流通与中国发生联系。因此，东南亚内陆或高地往往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原始的部落社会，但它有很长的卷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当地土著身上佩戴的东西、传统的服饰，都是外来的。关于东南亚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情况，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欧洲霸权出现以前的世界体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6]。作者名叫Janet L. Abu-Lughod，认为东南亚这一块在欧洲人势力扩张之前就是海上贸易非常频繁的地方，看起来很内陆、很原始、很独立，实际上跟海上贸易有关系。Janet 在人类学领域这个方面的研究多多少少受到Eric Wolf[7]的影响，他在全世界跨区域体系里面探讨欧洲的扩张是怎样让这些人卷进来，当地人怎样在更早的时间被卷进来，这可能跟在欧洲建立起来的体系是不太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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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排湾族贵族制度的再探讨：以大社为例，兼论人类学田野方法的特性》，请问“兼论人类学田野方法的特性”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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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哈哈，那个后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8]，就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后三分之一。在1970～1980年，人类学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反思人类学田野和田野方法。关于“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思考：我们跟别人对话，得到的结论就是事实吗？它是不是事实？可靠不可靠？在田野有很多的认识，如果人类学家不以人类学的角度去提问，在当地人没有被问到之前，他脑子里根本就没这回事，当问了以后，在对谈中就会产生一个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系统化的知识。当年人文社会科学在从实证论走向诠释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怀疑人的社会现象到底可不可以与自然现象模拟，可不可以以实证主义来研究。早年的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社会现象是一门学问，我们要从它背后找到一种原理，这种原理被认为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东西。可是，当诠释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出现以后，多半都会说人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不一样，自然现象找的是规律，人文社会科学寻求的是意义。研究者问当事人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在这个角度下，就有更多对方法论的反思。方法论的反思指出，不要认为人类学是客观的、很了不起的，要考虑到研究者是个人，研究对象也是个人，实际上得到的好多信息，都是在互相谈话的脉络与情境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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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继续走人类学这条道路，于是就把这个对方法论的反思拿来做硕士学位论文。这篇硕士学位论文也是关于方法论的一个实验，比如我得到的一些材料，有些材料是访谈对象把我当作研究者告诉我的，有些材料则是访谈对象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或一个外人告诉我的，有些材料可能是访谈对象把我当作好朋友告诉我的。换句话说，研究者的角色会影响其得到不同的材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有三分之一是写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有些老师说我写这个没必要。如果没有这部分，论文前半部分也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当时我就是为了好玩。结果我先把它在期刊上发表了。后来我一直关心田野方法的本质是什么，关心了一段时间。可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就有了更多的反思，包括马尔库斯和费彻尔[9]，还有保罗·拉比诺[10]，现在反思的潮流更多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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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能不能把自己的理论纳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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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能。当那些反思的书都出来的时候，就有点走极端了，有些否定整个人类学的趋势。这个又回到人类学最早的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知识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一个学科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反而是好的。应该说，所有的学科都有其局限性。讲到方法论，背后还有一些东西。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趋势，叫作Ethnomethodology，听起来像“民族的方法论”，实际叫“俗民方法论”或“常人方法论”。所有的科学研究，不管人们认为它有多科学，最后还是依赖于普通老百姓的五官感受，比如人怎样理解潮汐。我们要把研究者跟平常人放到同一个平面上，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他们理解世界的方法。这当然是对科学方法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时，我比较向往、比较信仰那样一个方法论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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