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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事例，如对当地环境的熟悉，也需要花时间才能累积体会。可是不管调查做几天，不管多短，我相信只要到过这个地方，进行过访谈研究，不管当时感到多么受挫，回去以后你会发现，你对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已经有所了解了，绝对比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的人了解得多。比如说你做的是一个渔村调查，光是去了解这个村子的外观，它是一个多少户的小渔村，在海边的什么地方；或者是海里插了很多竹子，你去问问竹子是干什么的，有没有什么放在里面养；又或者收渔网回来，什么时候收，看网里有些什么鱼，它怎么拿回来，然后怎么样分。类似地选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觉得做了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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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田野里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您是如何确定感兴趣的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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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在没有去之前会有个大纲。我对排湾族感兴趣就是因为它有阶级，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从一开始，我就要去了解它的贵族阶级，因为很奇怪为什么在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里人有分等，有些人世袭，出身就是在贵族家庭，而有些人却是平民，背后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想要了解这一点，进去之后基本就围绕贵族这个事情调查，可答案到底在哪里，从什么角度去解释，当时也不太确定，有些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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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沙捞越的时候也是一样，事先都有个概念。那时候我在美国，有一年暑期，虽然我有奖学金，但我问老师有没有打工的机会。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个特别好的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老师说要整理一下里面的文物，其中有一批沙捞越的文物，想要做一个特展。他问我要不要过来做一下特展的整理工作，就是给每一件文物拍照，拍照之后可以做成一个册子，然后来规划特展。整理时我觉得沙捞越文物的样子看起来跟台湾的很像。那位老师在特展做出来以后，做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他特意做了一个针对美国观众的橱窗，因为我们的学校在费城，因此他做了一个橱窗，展出有哪些沙捞越的东西是可以在美国费城买到的。这个展览的特点是，让去看展览的人不觉得这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跟自己不相干的民族。那个远远的、听起来名字很奇怪的地方——沙捞越，参观者可以在街边买到它的产品，展览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不是说非洲、新几内亚、南美洲等跟观众不相干，而是说这个东西是跟美国观众有联系的。展览中有一个东西就是燕窝，还有高尔夫球，因为马来西亚生产橡胶，是生产高尔夫球的原料。那时候我对此特别感兴趣，认为透过商品可以把世界上很多的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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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相隔很远、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事实上就在你身边，到街上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它们甚至能够把你跟遥远的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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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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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录分别于2012年7月21～23日、2013年7月5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分四次完成。非常感谢导师麻国庆教授提供的机会和给予的指导，感谢中山大学2012年“田野调查与海岛民族志”研究生暑期学校第五组学员、2013年“海域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生暑期学校第三组学员的配合与帮助。访谈录完成后，蒋斌老师先后两次亲自审阅和校对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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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缵（1986～ ），广东罗定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邮编：510275，电子邮箱：ouzuan@mail2.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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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斌（1955～ ），中国台北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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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玛丽·道格拉斯：《原始心灵的知音》，蒋斌译，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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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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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anet L.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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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玉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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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斌：《田野方法的特性与使用》，《思与言》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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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 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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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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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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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孙国良[1]答/行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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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行龙教授为核心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团队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为学界所瞩目的成果。多年来，该团队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下，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研究中，衍生出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形成了独特的治学传统与学术风格，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而且为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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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走向田野与社会；山西；区域社会史；学科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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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行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与您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治史理念、研究方法、学术实践等问题进行交流，在对相关议题进行访谈之前，能否简单谈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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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那我就先简单谈一下我的学术经历。回首来看，我的学术探索经历了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人口资源环境史、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这几个阶段，简而言之，就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1982年秋天，我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考取了乔志强先生的硕士生。那个时候乔志强先生就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捕捉学术发展的前沿，开拓性地从事中国社会史的教学与研究。那一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乔志强的名下赫然列出“中国近代社会史”七个字，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在乔先生的指导下，我于1985年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近代山西人口问题》，并于1988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资助。1992年乔志强先生身体力行，积十年之心力，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我在此书中承担了有关人口、婚姻、家庭等章节的撰写。那时，我的人口研究、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还是整体性的、宏观性的，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最初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学术潮流下，乔先生与我开始了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1998年先生主编、我忝列副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是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区域性实践。1995年，我有幸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博士生，师从戴逸、李文海先生从事社会史的学习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试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1840—1937）》虽然是以中国近代城市化为观照对象，但还是延续了我之前对人口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逐渐明确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向，并在此后的学术实践中紧紧围绕山西的区域社会特征，将学术目光聚焦在人口资源环境史、晋商与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集体化时代等研究方向，并一直探索至今。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即是我以山西为中心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本书既是继《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后如何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积极探索，也是我对新学术增长点的粗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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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谈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山西区域社会，并在随后的探索和实践中衍生出极富地域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等研究方向，这也是目前中心发力的几个领域，那么这些研究方向是如何开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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