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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的，史料搜集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深处，还需要历史的现场感，走进田野与社会就有助于我们获得理解历史的现场感。陈寅恪先生曾言“同情的了解”，即要求对研究对象有设身处地的观照。走向田野与社会，并非将图书馆里的正史、地方志束之高阁，不闻不问，而是为了更好地读懂一些文献，只不过是从史书中文字间的漫步，移步到乡野小路。区域社会史研究面临更多的是“地方性知识”，更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理解地方的历史和意义，要有历史的现场感。由于地理空间感模糊、地方性知识隔膜等限制，世易时移，我们在建构历史场景时显得十分困难。走向田野，深入乡土，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了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理解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在我的具体研究中，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是三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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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样看来，您所提倡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理论不仅涉及史料的搜集问题，还观照到如何研究历史、理解历史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还有益于我们建立本土化的理论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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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总是不断出新、五花八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引进、接受了太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现代化理论、中国中心观、年鉴派史学、国家-社会理论、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知识考古学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既是一个目不暇接、兴奋不已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在不断地反思，也在不断地前行。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受西方有关理论概念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时听到或看到对盲目追求、一味模仿西方理论概念的批评，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概念和理论的呼声在我们的耳畔不时响起。这里的“走向田野与社会”，却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也谈不上什么理论之类。至多可以说，它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三代学人从事社会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学术追求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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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否具体谈一下中心三代学人是如何体现这种追求与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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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也是一份值得深切体会和实践的学术资源。我们的老祖宗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他游历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采访野夫乡老，搜集民间传说，及至晚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治学的准则。我的老师乔志强先生这一辈，虽然不能把他们看作传统文人一代，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体认却比我们这辈要深切许多。即使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背景下，他们也会走出校园，走向田野。乔先生最早的一本书，是1957年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该书区区6万字，除抄录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采访当事人及访问当地群众、召开座谈会收集而来的民间传说。此后陆续推出的《退想斋日记》、《潜园锁记》、《晋祠志》、《义和团山西地区史料》等重要资料，都是他深入乡间田野，潜心搜集所得来的。20世纪80年代，乔治强先生以其敏锐的史家眼光，开始了社会史领域的钻研和探索，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乔志强先生始终以历史调查和田野工作作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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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先生溘然长逝，对我而言真是撕心裂肺，每念及此，不禁怅然！那一年，我正好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山西。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学术总是要传承的。从那时起，如何继承乔先生的学术思想，如何进一步发扬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就成为我经常思虑而挥之不去的问题。在我开展的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不论是人口资源环境史，还是水利社会，抑或是现在着重推进的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研究，我始终秉持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注重田野调查的现场感，强调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的结合。现在中心的成员大都是我最初培养的博士生，他们在长期从事社会史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都很好地实践了“走向田野与社会”这一学术取向，他们所专注的研究方向和进行的学术实践都利用了田野工作中搜集到的大量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正是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将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推进各自的研究进展，深化各自的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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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虽然是以历史学为本位，但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与旨趣有诸多相同之处，您也谈到这一理念的形成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可以看作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回顾中心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心也有很好的人类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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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与人类学是有血脉缘分的，尤其是乔健先生，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初次与乔健先生相识正是在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仪式上。1994年，在乔健先生的努力下，山西大学创办了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乔先生还代表山西大学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参加揭牌仪式。1996年，乔志强先生与乔健先生联名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贱民阶层研究”获准，我和一名研究生承担的“晋东南剃头匠”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此，我开始直接接受乔健先生的人类学指导和训练；2001年，乔健先生又申请到欧盟委员会关于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研究项目，我们多年来关注的一个田野工作点——赤桥村，也就是晋祠附近刘大鹏的祖籍，被确定为全国七个点之一；2006年下半年，我专门请乔健先生为研究生开设文化人类学专题课，他编写讲义，印制参考教材，每天都到图书馆授课论道，往来不辍。这些年，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心一到两天，做讲座，下田野，乐在其中，老而弥坚。就在两三年前，乔健先生又和我谈下一步研究绵山脚下著名的张壁古堡的计划。乔健先生将一生收藏的人类学、社会学书籍和期刊捐赠给中心，命名为“乔健图书馆”。正是在这位著名人类学家的躬身提携下，我结识了费孝通、李亦园、金耀基等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前辈及大批同行，我和多名研究生曾到香港和台湾参加各种人类学、社会学会议。正是在乔健先生的指导之下，我们这些历史学学科背景的后辈，才开始学到一点人类学的知识和田野工作的方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工作才有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气味，走向田野与社会才成为本中心愈来愈浓的学术风气。如今，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两大机构在山西大学已实现强强联合，这不但是“二乔”长期合作的结晶，也是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注重多学科交叉、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的体现。2014年9月下旬，中心与人类学高级论坛联合主办的“人类学与黄土文明——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暨乔健先生从事人类学研究60周年座谈会”在山西大学隆重召开，人类学界的权威专家和学术新锐共襄盛会，进一步扩大了中心与人类学界的交流与对话，虽然乔健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从公子乔立带来的贺信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乔健先生对本次会议的高度重视，更看到一位蔼蔼长者对家乡的赤子情怀以及对中心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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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优先与人类学对话，这曾是您多次撰文着重阐述的问题，可以说这种呼吁既是一种研究理念，也是一种方法论，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和看待人类学给社会史研究带来的滋养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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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勒高夫在《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的。勒高夫曾指出，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的合作。对于勒高夫的这一看法，我深表赞同。在我看来，社会史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还应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方法并没有优劣之别，更没有高下之分。按照我的理解，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较多，社会史甚至一度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随着社会史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社会史的兴起，人类学的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具体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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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人类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如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不论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学科定位的观点，还是费孝通对文化及其生活整体性的看法，都表明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总体性追求有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人类学用新方法探求新问题的理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启示；再如人类学对仪式、象征、宗族、习俗等问题的研究，与社会史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生活的旨趣也有很多共通之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回顾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费孝通和林耀华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开辟了研究文明社会的格局，一度影响到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的复兴，人类学与历史学逐渐呈现互惠的局面，在不断的合作与对话中，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开始形成，一是华南学派的研究，二是王铭铭的研究。华南学派的研究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图景，王铭铭的研究则更多突出了对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从学界目前的研究进展和学术实践来看，人类学给社会史研究带来的滋养和启示自不待言。反观社会史的学术历程，从社会史向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固然推动了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但区域社会史研究也出现了孤立和碎化的困境。我曾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克服“碎片化” 回归总体史》一文，对此问题进行过粗浅的思考和探讨，认为社会史研究要想走出碎片化的困境，一是要始终保持总体史的眼光，二是要重视“长时段”的研究，三是要注重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加强与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交流，不断深化多学科合作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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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研究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不仅要注重人类学研究理念的内化，也要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所借鉴，重视田野工作。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首先是对“异文化”的参与观察，它要求研究者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圈子里至少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观察与研究，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而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人类学强调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走向田野，直接到那个具体的区域体验空间的历史，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才能使时间的历史和空间的历史连接起来，才能对“地方性知识”获得真正的认同，才能体会到“同情的理解”之可能，才能对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有更为深刻的把握。然而，社会史的田野工作又不完全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搜集资料、尽可能全面详尽地占有资料，是史学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如果说宏大叙事式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传统的正史资料所进行，那么，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传统的正史（包括地方志）并没有存留下丰厚的地方资料，地方资料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才能有所发现，甚至大量获取。所以说，社会史的田野工作，首先要进行一场“资料革命”，在获取历史现场感的同时获取地方资料，在获取现场感和地方资料的同时确定研究内容、认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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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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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国良（1988～ ），山西长治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现代社会史。山西太原，邮编：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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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龙（1958～ ），山西新绛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山西太原，邮编：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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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追寻原创的思想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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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范靖鸣[1]答/庄孔韶 瓦努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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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的支持模糊了文字与图像间的界限，数字化应用正呈现出更新的人类学的表现形式，这种方式不仅是技术的更新，更是田野表现方式的创新，也是人类学必须接受的新的实践形式。在中法和国际数字、影视人类学的开放性交流中，需要在各自的传统文化脉络和快速的世界信息交流中思考“原创的思想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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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人类学；数字化；民族志影片；不浪费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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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9～21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教授应“自由荧屏协会”负责人瓦努努教授的邀请，携作品赴法国参加欧洲“数字人类学”大会的展映活动。在此次影视人类学影片展映会上，庄教授的作品《冬至——人类学的诗学》（以下简称《冬至》）被安排在首席放映。展演后，庄教授就人类学展现形式的多元化发表了演讲，提出了“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发展理念，为此次“数字人类学”会议带来了中国新视角。同时，聚集人类学、艺术及媒体技术多学科交叉的欧洲风格会议也给予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多样的启示。在法国巴黎这个历史上就汇集东西方观念的空间站内，来自中法两方的人类学家如何通过影视叙述来看待彼此、了解对方，成为此次访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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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庄教授，欢迎您访问法国！我是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民族学专业的学生，您此次来法出席“数字人类学”电影展播会议，让我想起您五年前在中国云南昆明主持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电影节，现在您回忆起来，那次的电影节有何值得回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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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次电影节可以说是十分盛大的。全世界一共寄来了367部电影，如何从中挑选出参演作品，是很繁重的工作。电影节前，我们分别组织了两次遴选会，从世界各地邀请知名电影专家参加，选出入围影片。在电影节期间，我们又组织了第三次遴选，挑出24部获奖影片。你知道，事后我们很不容易地获得了其中14部电影的版权。2012年出版了大会电影节影评《流动的印象》和获奖中外影片集锦。我还和南加州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的西蒙教授合编了论文集《来自中国的影视文化视角：方法论、分析与电影呈现》（Perspectives on Visual Culture from China：Methodology，Analysis and Filmic Representations，Edited by Zhuang Kongshao，Gary Seaman & Song Zhifan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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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电影节主题“文化之眸”意指人类学的深刻关注，包括文字与镜头的双向关注，这是很突出的特点。所以这次大会不少获奖电影作品同时还伴有研究报告或论文的双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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