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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爱祖国，为新中国的工程教育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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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张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德国柏林高工工学博士学位后，为了掌握祖国工程建设所需的先进技术，通过各种渠道与当时很有名的、为我国小丰满水电站建造大型水轮机的瑞士埃舍尔-维斯机械厂联系，终于获准在1945年9月移居瑞士，在该厂担任了研究工程师，参与了这项设计研究工作。1946年5月，刚刚获悉可以回国的消息后，张维立即商得厂方同意，毅然中止了合同，不等银行存款解冻，带着身边仅有的一点儿积蓄，在中国驻巴黎使馆的帮助下，偕夫人陆士嘉带幼女，从法国马赛港搭船踏上了返回家乡的漫漫旅程。途中历尽艰辛，甚至住过难民营，几经波折终于在1946年6月底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回国后，先后受聘于同济大学、北洋大学，1947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与钱伟长教授分担全校的力学课程，先后讲授过材料力学、高等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塑性力学及板壳理论等课程，开始了在我国工程教育园地上的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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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清华先于北平解放了，张维夫妇如饥似渴地学习解放后的新事物，在清华大礼堂听报告的听众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位留学回国的教授在认真地记笔记，他以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开创新中国工程教育事业的工作中。从1951年起直至1991年，他先后担任了繁重的行政、教学与科研管理工作与多种社会兼职，职务经常变动，又经常需要超负荷工作，但他总是不计较个人得失，愉快地服从国家需要，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把他全部的智慧、学识与精力贡献给他深爱着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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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由于院系调整和发展需要，他担任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建设工程委员会工程处负责人，1954年又任清华大学建设委员会主任，为这几所著名高校的基本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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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张维参加制订了我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并担任水土建组组长和力学学科领导小组副组长。为实现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他投入了在清华大学筹建一批新专业的工作。他宽厚的学科基础，娴熟的英、德、俄语，对各学科国际发展最新动态的经常、广泛的了解，使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从而对清华大学的学科建设与新专业的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与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杜庆华一起，1956年在清华大学筹建了工程力学研究班；1958年他又作为第一任系主任，创建了工程力学数学系，他的工作为这个系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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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84年，张维担任教育部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达22年之久。在教育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领导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有关力学专家，主持制定我国高校中工科力学教学基本要求与大纲，编审了一大批材料力学、理论力学、水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等基础力学教材。他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向国内教育工作者介绍苏、美、英、德等国的教学计划、大纲与教材。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再度担任编委会主任，为恢复工科力学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一贯主张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基础课是重要环节，基础知识和概念不能错，一旦有错，贻害深远，改正也难。他指出，解放前我国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基础课一向是由著名教授讲的。仅以清华大学为例，解放前夕，周培源、王竹溪和钱三强都讲过大一物理。那个时代毕业于工学院的校友们返校时，异口同声地称赞当年在校内受到的良好基础教育与日后工作中有所建树有极大的关系。他积极提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学术造诣较高的教授到基础课教学第一线并身体力行。文化大革命后，他不顾已届67岁的高龄，仍亲自为一百多名本科生讲授“材料力学”大班课。他讲课思路清晰、深入浅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引用工程实际中的问题让学生思考，一口宏亮标准的普通话，把比较枯燥的力学课讲得生动活泼。他还十分重视培养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的工作，即使在他担任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之后，仍长期坚持带研究生和指导中青年教师的工作。经他培养的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大都已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他直接教过的学生中已有14人成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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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广东省决定在深圳特区筹建深圳大学，并向高教部请求聘请张维教授担任校长，经国务院任命，当时他已70高龄仍欣然从命。当年，在广东省高教局陪同下，他与清华、北大校长及筹建小组成员去深圳考察，考察结束后，他代表筹备组提出深圳大学要为深圳发展培养人才服务，同时兼顾回归后香港的人才需求；确定了以工科为主兼顾理科、文科的系科设置；强调深大与内地高校要求上要有区别，课程设置上应强调实用性、开放性，及扩大知识层面，他特别提出要设置有关经济，法律等课程，全面实行学分制，并强调了外语的重要性，尽快与国外大学接轨，以体现特区的特点。他提出学校规划要有前瞻性，要留有发展余地，要有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校园要建成开放型，学生参与学校管理，设立奖学金、设立勤工助学等制度，学生参与后勤管理，培养学生自强自立精神，减少后勤人员。他的这些正确主张，得到了广东省委的赞扬和肯定，省委书记梁灵光同志当时就称赞张维教授“不愧为全国知名大教授，教育的大行家”。在建校的一年中，张维不顾古稀高龄四次亲赴深圳，直接领导指挥，特别在专业设置、教学设备购买及主要教授的聘请上亲自调查研究、征求各方意见并决策。他不辞劳苦、不避寒暑，多次登门求贤，使许多专家为之感动，从而聘请了童诗白、唐统一、汪坦、李赋宁等一批知名教授担任系主任，把握建系方向及保证高质量，聘请王英杰教授兼任体育顾问。任职期间，他每年有2～3个月全时在深大工作，深入各系各专业了解教学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作为第一任校长，张维教授为深圳大学的创建、发展、改革及上新台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广泛好评，留下了历史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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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各方面对人才需求极大膨胀，高等工程教育面临着发展的大好机遇，但同时又非常不均衡，人才奇缺与浪费的现象并存，这是为什么？张维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我国解放后，教育事业得到很快发展，但是发展不平衡，他亲自收集资料编制了一张解放前后高等院校分布地图，一目了然地看到教育发达地区始终都集中在沿海，西部相对较少，发展较慢；我国工程教育体系不合理，与工业发展的程度不匹配，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人才的层次不合理加上人才单位所有，不能尽其用，有些工作受过职业教育的人能做的，却由大学生做，造成人才浪费；在高等教育方面，偏重工科发展，而轻文、理、法、农等其他学科发展。为了研究如何形成我国自己的适合经济发展的合理的教育结构，他萌发了研究高等工程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心愿。1995年，他和中国工程院朱高峰副院长建议工程院建立了工程教育咨询项目《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组织了16位院士、31位专家参加，张维为总课题负责人之一。他以80多岁高龄，亲自带领工程院、教育部、江苏省教委的联合调查组到江苏开展调查研究，并要求：每调查完一个单位，当天要写出调查报告；调查完一个地区，就马上写好地区的调查报告。他与清华教育研究所合作，并得到教育部、工程院的支持，从研究典型的几个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经济发展与工程教育发展的历史开始，以找到一些规律。1995年，他不顾耄耋之年，在美国卡尼基基金会的支持下，受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在爱因斯坦曾从事过研究的高等研究所工作3个月。这3个月里，他访问了许多知名教授，专心在各大图书馆潜心研究美国的经济发展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历史，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接着他又访问德国、法国，研究他们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收集了很多历史资料。1997年，在工程院支持下编著出版了有关英、法、德、美、中五国工程教育比较研究的英文版著作《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of Five Countries》，该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98年5月，经他对每个分报告都逐字逐句认真修改后的工程教育咨询项目报告，以中国工程院的名义呈交国务院，后由国务院转发有关部委与高校。报告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对我国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该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组获得了2000年中国工程院高等教育学会特等奖。十多年来，他还先后在“人民日报”、“科技导报”、“力学与实践”以及在美国、德国等许多国家举行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与第三世界发展工程教育的十多篇论文，并受芬兰、瑞典、日本、印度及我国香港地区等有关组织邀请做专题报告。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世界工程师协会联合会于2001年9月莫斯科大会上授予他“工程教育优秀奖章”，这是该会第一次设立此项奖章，每四年一次并只授予一人，这是对张维先生一生在工程教育方面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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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倡导力学与工程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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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是1956年制订我国12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土木工程组组长和力学学科领导小组副组长，1962年制订我国10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力学组副组长，1978年制订我国8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理论与应用力学组常务副组长，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与力学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与书记处书记、国家教委第一届科技委主任、国家科委理论与应用力学组常务副组长，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和世界工程师协会联合会副主席。他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对于我国力学学科建设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他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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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的学术思想可概括为：力学是介于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一门技术科学或工程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应是工程实践中提出的具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力学本身的发展，要走科学与工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的这种思想，萌发于早期在德国留学时哥廷根学派学术传统的熏陶。他在“留德八年”（载《欧美同学会会刊》1999年第3期）中写道：“给我影响更多的是哥廷根大学的Ludwig Prandtl教授和Robert Pohl教授”。他曾多次向后辈们介绍陆士嘉先生的导师，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和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哥廷根大学应用数学力学研究所的创建者普朗特（L. Prandtl，1875—1953）的学术思想与功绩。20世纪初，普朗特从德国早期发展动力飞艇的需要出发，建立了边界层理论，而边界层理论又成为一个世纪以来飞机气动力设计的理论基础。张维在该文中写道：“他所代表的德国学术思想，以及他从他的老师August Foeppl（近代应用力学创始人）那里继承的治学方法对我影响极大。人们将它称为哥廷根思想（Goettingen Geist，一言以蔽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既解决实际中的力学问题，又解释并预测了自然现象，促进了生产。他们往往从特殊着手发展到一般，再返回到特殊。这种循环式上升很符合辩证法。他对力学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国界。”许多国际知名的力学家，都出自普朗特的门下，如冯·卡门、铁摩辛科、普拉格、邓哈托和纳戴等。张维先生认为，冯·卡门（Th. von Karman，1881—1963，钱学森先生的导师）与铁木辛科（S. P. Timoshenko，1878—1971）将哥廷根学派的学术思想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他说，力学的根在于生产，从生产实践出发才会有力学的独立创新，否则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力学家应善于从工程中总结、抽象出力学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工程问题的解决与力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冯·卡门对于航天工程、铁摩辛科对于交通工程，都为我们树立了力学与工程结合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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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身体力行，为后辈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榜样。作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家、力学家，虽已年逾古稀仍经常拜访与接待工程界人士，从他们那里了解工程对力学不断提出的需求，虚心向他们学习工程知识；直至80高龄仍亲自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和实验现场去。他要求清华力学系的师生们要“上天”、“下海”、“入地”，关注我国航天、海洋开发与造船、地质勘探等工业部门提出的实际问题。20世纪60年代，他曾经带头试行让他的研究生下厂矿、工程研究所实习一年的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他虽已届高龄，仍亲自安排自己的研究生到工厂企业去调研与实习。当有的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就和他们谈力学发展的历史，帮助他们端正对力学与工程关系的认识。由于他的坚持与严格要求，使学生在取得实际知识、增长处理工程问题的能力方面得以提高。对于他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他从不以获得理论结果为满足，常常要求研究生动手进行实验验证，即使在经费、条件十分困难时，仍坚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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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倡导的这种学术思想，对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40多年来培养的一大批学生的学术道路，对整个系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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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格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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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半个月前还刚刚从莫斯科领奖回来、与学生讨论论文工作的张维先生，突发急病匆匆离去，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生前热情帮助、提携后辈的事例，一桩桩、一件件，由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道来，一个热诚、正直而又平易近人的宽厚长者形象，深深地刻入我们的脑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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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回忆，1946年8月，由于地下工作需要他在大学里谋求一个职业，凭着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辗转推荐与一张清华航空系的成绩单，这位已在上海无职业地待了几个月的青年，穿着一身带补丁的长褂，去拜见刚刚回国的张维夫妇。没有想到这两位大知识分子对这个陌生的后生十分热心，不久就从天津来信告诉他北洋大学已同意录用他。以后，张维夫妇转去清华，他也于1948年初申请来到清华航空系，并在清华接上了党的关系。这位老同志改革开放以后担任了部长，他感慨地说：“当年如果没有张维夫妇的介绍，我一生的机遇也许就很不同了。”张维对于他的学生、中青年教师或其他同事取得的成绩，总是甘做铺路石，给予热情的帮助与鼓励；对于确有成绩的中青年人，无论是谁，他都能鼎力举荐，使他们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其才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他不遗余力推荐许多有才华的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使他们得以师从名家，发挥聪明才智，作出成绩，回国后发挥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清华力学系，经他直接推荐到德国的就有十余人。但是，他自己的孙辈求他给熟人打“招呼”转学，因为不符合原则却被他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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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们认为张维教授是一位正直的挚友，是可以共患难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张维夫妇留德期间，曾居住在哥廷根著名物理学家波尔（R. Pohl）家中，波尔为人正直，坚决反对纳粹。波尔曾将生平积蓄购置了0.75千克铂，因战乱唯恐有失，在张维夫妇回国时，托付他们带回中国保存，以期有朝一日作为儿子的生活费，并郑重声明，由于时局与今后遭遇都变幻莫测，这些铂如有遗失绝不要求赔偿。张维夫妇感其为人与托付之诚意，毅然承诺下来。回国后10多年，因中国与联邦德国长期未建交，通信断绝。直到1958年民主德国一位教授访华，他们得悉他熟悉波尔教授并有来往，就托他将铂带给波尔并向组织作了汇报。为此，波尔十分感激。但是，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张维却因此而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受审查，直至“文革”以后才得以平反。也是在“文革”中，蒋南翔被打成清华大学头号“走资派”，被送铸工车间劳动直至1974年10月，许多以前与他共事的干部都要与他“划清界限”，避之不及，但张维却敢于去蒋南翔的住处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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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是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平易近人，从不以大教授自居，几十年来自觉地按照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基层党支部的活动。当他已80多岁高龄到美国访问3个月期间，还认真地给校党委与校长写信，详细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许多青年党员都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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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毕生奋斗，为我国科技、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培养几代高级技术人才，为对外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与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生尊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祖训，坚持他自己的座右铭“理论联系实际，服从工作需要”。他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高瞻远瞩的学术思想，深入工程实际的科学研究作风，热心扶植后辈的高尚品质，正直而又宽厚的长者风范，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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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明德，任文敏，黄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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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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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张维教授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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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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