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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2—1966年、1978—1984年，张维长期担任教育部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教育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领导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有关力学专家，主持制定我国高校中工科力学教学基本要求与大纲，编审了一大批材料力学、理论力学、水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等基础力学教材。他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向国内教育工作者介绍苏、美、英、德等国的教学计划、大纲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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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966年5月，张维开始主管清华大学的科研，同时仍主管研究生工作。1962年9月29日，校委会决议成立科学研究及生产工作委员会，由张维任主任委员，何东昌、高景德为副主任委员。12月，又成立了教师升级及考核办法起草小组，由张维任组长，赵访熊、何东昌任副组长。1963年起，张维又分别担任了科学研究工作委员会、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和实验技术工作委员会三个清华大学常设委员会的主任，学报与学术著作编审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为刘仙洲）。1962年，张维又一次参加制定我国的10年科学发展规划，任力学组副组长。会上，他与郭永怀、刘恢先一起，提出将抗震、抗爆问题列入科学规划，从此，抗震、抗爆问题开始列入了我国的国家规划，为我国一系列工程设计规范中逐步引入抗震、抗爆设计规定，就工程结构如何有效地抗震、抗爆进行研究等问题提出了长远的研究目标。1963年1月蒋南翔在教育部高校科研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高校必须进行科研，处理好教育与科研的关系，否则要落后，张维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1964年1月，张维在全校干部会上做了“从科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看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关系”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第一阶段是深入生产实际、根据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这一特点确定研究课题；第二阶段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解决研究课题；第三阶段是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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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张维曾多次出国参加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一些国际学术会议，逐渐为国际科学界所重视。早在1956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4届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理事会上，时任主席的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法国）和日本教授柘植秀臣建议尽快成立北京中心。1962年9月，张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出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7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名誉秘书；为在会上提出建立北京中心的提案，柘植秀臣在去莫斯科前，先来北京与我国科协进行了商讨；接着，在世界科协第24届执行理事会上，柘植秀臣关于建立“北京中心”的建议全体一致通过。1963年，张维被中国科协任命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负责外事工作。1964—1966年，张维被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和北京中心主任。1964年8月张维主持了北京科学讨论会，共有来自亚、非、拉美和大洋洲四十多个国家三百几十位科学家参加了这次讨论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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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17日—11月8日，以我国驻法大使黄镇为团长、张维为副团长的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17届大会，这是新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出席该组织大会。会后，直至1976年，张维又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这是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国在该组织的首任委员。自此，张维每年两次去巴黎参加该组织执行局会议。1976年，张维赴法国巴黎参加了第10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又赴肯尼亚参加第19届该组织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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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台上（1972年，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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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2年，张维就率领中国核科学家十人的代表团应邀访问西德，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访问西德的代表团。下页图为当时西德科隆报纸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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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时已是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国内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张维却能够以自己广博而深厚的科学知识、睿智的学术思想、儒雅的学者风度、流利的外语，为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树立了良好的风范，结交了许多国际学术界的朋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这段经历，也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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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中，张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特嫌”批判，1970年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清华鲤鱼洲农场被撤销后，张维又被派去清华在京郊的南苑农场劳动。某个工作日的傍晚，张维突然回家了，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见了儿子克澄，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八十多岁就该死了吗？”说完就进了卧室与妻子说话去了。克澄非常纳闷：爸爸从来都是温文儒雅、彬彬有礼的，今天怎么啦？到吃晚饭时，才解开了这个谜，原来爸爸被迟群找去宣布“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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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左起第一人）率领中国核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西德时在当地报纸上的报道（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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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张维去访问好友钱学森时，才知道被“解放”原来和钱学森有关。当时“国务院科教组”中，掌握清华大权的“四人帮”干将迟群是“科教组”的副组长，一次“科教组”开会时，作为该组成员的钱学森问迟群：“你们学校的张维怎么样了？”迟群听后愣了，说：“你认识他？”钱学森说：“我们太熟了，从小就是同学，一块儿长大的，我跟他爱人也是同学，还是同行呢！他能有什么问题呀？”迟群回校后，找人查问，才发现原来张维在南苑农场，于是叫人派车把张维接回清华，说是要找他谈话。张维进了工字厅，不料迟群见面第一句话竟说：“你才这么年轻呀，我以为你已经八十多岁了呢！”然后就宣布“解放”张维，1972年1月，张维与何东昌等被任命为“校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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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特别是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一些美籍华裔学者开始逐渐来校访问，被“解放”出来的张维开始忙着接待这些国外学者。1972年6月，美国科学院院士任之恭和林家翘冲破重重阻力，率领了12位美籍华裔科学家代表团访华〔2〕，张维负责了他们来清华大学的接待工作，并且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对这些学者们的接见。周恩来与这些学者们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张维和任之恭、林家翘等一见如故，在接待他们来访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改革开放以后他能够代表清华大学与任之恭、林家翘等留美学者进行学术交往打下了基础。这期间，张维和何东昌一起，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批极左思潮和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调研和调整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计划，增加业务理论课学时和半年文化补习，开办固体物理等四个研究班，为“文革”中毕业的新教师组织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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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迟群、谢静宜等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名为批孔，实为批周恩来总理。接着又在清华发动“三个月运动”，批判“复辟回潮”，将何东昌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撤职。张维不愿意违心地与迟、谢等为伍，做他们的摆设，就要求离开校革委会办公室下机械厂劳动。1975年10月，张维被免去“校革委会”副主任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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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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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革”后在清华的工作（197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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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垮台了，1977年4月，原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刘达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达到校后，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北京市委“五条规定”：刘冰、何东昌的案不能翻），在清华大学一手抓平反冤假错案，一手抓恢复教学、科研的正常秩序。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1977年5月，刘达就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迟、谢免除何东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为非法，恢复了何东昌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大快人心。清华大学开始了清查“四人帮”罪行、拨乱反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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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就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改革，改革的突破口就是科技和教育，教育是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他亲自指挥和领导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邓小平认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他敏锐地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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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按照他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张维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之一，亲自参加了座谈会。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一些高校代表对当时大学招生实行的“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提出异议，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代表们的发言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果断决定，“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就从今年开始，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话语使与会者兴奋不已，全体代表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连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情不自禁地一起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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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讲话，认为：建国后的17年，教育和科研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鼓励，还要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他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强调从1977年起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关于学风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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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坐在那里激动地听着，心潮澎湃。回到家里，他把白天的会议情况源源本本地对陆士嘉说了。说到一半，他声音颤抖了起来：“中国有救了，清华有救啦！”说着，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继而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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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张维又参加了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会议开始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了。会上最大的障碍是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会议前半期仍旧对于恢复高考的问题支持与反对意见争执不休，张维在小组会上作了简短发言，认为通过高考选拔大学生是最公正的办法。但由于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不敢公开发表赞成恢复高考的意见；而时任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又迟迟不敢对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等问题表态，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没有结果。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穆扬就此展开调查，说明《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并将这些代表的意见写成内参报送中央，很快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指出穆扬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一精神传达到与会代表时，张维以手加额，极为欣慰地想：“邓小平同志真有水平，真策略。”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使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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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办法，张维请求蒋南翔转告中央的信件手稿（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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