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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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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为恢复发展被“文革”破坏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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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严重摧残了我国的教育事业，清华大学在“四人帮”多年统治下，受到严重破坏。“文革”刚结束时，“极左”思潮仍有很大的影响；国家经济极端困难，教育事业可谓“嗷嗷待哺”；以计算机为先导的世界科技在这十年中迅速发展，而我国的高校教师和科技人才却在这十年中白白耗费了宝贵的学术青春。在这个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张维由于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国内教育界的影响力，发挥了他人很难代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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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张维是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中33位参加者之一。他不畏“左”的干扰，在参加讨论恢复高考的我国高教工作会议期间上书邓小平，力主高等学校应当有录取学生的权力、废除地方政府决定录取学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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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维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他是蒋南翔带领的“文革”后第一个中国高等教育访美代表团的副团长兼翻译。张维较早敏感地了解到这十年中，国际上计算机技术特别是微型计算机迅速发展，并由此带来信息科学对于各工程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要提高我国计算机技术和应用的水平，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到各工业部门、各学科中去。由于当时教育经费极端匮乏，为了解决清华大学当时没有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问题，他以个人名义上书邓小平和方毅请求他们派人来校调研解决。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清华大学抓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1980年4月25日，清华大学举行第九次科学报告会，就以计算机普及与应用为专题，张维在开幕式上做了《努力提高全校计算机科学与应用的水平》的报告。据第二届力学班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万锦堃回忆，在1978年学校经济非常困难、计算机十分稀缺的时候，经过张维大力推动和批准、并在清华图书馆时任馆长史国衡的支持下，将清华其他研究所认为不够先进的计算机调给图书馆，先为“文革”中被大量积压的图书编目，进而建立图书目录的数据库，实现计算机检索图书。这些工作的早期推动说明：当那个时期在中国绝大部分人还只将计算机作为计算的工具时，张维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计算机作为信息科学的载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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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刚结束国家外汇十分紧缺的时期，张维还通过与联邦德国驻华使馆和洪堡基金会的联系，推荐了一批优秀中青年高校教师获得洪堡奖学金资助去联邦德国进修，这些学者学成归国后，绝大多数成为各工程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与此同时，他运用他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声望，在短短几年中，邀请了许多国外大学工程学科方面的专家来清华大学讲学，这些讲学同时向国内其他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有关教师、研究人员开放，使我国更多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迅速学习、了解世界科技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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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教育经验的问题，张维仍然坚持“每个国家的工程教育必须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这个理念。他说：“对于不顾本国实际办高等教育，我们这些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是深有感触和切肤之痛的”。早在1980年，张维就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教育》杂志上，分别发表了“高教改革中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3.1]和“吸取外国经验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3.2]的文章。他指出：“应该广泛了解国外近一二十年来教育的发展变化情况，对它进行具体分析，吸取它的有益部分。对国外的做法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否则就会重犯闭关自守或生搬国外经验的错误。一个国家的教育，要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制约，它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是随着时代和社会要求的变化而变化的”[3.1]。他针对“近两三年，很多单位派了不少代表团出国考察国外高等教育”、“走马看花，甚至是跑马看花”、“回来写的报告只能说是很表面的”这种情况，提出：“如果认为根据这些报告和材料就算我们了解了人家的高等教育，并且就要按照人家那一套来改革我们的高等教育，这是不慎重的，甚至是危险的”[3.2]。张维具体指出，美国的大学在学校中基本上只学到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不要求工厂实习；但美国很多大工厂设有培训机构，大学新毕业生到工厂后要培训一至三年，好的留下，其他的转到小企业去就业。欧洲大陆工科大学生在校受到比较完善的工程训练，毕业得文凭工程师学位。张维又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在当前和近期我国大工厂一般没有足够师资力量，希望我国工厂在近期普遍办培训班，与高等教育衔接不现实，而用人单位倒是希望大学生一毕业就能挑担子。张维认为，我国大学生入学前和学习期间生产实践机会极少，应当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工程师所必要的基本训练，像美国那样的做法不适合中国国情。看到张维在三十多年前，不惧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某种风气而写下的这段文字，联系到这几年有些大学培养的工科学生的情况，我们不禁深深地感到张维是多么具有预见性与对国家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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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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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1983—1986年，创建深圳大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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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张维承担了在深圳特区创建大学的任务，担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张维以古稀之年接受这一任务，是出于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责任心。在他向广东省领导提出办学方针之前，花了十天时间到深圳的各部门了解实际情况和深圳发展的需要。他认为深圳大学要为深圳经济特区服务，深圳特区的任务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将深圳这个落后的边境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的、具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而深圳大学要成为引进先进技术的桥梁。在这种基本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以下一些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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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世界面临新的技术革命。深圳大学办在特区，它应当为特区的总任务——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服务，要充分发挥它邻近港澳，利于与世界科技界和相关企业交流的优势。由此确定了深圳大学的系科设置以工科为主，兼顾理科与文、经、法科。要特别教授经济、法律等课程，并强调外语的重要性。在建校初期，首先成立了土木建筑、经济、法律和外语系，第二年又成立了电子、机械、中文等系，以满足特区急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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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对深圳大学办学思想所写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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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张维在调查中了解到，当时深圳现有的八千多名干部中，只有三千多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准，是深圳大学的另一项重要任务〔36〕，所以他提出[3.3]：深圳大学不仅要招收全日制本科学生，还要搞成人教育，为特区现有在职人员办长短不同的短训班，如微处理机培训班、英语班等，以适应特区迅速发展的需要。1984年暑假前，深圳大学有本科生216人，而各种成人教育班有19个，990人。暑假后招了5个培训班，使一些在职干部脱产学习两年后，能达到大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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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变内地大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办学中的一些固有模式，使深圳大学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此，张维提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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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放宽、放松转专业的限制，毕业不包分配。学生入学时先不分定专业，一年后根据自己特点和学校可能，选择专业。三年级前，如有正当理由，放松转专业的限制。避免高中毕业生不了解专业情况过早选定终身从事学科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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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设助学金，设置奖学金。对于经济困难学生，学校给予贷款。广泛开展勤工俭学，使学生正确树立劳动观点，增加见识和独立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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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实行学分制，本科生在导师指导下自己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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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实行主修和副修专业制，以增加学生今后对工作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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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减少讲课时数，加强实践教学环节，5年内安排三次暑假实习，以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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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设立各种学生社团，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以使学生适应社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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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的今天，这些主张中的大部分已经在全国各大学中普遍实施，成为共识，而当时在我国却是首创之举。至于其中许多高校目前还欠缺的“加强实践环节”一项，正是制约我国一些高等工科院校提高培养人才质量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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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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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晚年研究国内外教育发展史，倡导我国工程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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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1年，我国面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全社会都关注如何尽快扭转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为此，第六届全国政协成立了“科技如何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发挥作用”专题组，以时任第六届全国政协科技委副主任严东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张维为组长。年近八旬的张维和严东生、政协委员陈能宽、郭慕孙、成思危等一起，不辞辛劳，长途奔波，历时两年，到辽宁、吉林、上海、江苏、广东、重庆和湖北等七省市的30多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调研了技术进步情况，写出了“关于辽宁、吉林两省国营大中型企业科技进步情况的调查报告”[3.4]、“上海、江苏大中型国营企业科技进步的调查报告”[3.5]和“广东省大中型企业科技进步情况的调查报告”[3.6]等三个调查报告。在这些调研中，张维亲自深入到我国工业生产的第一线了解情况，认识到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实力和能力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没有实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生产工艺。并且建议：“当前要做好各级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的选拔和培训工作”，“培养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掌握其基本原理与知识的企业主要领导”，“增强他们的科技意识”。张维以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科学态度与严东生一起领导并参加了该专题的调研工作，并且对调研报告亲自进行审查、修改。通过深入我国工业生产第一线的调研，也使张维对于我国工程技术的国情有了直接的了解，这为他对我国工程教育提出切合实际的理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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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起，张维就利用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深入到欧洲、美国的各大学和图书馆，收集各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资料带回国进行认真阅读与详细研究。早在1981年，张维就和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张龙翔（1981年5月—1984年3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教育发展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访问西德法国美国高等学校观感之二”[3.7]文中写道：“访问中，我们特别注意了解西德、法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资我们借鉴”。他们在文中提出：“发展高等教育必须从整个教育体制出发，作出规划”，“西德、法国、美国高等教育这样的迅速发展，固然满足了人才的需要，但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首先是教师质量有所下降，合格教授的成长，赶不上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其次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再次是财力、物力问题。……总之，高等教育在八十年代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但在规划时，既要考虑到需要，更要考虑到可能；既要考虑到数量，更要考虑到质量。”在我们重读张维等前辈学者在30多年前写下的这篇文章、联系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不禁深深地为他们的远见卓识而折服，而这种见解是基于对客观事实和历史的深刻了解、不是凭走马观花所能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