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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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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1983—1986年，创建深圳大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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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张维承担了在深圳特区创建大学的任务，担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张维以古稀之年接受这一任务，是出于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责任心。在他向广东省领导提出办学方针之前，花了十天时间到深圳的各部门了解实际情况和深圳发展的需要。他认为深圳大学要为深圳经济特区服务，深圳特区的任务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将深圳这个落后的边境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的、具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而深圳大学要成为引进先进技术的桥梁。在这种基本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以下一些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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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世界面临新的技术革命。深圳大学办在特区，它应当为特区的总任务——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服务，要充分发挥它邻近港澳，利于与世界科技界和相关企业交流的优势。由此确定了深圳大学的系科设置以工科为主，兼顾理科与文、经、法科。要特别教授经济、法律等课程，并强调外语的重要性。在建校初期，首先成立了土木建筑、经济、法律和外语系，第二年又成立了电子、机械、中文等系，以满足特区急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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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对深圳大学办学思想所写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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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张维在调查中了解到，当时深圳现有的八千多名干部中，只有三千多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准，是深圳大学的另一项重要任务〔36〕，所以他提出[3.3]：深圳大学不仅要招收全日制本科学生，还要搞成人教育，为特区现有在职人员办长短不同的短训班，如微处理机培训班、英语班等，以适应特区迅速发展的需要。1984年暑假前，深圳大学有本科生216人，而各种成人教育班有19个，990人。暑假后招了5个培训班，使一些在职干部脱产学习两年后，能达到大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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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变内地大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办学中的一些固有模式，使深圳大学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此，张维提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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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放宽、放松转专业的限制，毕业不包分配。学生入学时先不分定专业，一年后根据自己特点和学校可能，选择专业。三年级前，如有正当理由，放松转专业的限制。避免高中毕业生不了解专业情况过早选定终身从事学科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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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设助学金，设置奖学金。对于经济困难学生，学校给予贷款。广泛开展勤工俭学，使学生正确树立劳动观点，增加见识和独立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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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实行学分制，本科生在导师指导下自己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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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实行主修和副修专业制，以增加学生今后对工作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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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减少讲课时数，加强实践教学环节，5年内安排三次暑假实习，以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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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设立各种学生社团，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以使学生适应社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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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的今天，这些主张中的大部分已经在全国各大学中普遍实施，成为共识，而当时在我国却是首创之举。至于其中许多高校目前还欠缺的“加强实践环节”一项，正是制约我国一些高等工科院校提高培养人才质量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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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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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晚年研究国内外教育发展史，倡导我国工程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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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1年，我国面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全社会都关注如何尽快扭转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为此，第六届全国政协成立了“科技如何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发挥作用”专题组，以时任第六届全国政协科技委副主任严东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张维为组长。年近八旬的张维和严东生、政协委员陈能宽、郭慕孙、成思危等一起，不辞辛劳，长途奔波，历时两年，到辽宁、吉林、上海、江苏、广东、重庆和湖北等七省市的30多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调研了技术进步情况，写出了“关于辽宁、吉林两省国营大中型企业科技进步情况的调查报告”[3.4]、“上海、江苏大中型国营企业科技进步的调查报告”[3.5]和“广东省大中型企业科技进步情况的调查报告”[3.6]等三个调查报告。在这些调研中，张维亲自深入到我国工业生产的第一线了解情况，认识到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实力和能力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没有实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生产工艺。并且建议：“当前要做好各级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的选拔和培训工作”，“培养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掌握其基本原理与知识的企业主要领导”，“增强他们的科技意识”。张维以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科学态度与严东生一起领导并参加了该专题的调研工作，并且对调研报告亲自进行审查、修改。通过深入我国工业生产第一线的调研，也使张维对于我国工程技术的国情有了直接的了解，这为他对我国工程教育提出切合实际的理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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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起，张维就利用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深入到欧洲、美国的各大学和图书馆，收集各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资料带回国进行认真阅读与详细研究。早在1981年，张维就和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张龙翔（1981年5月—1984年3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教育发展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访问西德法国美国高等学校观感之二”[3.7]文中写道：“访问中，我们特别注意了解西德、法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资我们借鉴”。他们在文中提出：“发展高等教育必须从整个教育体制出发，作出规划”，“西德、法国、美国高等教育这样的迅速发展，固然满足了人才的需要，但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首先是教师质量有所下降，合格教授的成长，赶不上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其次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再次是财力、物力问题。……总之，高等教育在八十年代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但在规划时，既要考虑到需要，更要考虑到可能；既要考虑到数量，更要考虑到质量。”在我们重读张维等前辈学者在30多年前写下的这篇文章、联系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不禁深深地为他们的远见卓识而折服，而这种见解是基于对客观事实和历史的深刻了解、不是凭走马观花所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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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与严东生合影（1992年3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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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维还从清华大学申请了“高等工程教育——欧洲大陆工程教育发展史及其与经济、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专题研究项目。当时他说：“近年来，我还对英、法、德、美等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史作了一些研究，希望能在工程教育的历史演变与国民经济、工业化进程的相互关系上找出一些经验，作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借鉴。”他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合作，指导了一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王春梅，对德国的工程教育历史进行了调查研究[3.8]。“九五”期间，在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等领导部门支持下，张维对于世界工程教育史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开展了历时多年的研究[3.9]。1995年，为了收集美国工程教育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了3个月的研究，据一些中国留美学生回忆，总是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孜孜不倦地认真看书。下图为张维关于该项研究提纲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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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关于世界工程教育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部分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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