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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一生中，始终关心着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直至他已届耄耋之年，人们还经常可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看到他认真查阅国外文献资料的身影。无论他在副校长职位上还是不再在位时，他总会根据这些科技动向结合我国实际，向当时担任清华大学领导工作的同事提出工程学科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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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他协助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提出和建立自动控制、原子能、无线电、计算机等新专业以及计算数学、工程力学、工程热物理等技术科学专业，这些专业为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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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致力于研究美国工程教育如何“由最初的被动适应经济发展逐渐向主动方向发展，为美国工业化的崛起日益作出了重大贡献”[3.10]，从而提出我国的工程学科建设要具有超前意识。他和其他同仁不仅在工程院给国务院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咨询报告[3.11]中，在要考虑到教育的“滞后性”上打了着重号，还在自己的教育工作实践中时时研究工业发达国家中行业发展动向对我国的影响，我国的工程教育如何能够具有超前意识，以适应今后的我国工业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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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张维在出国访问期间，发现国外一些著名高等工程院校十分重视发展无损检测与评估技术，它是在非破坏条件下对产品质量进行评定，确定产品的可靠性的技术，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有重要影响。但因为这是一门综合物理学、材料科学、机械工程、电子学、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等诸多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在国务院学位办所公布的学位目录中并没有“无损检测”这门学科。鉴于此技术的重要性，1990年张维和清华大学潘际銮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共同支持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立了无损检测教研室（后改称无损检测技术工程中心），1993年又由清华大学自主审定为硕士点〔39〕。二十多年来，该中心已经为我国各工业部门培养了七十多位高等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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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余寿文（时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主任，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回忆：20世纪80年代，张维深刻认识到微电子工业及计算机对于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本专业领域出发，极力主张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展开对智能材料、微电子材料及微封装过程进行基础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40〕。据龚克（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以后先后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校长）回忆：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维更是以工程教育战略家的眼光瞄准空间及海洋领域的研究课题，积极倡导清华大学建立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和宇航技术研究中心，并推动建立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筹备工作。他多次参加清华大学关于航天学科发展的各种研讨会，并亲自出席了与英国萨瑞大学合作研发微型卫星的签字仪式，可谓是清华航天的发起人与重要推动者。同时，微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也引起了张维的注意，为此他专门约见清华大学领导提出发展微纳米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建言献策〔41〕。实践证明张维坚持走理工结合、面向高科技的学科发展之路是正确的，对中国工程教育学科建设及新专业的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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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完善教师选聘制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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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等为工程院撰写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咨询报告[3.11]中着重指出：“提高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的最关键的措施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是张维一贯的思想，1991年在接受他的母校西南交大校刊记者采访时，张维说：“关键是教授，没有一流水平的教授，就没有一流水平的学生。五十多年前，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我很欣赏这句话。清华的物理系比北大建得晚，但正由于请到了吴有训、周培源等一批学者，所以很快就上去了”〔42〕。张维认为：“教师对改革的必要性和深、广度的认识水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教师队伍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学校竞争力的表现，要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学校应该帮助和指导青年教师在学科上的进步；老一代教授要特别关心学科和人才的换代”。如本书前两章所述，张维从解放前他回国任教起，就不遗余力地帮助、培养和提携他身边的青年教师，为后辈作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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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张维指出我国高等工科院校教师队伍的弊病：“我国工科教师绝大多数是毕业后留本校工作然后逐步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的。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近亲繁殖，二是缺乏实际生产经验。前者使学术思想限于一家之言，不利于学术创新。应该提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做到远缘杂交。后者则形成不是工程师的教师培养未来工程师的局面”[3.20]。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早在1987—1988年，由张维任组长，与李国豪、钱令希、王大珩、路甬祥、韦钰等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提出“关于实现公开招聘学术带头人的建议”，由科学院上报国家教委和科委，报告建议高校打破在教研组小范围内提升教授的“近缘结亲”办法，改为公开招聘的国际上通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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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张维就预见到国际交流的趋势不可避免，要求青年教师学习外语，并在家中教授他们德语。改革开放后，张维曾帮助推荐清华大学力学系的许多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张维还认为工学院的教师有许多毕业后直接留校，缺乏工程实践经验，致使讲课内容干瘪枯燥，因此他要求助教、讲师等青年教师参加工厂实践锻炼以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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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深圳大学过程中，千方百计首先聘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来到这个边陲小镇任系主任。他从清华大学聘请了汪坦任建筑系主任、童诗白任电子系主任；通过唐仲文（时任兵器工业部副部长）才好不容易请来太原机械学院赵以均教授任机械系主任；数度登门才从北京大学请来李赋宁教授任外语系主任、请北京大学乐黛云和胡经之〔43〕创办中文系。深圳大学创办初期，尽管条件艰苦，但这些知名学者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中青年教师来深大应聘，张维用这种方法保证了深大有较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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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倡导与推动继续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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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等为工程院撰写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咨询报告[3.11]中，对于继续工程教育有这样的论述：“继续工程教育主要是指大学后非学历的工程技术教育，它是对已受过高等工程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补充、更新、拓宽和提高的终生教育，是迅速提高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素质的重要途径对已受过高等工程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补充、更新、拓宽和提高的终生教育，是迅速提高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素质的重要途径”。张维指出：“近年来科学技术的陈旧化日益加快，其半衰期因专业的不同已缩短到7～8年甚至更短，要赶上市场经济时代的发展，工程师再也不能只靠学校学到的知识过一辈子，必须不断通过学习和培训，更新知识”[3.20],[3.21]。张维还特别指出了在21世纪初继续工程教育的重点方向[3.22]，他认为我国要在今后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我国科技队伍总体在信息技术方面达到初、中级水平。这是一项量大面广的高级科普工作。要抓好这项工作涉及两方面：一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工作；二是技术英文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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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以自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江苏对一些中、小型工厂所做调查为例，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工程师人数还很低，不会使用计算机，对于技术更新和现代化管理几乎就无从着手。这是我国产品落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我国的一台机床卖到国外只有6万元人民币，而外国厂商给这台机床装上电子控制系统，一转手就可以卖到6万美元。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工程师不懂机电一体化技术，其关键是不掌握计算机技术。张维还强调要使上千万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在互联网上看懂英文并能够写技术性的英文，否则他们在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密切了解国际先进的技术动向方面将寸步难行。为此他首先在清华大学请擅长外语的卢谦教授给教师普及科技英语教育，不少以前学俄语的教师和粗通英语的教师从中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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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工程教育中国教席”的名义，组织召开了“面向21世纪继续教育的战略和政策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匈牙利、印度、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在会议召开之前，时任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的孙学伟邀请张维出席指导并作学术报告，时年87岁高龄的张维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亲自动笔写了英文讲稿。在会上张维就继续工程教育的内涵、对象、目标和政策作了有创新见解的、深入全面的阐述，引起与会代表们广泛的关注和兴趣，为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而会后张维以自己饮食习惯和健康为由没有出席会议的晚宴，同时也不让院方付劳务报酬〔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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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在北戴河由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总装备部继续教育中心、中国科协继续教育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工程中国教育教席共同主办了第一届“21世纪继续教育论坛”，会前考虑到张维在继续工程教育领域的创新理念和杰出贡献，大会组织委员会委托孙学伟邀请张维莅临大会并作主题报告。据孙学伟回忆：“由于张先生年事已高，又患有慢性病，出席会议需要单独出行外地，考虑到先生的身体健康，我们对邀请犹豫再三，但张先生听说后当即爽快地答应，并说他很愿意出席这样的会议，和大家一起讨论继续教育的问题。张先生亲自动笔写了中文讲稿，我去先生家里拿初稿，看到初稿是张先生一笔一画地亲手写的，有好几页，让我非常感动。先生对我讲：‘帮我修改一下，再打印成稿’，后来我把打印稿送给先生审阅时，他又作了认真的修改，还嘱咐我不用再作幻灯演示文稿（PPT），打印稿就可以了。张先生从继续工程教育的发展历史开始讲起，深刻地阐述了继续工程教育的重要性，文中有先进的理念，有基本国情和翔实的具体数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又有鲜明的启发性，并且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他的重要建议。我还记得其中有‘要重点搞好短期非学历的、有针对性的、有实效的培训’；‘注重搞好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外语培训，提高他们用外语直接交流的能力’等。先生已做好了出席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但其后接到中国工程院的紧急会议通知，要他出席在承德举行的重要会议，他没有能够出席我们的论坛会议，但他的文稿作为书面发言，使大家受益匪浅。事后总装备部继续教育中心主办的杂志《继续教育》全文刊登了先生的文章，这是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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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时，张维估计我国需要接受继续工程教育的在职技术人员约有二、三千万人，这种继续教育是培训而不是学历、学位教育，以短期为主，内容要新。张维建议各行业共性的继续教育内容，如计算机、外语等可以利用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网进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韦钰说〔45〕，教育部当时正在制定现代远程教育规划，并且已经在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开始了远程教育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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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国际交流中树立中国科学家、教育家的优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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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1972—1976），首位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副主席（1985—2001），张维在国际工程界和教育界代表中国进行了孜孜不倦、认真执着、开放包容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以渊博的学识、严谨务实的学风、儒雅诙谐的风度为我国在世界学术界赢得了尊严。张维曾先后在《人民日报》、《科技导报》、《力学与实践》，以及在美国、德国等许多国家举行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与第三世界发展工程教育的十多篇论文，并受芬兰、瑞典、日本、印度与中国香港等有关组织邀请做专题报告。特别是1997年他所撰写的有关英、法、德、美、中五国工程教育比较研究的英文版著作《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of Five Countries》[3.9]，在国际工程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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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原科学处副处长王岩（现党委办公室主任）曾经与张维共事十年，他说：“张维先生在清华副校长中是参与外事活动、国际交流事项最频繁、最忙碌的一位。张维先生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声望，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因此他便充分应用自身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时时刻刻心系祖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进步提升，兢兢业业地运筹帷幄清华大学跻身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规划布局和资源聚合。在新中国尚且年轻、且为欧美所敌视的时代背景下，张先生代表国家和清华出访交流，心怀大局观和使命感，以提升国家和民族的良好形象为己任，以学术交流为媒，尽可能以开放真诚的姿态宣传我国，与世界一流先进水平对话接轨，借以此为通道推动我国科学技术跨步飞跃和人才教育的成长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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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张维之后担任清华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龚克，在我们编写本书、张维已离去12年后，仍旧对张维满怀深情。他回忆说：“张维先生对于新中国工程科技的国际交往有重大的贡献。2009年我受中国科协推荐担任世界工程师联合会（WFEO）副主席，而张维先生早在1984年就是担任这一组织副主席的第一位中国工程专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之后，就是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早的负责人。文革后，张先生不仅在清华大学主持对外交流工作，他还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并分管国际交流方面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维先生是新中国工程科技国际交往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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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张维对于工程教育的杰出贡献，世界工程师协会联合会于2001年9月莫斯科大会上授予他“工程教育优秀奖章”。这是世界华人教育家第一次获得该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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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编写还参考了王孙禺、李珍、田慧君、余寿文著《张维工程教育思想述评》[3.23]一文，并且得到余寿文老师的具体指导，作者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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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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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9807e+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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