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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何东昌从西南联大航空系结业后在上海试图寻找一个在大学里的职业，经西南联大的一位老师介绍去找此时在上海的张维夫妇。由于已经失业好几个月，生活拮据，何东昌穿了一身打补丁的长褂、带了西南联大的成绩单去拜见这二位刚回国的大知识分子。据何东昌回忆：“也许是我功课分数还可以，他们一口答应向北洋大学推荐我。他们是新回国的大知识分子，却平易可亲，对我这个陌生的后生十分热心，使我心里十分感激。不久张维从天津来信，告知北洋大学已同意录用我”。何东昌在北洋大学做了一年张维的力学课程助教。他写道：“我还专门听张维同志的课，从中受到不少教益”。1948年初，何东昌又随张维之后申请来到了清华航空系，并在清华接上了地下党的关系。那时他又成为陆士嘉的流体力学助教。何东昌说：“没有他们的介绍，我一生的机遇也许就很不同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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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黄克智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由于入学时被查出有轻度肺结核，经张维推荐在土木系当了一年助教，解放初期又当了工程力学助教。黄克智以一个助教的微博工资，要供养家中外婆、父母、弟妹共九口人，生活很贫困。张维知道后，就介绍黄克智的父亲为清华大学教材科刻写教材的蜡纸版，以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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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创建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后，因为流体力学专业教师都是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就请自己的夫人陆士嘉帮助指导女教师王学芳。张维、陆士嘉一向关怀学生和年轻教师，不仅是业务、学习、研究上的指导，而且关心他们的疾苦、健康和生活。王学芳深情地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1962年的秋天，我生病了，不想吃饭，食欲很差，提不起精神来，不知怎么搞的，让陆先生知道了。那时我还住在4公寓三楼的女教师单身宿舍。有一天，我突然听到室外走廊上有人叫‘王学芳，王学芳’。我走出去，走廊很暗，只有楼东西墙上有采光的窗户，来找我们的人很难看清房门的号码。我定睛一看是爱我们的陆先生。她手里端着一碗做好的笋焖黄豆，色香味俱全。她很关心地说：‘听说你身体不好，食欲很差，我给你做了一碗笋焖豆，你一定会开胃的。’我接过碗，看着她像母亲一样慈祥的脸，我感动得流下泪来。”〔64〕王学芳的丈夫吴肇基（清华机械系教师）有“双手震颤麻痹症”，张维夫妇亲自为吴肇基写介绍信，请著名的中医师祝湛予大夫给吴肇基治病。吃了祝大夫的上百副中药后，终于使吴的“双手震颤麻痹症”得到了医治，病情好转。张维喜欢运动，他总对性格安静，不爱运动的吴肇基说：“肇基，生命在于运动。一定要坚持运动。不做剧烈运动，但要天天走路，我们年轻时三九寒冬，顶着刺骨的寒风也要走。”吴肇基听张维的话，至今坚持走步锻炼，十几年来病情和身体确实好多了。王学芳写道：“每每想到这里，总是不能忘记恩师的关怀”。陆士嘉去世后，张维也早已离开清华大学力学系主任的岗位，但仍旧非常关心王学芳的研究工作，几次和王谈话，要她利用清华力学系气动技术研究中心极好的条件进行微元件和微流动的研究，张维说这是世界前沿的科研方向，随着我国科学技术、航天、IT、IC技术的飞速发展，开展微元件和微流动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希望他们不失时机地赶快开展起来。1997年以后，王学芳等对“微管道特征”进行了专门研究，在微管流动实验研究和理论模拟方面得到了与宏观流动规律完全不同的结果，不少是鲜为人知的开创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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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右）和王学芳（时任清华气动技术中心主任）亲切交谈（199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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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与著名的“汪辜会谈”主角之一的汪道涵之间，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汪道涵“文革”前在一机部和对外文委工作时，张维便与他相识了。但也仅只限于会议、招待会等公开场合，并无私交，也无往来。虽然如此，但他对汪道涵印象甚好，他认为汪道涵是党内才子，思维敏捷，知识渊博，出口成章，气质儒雅。“文革”期间，张维“被解放”后某日，去王府井外文书店找书。走在王府井大街上，与一位看似汪道涵之人不期而遇。一见之下，张维大惊：此人形容枯槁，精、气、神皆无，完全不似他印象中的汪道涵往日形象，张维四顾无熟人，趋前问明知确系汪道涵本人后，忙将他拉入街边小巷，急问究竟。细问之下，方得知汪道涵被打成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每月只发几十元生活费，生活十分拮据。问明他当下住处后，二人分手。张维当时担任《机械工程手册》副主编之一，这书系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不涉及政治又不引人注目，遂设法安排汪道涵任《机械工程手册》编辑，每月可有150元工资。张维又独自一人潜往汪道涵住处，通知他去编辑部报到上班。二人约好，不事声张，谨防迟群、谢静宜听到风声，生出是非。汪道涵自此有了度日的收入，直到他的问题解决、平反，重返领导岗位。汪道涵任上海市长后，不忘老友，几次趁张维赴沪出差之机，在锦江饭店宴请他叙旧，向人介绍他们的故事，视张维如恩人。但席间经常不断有汪道涵的下属请示工作，张维为此十分不安，对儿子克澄说：“当年出手帮助汪道涵纯粹是基于革命义愤，同情他的处境，助他度过难关，并无求取回报之意。现在时过境迁，汪道涵在上海公务如此繁忙，而我与他并无公事交集，还占用他的时间，十分不妥，今后赴沪，不再让汪道涵知道了”。虽不再联络，但张维关注着有关汪道涵的消息，看到汪辜会谈的报道，他由衷地为汪道涵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前进中所起的作用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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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张维恢复工作以后，清华大学调刘建闽担任张维的行政秘书，当时刘建闽只有24岁，还没有成家，此后她在张维身边工作了近20年。刘建闽深情地回忆：“那时在我的眼里张先生为人自然、平和、幽默。张先生身体很好，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打网球。我虽然年轻，但当时身体却不好，用他的话说我是身体瘦弱，弱不禁风，应加强锻炼。经检查后医生认为鼻窦炎是我常患感冒的诱因，张先生知道后便联系我国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301医院姜泗长院长为我诊治并指导手术，住院期间张先生还到病房去看我。我住的病房有4个床位，张先生告诉我们手术不可怕，还给我们讲了他一生所经历过的种种险情。他那幽默的话语惹得护士、病友发出一阵阵笑声，张先生的到来给病房带来了欢笑。自那次手术后，我的鼻窦炎就基本上痊愈了。后来我又因肺炎反复发作，西医注射了大量的抗生素也不见好。一次张先生对我说，今天我约了祝老（协和医院中医科祝湛予老先生）到周培源先生家去为周先生的夫人看病，你现在和我一起去，也让祝老诊断一下。在周家我认识了周培源先生和夫人王蒂澂女士，他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周培源先生面前，张先生仿佛是一个顽皮的小弟弟，他的连篇幽默惹得王蒂澂女士忍俊不禁。看着大家高兴的样子，张先生说，好，笑一笑，病就好了。经祝老的多次诊断调理，我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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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和他的助手们（1993,4） （左起：刘建闽，张维，夏之熙，任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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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中）和刘延柱（左1）、何友声院士（右1）在上海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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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柱是在1959年第一届工程力学研究班固体力学专业毕业后，留在工程力学数学系任教的教师。为了培养一般力学专业的骨干人才，张维等系领导决定派他去莫斯科大学进修。刘延柱回忆“60年代初我在莫斯科大学期间，张维先生好几次参加国际会议路过莫斯科，都通过使馆约我到旅馆会面。每次他都详细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和莫斯科大学的学术动态，对我的学习计划提出指导意见。每次还把陆士嘉先生托带的资料转交给同在莫大学习的北航朱自强。”〔65〕刘延柱夫人一直在上海工作，“文革”期间，刘延柱突然得了非常严重的暴发性疾病，经过多方抢救才得以生还，不得已提出调回上海。据刘延柱回忆：“1973年我调离清华的调令下来后，张维先生起初不同意，与我长谈了一次。当他了解了我重病后的具体困难，而且仍不脱离教育事业时，就同意放我离校。他勉励我要把清华的好传统带到新的教育岗位，努力作出新贡献。我在上海交大工作期间，张维先生对我的关心始终没有中断，每次到交大来都要问起我的情况。1985年特批通过了交大的一般力学博士点，也是与他的关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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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土木系1952年入学的学生、1954年在张维指导下进行清华大学1～4号学生宿舍楼结构设计的郑金床，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文革”期间张维帮助他的往事：“文革”初期时郑金床一家四口住在“筒子楼”内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生活很困难。“造反派”要张维将其所住的解放初清华为教授所盖十公寓二层小楼中腾出房间让其他人入住，张维夫妇就腾出了两间房间，亲自推了三轮车到郑金床家帮助他搬到自己家里。郑金床因工作常常不在校，而其夫人又不在清华工作，这时两个小孩的中午饭也就在张维家吃。1969年郑金床去江西鲤鱼洲劳动后，患上了严重的血吸虫病，后来转为肝病，大便中带脓血。张维又帮他联系中医师祝湛予大夫，治好了郑金床的病。郑金床在怀念张维对他的帮助时，不禁潸然泪下，说：“张先生是我在清华遇到的第一位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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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对他的学生们，不仅从生活上、还始终从思想上予以关心和帮助。1964年成为张维研究生的孙在鲁，出生于湖南一个贫困山村，在校学习期间，张维曾指导他从事过波纹壳的研究工作，从建立力学模型、推导微分方程、变量置换到计算求解，这一套严格的过程，使孙在鲁对固体力学有了深厚的兴趣，他认为只有做这样的工作才叫科研。但“文革”开始，孙在鲁尊敬的导师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的一个哥哥被打成走资派，黑材料寄到他档案中，他本可以去的一个航空部门研究所也不敢要他了，孙在鲁被分配到山西的一个当时没怎么打内战的地方工厂。孙在鲁在回忆离校后张维几次对他的关怀，写道：“厂里大家看到我是从北京清华大学来的，倒也很尊重我，但在这样的地方厂，根本谈不上什么科研条件，我该怎样发挥作用？一个清华学子，我到底该怎样做，才能不辜负国家对我20多年的培养？我在迷惘和痛苦中摸索，经历了多少曲折，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与张先生接触次数并不算多，但有限的几次指点、批评和鼓励，使我在人生道路上，逐步摆脱了迷惘和困境。”〔66〕“1973年，我到北京出差，特回到学校看望张先生。当张先生问到我这些年做了些什么时，我很难为情，我说我没做什么，仅仅为工厂做了些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能力，谈不上科研。张先生对我说，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本来就是科技工作，你在做技术改造中就没有心得体会？我说有，还学到不少实践知识呢！张先生说：好啊，要想开些，不要以为只有搞你的专业才是科技。现在还有不少科技人员干不了科技工作，你既然到了工厂，就用你的知识多为工厂服务。你的人生道路还长得很。要面对现实，一步步去进取。一次谈话，开阔了我的思路，大大减轻了我当时思想上的苦恼”。1977年9月，孙在鲁从《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科技人员被遣散，所学非所用，科技事业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看完以后，孙在鲁内心马上激起共鸣。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张维，诉说了十几年内心的苦恼，想找机会重返科技战线，以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多作一点贡献。仅两个星期，张维回信了，说非常理解他的心情，而且早就想到他的学非所用了，并将他推荐到北京的中国机械科学研究院，可因没人帮他跑北京户口，事情并没有办成。拖了很长时间，孙在鲁才把进不了北京的事告诉了张维，没过多久，张维又把他推荐给在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周校长，周校长接张维信后，立即要人事部门办理接收事宜。但当时已从北京迁到长沙的建设部建设机械研究所（孙在鲁现所在单位前身），也在办理接收孙的手续，而且比国防科大早了一步，这样孙在鲁进了现在的单位。孙在鲁写道：“张先生两次推荐，虽然都没办成，然而从连续两次推荐，我看到了张先生对学生的爱护，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和负责。我从内心充满了感激和崇敬。”“回到科技一线以后，我首先从事汽车起重机的研究开发。第一个课题是利用板壳理论，对汽车吊的伸缩臂计算方法进行研究。1982年，我将自己写的第一篇论文送给张先生进行审阅，请求指导。在工字厅，张先生翻开我的论文看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与我谈话。他问了我的思路，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我告诉他，当时我国汽车起重机主要靠国外进口，自己要研究开发，结构计算方法必须解决，不然很难设计出安全可靠而又经济合理的起重机。我的论文正是论证什么样的结构组合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听完我的说明以后，张先生很高兴地说：选题很好，能针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开展研究，很有意义。我的第一步就得到了导师的肯定，使我更增添了信心和力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课题不仅通过了部级鉴定，而且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从此也更激发我科研面向生产，要紧密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决心”。1984以后，孙在鲁担任了所在研究所的副所长，主管科研。当时正是科技体制改革初期，国家逐步削减了应用研究院所的事业费。面对新的形势，他的思想压力很大，并且几乎没有多少精力从事科研。1988年，孙在鲁回校见到了张维，谈了他的一些思想负担，表达了他想回科技一线工作的想法。据孙在鲁回忆：“张先生问我对单位的科技体制改革，到底有没有什么设想。我说也有一些想法，但未必合适，也未必能实现得了。要是在科技一线攻关，出成果，我信心要大得多。张先生告诉我：有设想应很好地表达出来，尽可能完善，争取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但你的方案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可能别人还有更好的方案，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肯定和支持好的方案。想回科技一线工作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不要带着什么情绪，要针对行业的实际需要，开展科技攻关，多出成果，同样有重要意义。与张先生的这一次谈话，解除了我思想上不少的顾虑。正是按照张先生所讲的原则，在以后十几年里，我处理了很多的矛盾，又创造了多项成果，还主持了完成本行业内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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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外语系教师史光筠于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后，选学了张维开设的力学课程，1950年毕业后，又被录取为张维的力学专业研究生。史光筠认为：“张维先生教学中十分开明，非常爱护和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我在这方面受益匪浅。记得当时我虽是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却对外语特有兴趣，那时，我对德语比对力学更下工夫，成为当时德语教授赵林克悌最宠爱和与她关系最密切的学生，张先生一点未因此谴怪于我，而是充分地理解和支持。”〔67〕1957年史光筠不幸被打成右派，1978年平反后，考虑到自己劳动改造十余年，对发展中的力学已力不从心，也不想再回到让自己伤心的的原工作单位某高校力学组，于是去找张维。史光筠回忆：“张先生对我这个反右后20年不敢与他联系的一般学生却是热情帮助支持，介绍我到当时高教部科技局，1981年又转至清华大学。从此，从事我喜爱的外语教学工作，我主要是教科技外语，真正发挥了我的外语特长，又附带不丢下科技知识，对此，我实在感恩不尽”。在编写本书时，史光筠写道：“张先生已离开我们10年了，每想及他，总感到自己真有幸，此生能遇如此成就卓著、品德高尚、关爱学生的恩师，受泽于他的学生将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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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整理张维的遗作目录时，发现相当一些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发表论文并无张维的署名，这是为什么呢？据张若京回忆：“在我发表第一篇论文时，张先生就非常明确地对我讲，论文主要是你的工作，就署你的名。至于导师，在注解里表示一下感谢就可以了。所以以后发表论文都是我是第一作者，张先生是第二作者。”〔68〕张若京和张维得到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研究成果“旋转薄壳自由振动中的转点问题”，在报奖时张若京已经到同济大学工作了。张若京回忆：“征得张先生的同意后，由我在同济大学申报，我心里没底，所以只报了二等。没想到评下来，我们是一等奖。等到拿到这个一等奖以后，我越想越觉得不应该让我当第一获奖人，而导师张先生却作了第二获奖人；过去是发表论文，张先生让我做第一作者，可现在是获奖，而且是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在当时应该是一项大奖。我把我的这种忐忑心情写了一封信给张先生，半个月后，收到了张先生的回信。信是1992年12月11日发出的。从信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因为尿血，住协和医院动手术已经一个月了。信是出院前三天写给我的。张先生针对获奖的消息写道：‘实在替你高兴，当然我也高兴’。又写道：‘关于署名，我一向主张博士论文内容发表，就应署本人名。对导师，只在注上表示感谢即可。可中国形成一个习惯，导师名字也在发表的论文上出现，这不好。所以，你作为第一作者，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你丝毫不应该有什么思想负担’。”张若京至今仍珍藏着张维的这封信，在他心里永远怀念导师的为人师表和长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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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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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模范守纪的普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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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虽然在中国学术界、在清华大学有很高的地位，是一位“大权威”，他却从不以教授、校长自居，始终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普通的共产党员，遵守纪律，遵守规则。与他生前接触过的无论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第一感觉都是：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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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与清华大学科研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1986年夏）（前排右4：张维；后排左4：吴荫芳，右2：刘建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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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张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很长时间内他的党组织关系都属于清华大学科学生产处（后改称科技处）党支部。吴荫芳和王岩曾先后担任过他的党支部书记。他们两人一致说到：他们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就是党支部组织生活时，校级领导和处级领导出勤率很低。但他们一致的印象和认识是：张维是少有的校领导中出勤率最高的一个。不仅出席，还认真发言，不是讲“空”道理，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亲身体会，内容真实，有说服力和亲和力。对青年人，张维循循善诱，激发进取心，调动积极性。对个别犯经济错误的同志，他在发言中给予严厉批评，陈以厉害、晓以大义的同时，主张治病救人，给以出路，希望犯错误者本人认真吸取教训，振作精神，走上正路。与会者都感到张维为人高尚，严肃而又可亲，深为感动。张维平等待人，亲切待人，是一个“大专家能和小职员打成一片”的人。张维经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以其国内外的影响力肩负重任。但他在回国后参加支部生活时，都会认真地结合自身体会向大家汇报自己的感受，毫无特殊，毫无“权威”架子。吴荫芳1962年初由清华毕业留校工作后，1970年起调入校机关，在张维领导下工作了30多年，他说：“我自己深受教育的一件事是我曾经住在朝阳区垂阳柳，与清华正处于北京的东南和西北大对角，每天早上5:30头班公共汽车到清华7:30上班，往返四小时，跑了15年，清华同事中由于距离远很少有人来过。但张维先生却专程来垂阳柳我家看望。一个‘大科学家’、‘大领导’，不顾年高、劳累，不顾路途遥远，到一个当时的青年教师家里看望，实在是一件使我们全家（包括我爱人和孩子）都感到十分意外、又十分感动的事情，深深地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和领导的关怀，也深深地体现张维先生的亲切待人、平易近人的高尚人品，这件事给我们全家留下深刻印象，也是我们全家深受感动，永不忘怀的一件往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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