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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实验研究部分，困难就更多了，因为很难作出这样非对称的壳体试件。为此，我先用白色绘图纸粘结成了斜锥壳体模型，后来新华通讯社专访先生时，就用这些纸壳模型展示了先生指导研究生做毕业论文情景，此照片收入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画报中，并在二教楼外画廊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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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壳只能当模型，不能作试件。为此，先生在出国访问中还特意从德国买回薄而且厚度非常均匀的铜钣，嘱我作试件，我用一种特殊的胶水粘结成斜锥壳的模型，但最终还是因为其垂直边有粘结缝不能作为理想的试件。究竟怎样才能加工出厚度很薄且又均匀的理想的斜锥壳试件呢？先生亲自到校实习工厂，找到了技术精湛的王亥辰师傅商议，王师傅说可以用“靠模”的方法在车床上加工试试。经过王师傅的努力，终于加工出了一个光亮的厚度薄且均匀的钢制斜锥壳。在学友刘宝琛设计并参与加工的压力容器中，我将这个“宝贝”用电测法测试了壳体的内力分布，并做了外压下的稳定性试验，测定了它的临界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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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在指导我的论文工作（桌上为纸壳和薄铜皮粘结斜锥壳试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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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较完整的“斜锥壳体的强度和稳定性理论与实验研究”论文总算完成了。在此过程中先生细致的指导与切实的帮助，使我得到了理论与实践的锻炼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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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分配时，不记得是谁曾给我吹过风，说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已经被指定分配到二机部北京塔院附近某研究所了。当拿到派遣通知书时，一看，啊！正是此单位，不过这时它已经搬迁到青海省××地方了。我没有犹豫就整装出发，到了那里一看，原来这儿是国家唯一的设计研制核武器的绝密基地，一大批北大、清华、科技大和哈军工毕业的年轻人正陆续聚集于此，在隐姓埋名的前辈专家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等人的指导下，正满怀激情地、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我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感到十分光荣与自豪。我参与了从原子弹、氢弹，以及导弹氢弹两弹结合，及水下潜艇发射弹头的设计与研制工作，尽心尽力地完成领导分配的各项任务，得到领导与同志们的好评，1982年我以普通研究人员的身份与研究室、研究所部分领导一起，同时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有一次我的清华学长和研究所领导孙德纶同志参加部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正好先生也参会，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师是部里的顾问专家，我暗自释怀，为什么会被分配到这个单位来。先生特别向孙德纶同志询问我的情况，孙如实相告，先生听了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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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的教导下，既有黄克智、龙驭球这样出色的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像我这样默默无闻、爱国尽职的普通一兵，我想先生在九天之上也会含笑看着他的弟子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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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清环，1959级研究生，2012年3月写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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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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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2．深切怀念张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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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动力学研究所 陆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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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很好，记得他在仙逝前几年曾经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当时见到他步履依然那样稳健、声音依然那样洪亮，我们都衷心祝福他成为工程力学系的第一位百岁老寿星。没想到，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地筹备他的90寿辰之际，噩耗突然传来，真令人不可相信。如今，他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品德仍深深地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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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是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首任系主任，对我们系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他毕生坚持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方向，身体力行。20世纪40年代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就从事环壳理论的研究，在世界上首次给出了轴对称载荷作用下圆环壳一致有效渐近解。回国后他坚持将环壳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工程实践。20世纪60年代，他曾致力于将环壳理论应用于铁路桥梁设计。80年代，他进一步在非对称载荷作用下环壳强度、屈曲的线性、非线性分析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用环壳来做潜艇耐压壳加强肋、环壳段作锥-柱结合段连接件的设想，指导课题组开展了理论和试验研究，得到了工程界的高度赞赏。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张先生就结合国家重要工程的需要指导其研究生叶清环从事斜锥壳强度与稳定性的研究，不仅开展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试验也做得十分精细。记得试验模型是当时学校机械厂的老师傅专门设计了夹具，用车床仔细加工出来的。最近我发现斜锥壳结构在压力容器与管道工程中也有重要应用，叶清环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张先生非常推崇德国哥廷根大学以普朗特为首的流体力学学派，他曾多次谈到普朗特以审慎的试验观测为基础，所提出的边界层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开创了流体力学处理不同尺度问题的新篇，而且导致航空工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是理论与工程相结合的典范，是力学工作者的榜样。现在我们系已经扩建为航天航空学院，这也是历史性的螺旋式上升，又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了当初创建工程力学数学系时的既定目标。张先生毕生坚持的理论与工程相结合的方向和他勇于实践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鞭策我们努力奋斗，为祖国的航天航空事业不断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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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曾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他为工程教育倾注了毕生精力。直到他仙逝前还潜心从事有关工程教育的研究，年近九十高龄亲自去图书馆查找世界各国关于工程教育的文献，孜孜不倦地编写了许多文献卡片。他曾说：国家要富强，既要有先进的科学理论，还要掌握先进的工程技术。要有先进的材料和工艺，尤其要有既熟练又能创新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张先生并不只是在做一般的学术研究，他心里想的是工程教育的教学改革，想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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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非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改革开放后，全国各高校和研究单位派出了大批青年教师和科技人员出国深造。我们力学系有许多青年教师是通过张先生的联系、并由他推荐出国的，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之一。我从力学班毕业后，在杜庆华先生指导下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当时和张先生的联系较少。1978年系领导找我谈话，说准备派我去瑞士苏黎世高工（即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简称ETH）力学研究所深造，师从在塑性理论和稳定性理论等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力学家Ziegler教授，由张先生和杜先生推荐，希望我准备参加出国英语考试，并学习Ziegler教授的论文和著作。但后来突然接到通知说，凡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学校深造的人员都要参加德语考试。我从未学过德语，当时连德文字母都不认识，真不知怎么办好了。是张先生和杜先生鼓励我要迎着困难前进。张先生对我说：德文可以突击，只要你勇于克服困难，就有希望。而且，他马上为我们要考德语的青年教师安排了强化训练计划。请著名德语教授赵林克悌的女儿赵蓉来当老师，以赵林克悌编著的《科技德语》教材为课本，上午讲课，下午、晚上自习。赵老师态度认真、重点突出，教学效果非常好。经过一个暑假的努力，我们都通过了出国德语考试。我于1979年赴瑞士，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派往瑞士的访问学者之一。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没有张先生的鼓励、指导和帮助，我当时在困难面前真的要打退堂鼓了。1981年回国后，我去拜访张先生汇报赴瑞士学习情况。由于Ziegler教授刚退休，他和我见了一面，并推荐由他的学生、力学研究所所长M.Sayir教授以及当时ETH的教学副校长Ch.Wehrli教授两人来担任我的导师，课题是薄板弹塑性分析的摄动解法。张先生很关心地问我有关博士学位的情况。我汇报说：在我回国前5个月，研究已有初步成果时，Sayir教授主动建议我可以在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但需要补充通过学位资格考试。我立即去使馆汇报情况，并希望申请延长半年时间来做好业务准备和提高德语水平，以便通过资格考试和学位答辩。当时使馆负责留学生工作的秘书表示，现在国内有很多人等着出国深造名额，希望我按时回国，所以我用英文写完研究论文就回国了。张先生表示这太可惜了，应该再争取一下。此后他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去ETH访问了Sayir教授（后来杜先生也去过一次），Sayir教授欣然同意，表示随时欢迎我再去，并愿为我提供资助。从而促成了我第二次访问瑞士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亲身经历说明张先生对我们青年人的成长和帮助真是无微不至。张先生在担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期间，对我国在国外深造的留学生和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的情况也同样是十分关注，并尽力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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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先生的言谈中我随时感受到他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青年人的关爱备至以及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作为两院院士和在教育与科学界身兼多项重要职务的名人，他为人非常谦和，办事身体力行。张维先生的高尚品德和学术风范将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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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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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3．难忘张维老师的教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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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 工程力学系 徐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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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清华大学前便知道，张维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和教育家，对他怀有一种崇敬之情。参加工作不久，我有幸参加了由他领导的薄壳拱桥的科研小组。他对科研工作认真负责、对力学与工程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年轻人成长的关心，都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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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非常关心我国的经济建设，1965年，他亲自参加了对成昆铁路沿线的考察工作，当时，由成都到昆明的交通十分不便，乘汽车走这段路十分危险和艰苦，但他坚持下来了。返京后他决定成立一个薄壳拱桥研究小组准备为修建成昆铁路服务，当时，张先生虽然担负着学校和教育部的重要领导工作，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和小组的同志共同讨论研究方案和工作目标。张先生强调：“双曲拱形薄壳受力合理，利用这种结构建桥是很有前途的。”他不仅经常向大家介绍修建成昆铁路的重要性和困难，而且特别强调要了解工程实际情况并根据工程需要来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张先生特别重视力学要和工程实践相结合，经常和我们讲：“学力学是为了应用”。他的这些想法和主张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坚定了要结合工程实践研究力学的决心。张先生还派我去成都参加铁道部组织的总工程师会议，在会议上我了解了修建成昆铁路的许多难点以及准备采取的各种措施。会后，会议还组织与会代表，沿即将修建的成昆铁路线参观，了解工程的艰险，历时一个星期。这次会议对我帮助很大，使我知道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国家和铁路部门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和代价，也使我建立了搞科研工作一定要有工程背景的概念。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这项重要的科研工作没有做完，没有取到应该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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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清华大学力学系研究方向挂靠第一机械工业部，张维老师亲自带领我们到一机部讨论清华大学与一机部在科研方面的合作问题，并商定与一机部共同开展关于炮筒身管机械自紧的课题。由于这个课题涉及许多塑性力学的基础问题，因此，张先生建议由我负责完成这一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过这一课题带出了3个博士研究生，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经鉴定后，将这些成果发表于由兵器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火炮身管自紧技术》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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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有一次张先生在意大利的乌丁内开会，遇到我在波兰的老师奥尔沙克教授（W.Olszak）。奥尔沙克教授向张先生打听我的消息，很希望我能再去波兰，恢复我们之间的联系（由于“文革”的影响，我已经20年未同导师联系了）。张先生说，徐秉业在国内工作得很好，并代我向奥尔沙克教授问候。张先生回国后，把情况告诉我，并多次打电话同国家教委联系，为我争取去波兰的机会。在张先生的努力下，我终于在教育部批准并提供出国经费的条件下，1983年又一次访问了波兰，恢复了与波兰老师和同学们的学术交流和友情联系。这对我此后学术上的发展以及科研、教学工作的进步都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