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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实际”的另一个内容，就是直接在研究单位参加研究工作，了解研究单位在做什么和怎样做。鉴于我经过6年本科学习直接读研究生，一直脱离国内科研生产，根本不知道我国研究单位是怎么工作的。张先生决定我的读研期限是四年，第一年去上海的中国船舶研究中心实习，这个单位也是他联系到的。在那里我知道了船舶设计是怎么应用力学的。这反映出：张先生对培养研究生工作的眼界不局限于学术研究本身。相比之下，当前一些教授揽项目挣钱，用研究生给自己打工，就连学术研究也丢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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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指导研究生时还重视培养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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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没有让我在读研时期去听专业课，为进一步掌握力学知识，他开了一个包括英、俄文的经典力学名著的书单，要我自己读，一年以后考试。但张先生每隔一定时间给我答疑，地点是工字厅后厅的东厅，何东昌副校长也在那里办公。此前我们都是靠上课来学习新知识的，突然变成自己硬啃大部头的原版书，很不适应。有时钻到一个很难看懂的方程里出不来，我那时问的问题都是这种“幼儿园”水平的问题，但张先生总是耐心地给我解释，现在想来真是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这种培养方式训练了我的自学能力。我感到，听课相当于从老师消化后的材料中汲取知识，固然省力，但这种方法培养不出健全的研究者。大到一个国家未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小到一个人未来一生的经历都是难以预料的，我在毕业后可以说是大改行。土木工程领域所有必须的新知识，包括开展桥梁工程研究（张先生很早就希望清华土木系开展桥梁工程研究，但一直没有实现）所需的知识，我都是靠自学掌握的，这个自学能力也使我后来长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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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尽管张先生已主管了十多年的行政工作，他还能开难度很大的新课，而且是跨学科的新课。大五下学期（1961年），张先生给我们班开了“气动弹性力学”课，清华是第一次开这门课。张先生用的是R. L. Bisplinghoff等人的经典名著《Aeroelasticity》。它涉及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是有一定难度的。此前，我们班曾上过另一位老师开的流体力学课，感觉很难听懂。但张先生讲的气动弹性力学课却概念清晰、逻辑严谨，讲得非常好。要知道，那时张先生已经担任副校长兼系主任多年，很长时间不讲课了。正是这门课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才能够顺利地完成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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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张先生脑子特别好：“文革”初期张先生受到冲击，被打入“黑帮劳改队”。一次在校园里走，迎面碰上清华大学红卫兵押着一队“黑帮”，里面有张先生。我们对看了一眼，相对无言。工作组撤离后，清华学生陷入两派混战。一次和张先生谈校内派战，发现张先生虽然身在校外，但对派战甚至比我还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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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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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6．缅怀恩师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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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 任文敏（工程力学数学系1963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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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4日下午3时52分在第二传染病医院的那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守候多日的幻想——先生总有一天会突然醒来，洪亮地叫着“任文敏同志你来一下”，可是医生通知的噩耗终于击碎了我的幻想，恩师张维院士离我们而去了，我与在场的家属、系、校各位同仁，呆站在先生遗体旁，我们号哭着，泪水情不自禁地刷刷往下流……。我不愿相信这一切，我总感到他没有离去，只是安详地睡着了，他累了，他还会指导着我和他深爱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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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总理不忘师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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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2日，我在先生家整理他的遗物，忽听电话铃响，我忙去接，这是朱镕基总理办公室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朱总理在印尼访问，在《人民日报》第4版见到张维院士逝世的很小的一块消息，他很难过，总理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过世，我十分难过，怎么不通知我？请代我向家属表示慰问，对张维先生表示哀悼”。总理日里万机，百忙中，还特地从国外打来电话，对张先生去世表示哀悼。朱总理在清华学习时曾上过张先生的力学课，他始终不忘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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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总理与张先生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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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见面，有点紧张，师母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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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大学毕业，我有幸考上了张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第一次找我谈学习计划，我很紧张，先生是名教授，副校长，学部委员，找刚毕业的一个普通学生谈话，我有点儿不知所措，也无从准备。硬着头皮，准时按响了先生家的门铃，他亲自开门，引我进门落座。开门见山，他告诉我：你们出了家门，进校门，如果没有实际锻炼，就是典型的三门干部，很难作出重大贡献。他根据我们的情况，向高教部提出我们在研究生期间要到工程实际单位去工作一年，学制改成4年，以锻炼实际本领，也可从中选择研究课题；基本课程跟大家一起学，以自学为主，有问题可以来问。回宿舍后我和同学谈起，见张先生如何如何紧张。这事不知怎么传到陆士嘉先生耳朵里去了。有一天，陆先生特地把我们几个张先生的研究生找去，给我们做工作。她说：听说你们很怕张先生，这次特地把你们找来谈谈，研究生导师就是指路人，共同研究问题，帮大家出主意的，不要紧张，希望大家常来家里坐坐，聊聊，这样时间长了，习惯了，也就好了。她那和蔼可亲的话语，慈母般的表情和关怀，使我们顿觉心中温暖，紧张情绪也就慢慢消失了。记得我决定回清华工作后，她老人家提醒我，说：“你要仔细想一想，好好考虑，你在云南工作已有很好基础，政治上和业务上都不错，回来工作固然专业对口了，也会失去很多，要想仔细了”。陆先生就是这样地处处为别人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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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心我的成长，胜似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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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被选派去联邦德国进修。去德国前，我只学了半年德语，张先生怕我去德国语言上还不够，他亲自写信，请北大德语教授赵林克悌先生教我德语，赵先生是德国人，是张先生留学德国时的德语老师，在她的教授下，我的德语进一步提高了。陆先生在我临离开北京前还特地送我一本德、英、中会话读本，让我出去好应付日常会话，这本小书（开本小，便于携带）至今我仍珍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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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再次去德国答辩博士论文前，张先生还请赵林克悌先生亲自帮我逐字逐句地修改了我的论文，并修改我博士论文答辩的公开报告，使我在德国答辩中很顺利地通过了语言审查和答辩报告，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在我去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答辩前，张先生还特地为我写了一份亲笔信，让我带去德国找他的好朋友Hirschfeld教授，Hirschfeld教授是亚琛工业大学的结构力学资深知名教授，他在如何答辩上也给了我很多指点，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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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原则，个人服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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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去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轻结构研究所进修两年，1987年我应按期回国。在我准备回国前，我的导师Öry教授同我谈话，他认为我做了他多年想做而未做成的研究工作，我所做的圆柱壳非均匀轴向载荷下的失稳研究对设计某大型火箭很有意义，我是做此课题最合适的人选。他鼓励我说，你可以申请博士学位，至于进修期限问题，由于张先生很快就来亚琛访问，他可以当面和张先生说。于是我作了两手准备，预订了7月回国的机票，等张先生来发话，如果可以继续留下，我可退票或改签机票，如果不让留，立即动身回国，并同时给清华校、系写了申请延长的报告，等候批复。在张先生到亚琛的前一个月，我完成了一切答辩博士学位的申请手续，并通过了他们严格的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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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张先生如期到了亚琛，同我谈去留问题。我说：“我听您的，您说留，我就留，您说让我回，我已定好了机票，可立即动身”。张先生说：“来德国前，系党委找我说‘任文敏不能再待下去了，必须马上回国’，我的意见也是马上回去”。第二天，张先生拜访我的德国导师Öry教授，说明让我回去的意思。Öry教授说，任在我这里做得很好，再有半年时间就可以拿博士学位，您能否让他再待半年？张先生说不行，Öry教授让步说，再给3个月吧，我相信任能完成博士学位答辩，张先生仍说不行。最后，Öry教授无奈地说：让任把课题带回去，完成后再来答辩吧。当时我的几位同时留德的朋友都说，别回去，留下吧，多好的机会啊，张先生不是你的老师吗，他又是副校长，让他跟系里说说，副校长还没有这点儿权力？我深知张先生从不以权势压人，他向来是坚持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先生决不会因我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助手，就可以网开一面而违反组织原则的。就这样，因种种原因我的学位论文答辩拖到1992年，第二次去德国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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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与Öry教授和任文敏在亚琛合影（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