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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原则，个人服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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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去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轻结构研究所进修两年，1987年我应按期回国。在我准备回国前，我的导师Öry教授同我谈话，他认为我做了他多年想做而未做成的研究工作，我所做的圆柱壳非均匀轴向载荷下的失稳研究对设计某大型火箭很有意义，我是做此课题最合适的人选。他鼓励我说，你可以申请博士学位，至于进修期限问题，由于张先生很快就来亚琛访问，他可以当面和张先生说。于是我作了两手准备，预订了7月回国的机票，等张先生来发话，如果可以继续留下，我可退票或改签机票，如果不让留，立即动身回国，并同时给清华校、系写了申请延长的报告，等候批复。在张先生到亚琛的前一个月，我完成了一切答辩博士学位的申请手续，并通过了他们严格的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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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张先生如期到了亚琛，同我谈去留问题。我说：“我听您的，您说留，我就留，您说让我回，我已定好了机票，可立即动身”。张先生说：“来德国前，系党委找我说‘任文敏不能再待下去了，必须马上回国’，我的意见也是马上回去”。第二天，张先生拜访我的德国导师Öry教授，说明让我回去的意思。Öry教授说，任在我这里做得很好，再有半年时间就可以拿博士学位，您能否让他再待半年？张先生说不行，Öry教授让步说，再给3个月吧，我相信任能完成博士学位答辩，张先生仍说不行。最后，Öry教授无奈地说：让任把课题带回去，完成后再来答辩吧。当时我的几位同时留德的朋友都说，别回去，留下吧，多好的机会啊，张先生不是你的老师吗，他又是副校长，让他跟系里说说，副校长还没有这点儿权力？我深知张先生从不以权势压人，他向来是坚持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先生决不会因我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助手，就可以网开一面而违反组织原则的。就这样，因种种原因我的学位论文答辩拖到1992年，第二次去德国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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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与Öry教授和任文敏在亚琛合影（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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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易近人，从不摆名教授、副校长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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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的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是有口皆碑的。他每次出国访问，都不要校办派人去送，也不要人接。他晚年时，我考虑到他老人家年事高，我作为他的学生、助手，理应去机场接送。我多次提出，他出访时，由我去接送，但他总是拒绝。他说，不必拘泥于这些小事，专心做你自己的事，需要时，我会告诉你的。有几次，他带的东西多，让我去接他，我和司机在出口等他，一见到我和司机，他就说：麻烦你们了。令我惊讶的是，他几乎能叫出去接送司机的名字，出口必称某某师傅，可见他对人的尊重。还有一次他去修他的自行车，我见他在等师傅修时和师傅聊天，口必称某师傅，我真惊讶，他连一位修车的师傅都如此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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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小事我印象很深。张先生1987年5～6月访问联邦德国时，日程安排很紧凑，在亚琛招待所住下后，我见他头发很长，建议他去理个发，他说没时间了。我鼓足勇气说，我在同学中是个不错的理发手，让我给您理吧。真没想到张先生居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于是我去找来理发工具，认认真真地为他老人家理了发。最后完成时，照照镜子，他还很风趣地夸我理得不错，我心里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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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程力学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服从国家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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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始终如一地坚持工程力学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国家建设需要从事科学研究，力学源于实际，服务于工程实际。他身体力行地贯彻这一指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基于成昆铁路建设大跨度桥梁的需要，他提出双曲拱桥课题。20世纪60年代，根据国防工业航海、航空需要提出加肋圆柱壳、锥壳、斜锥壳的强度、稳定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家能源战略、发展我国核能技术、建设核电站的需要，从事核电站管道系统强度、振动与疲劳安全评价的研究，托克玛克核聚变装置的强度、稳定性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我国管道工业发展状况，提出波纹管的研究（此前60年代，他就曾根据高速离心机研究的需要，提出采用波纹管段以降低其固有频率），并对德国研究状况和生产状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德国波纹管生产和应用已进入标准化阶段，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对波纹管的发展规划，建议在我国发展波纹管系列，以加快我国管道工业的快速发展。他带领我们去机械部、上海异型钢管厂、晨光机械厂等做调研，宣传波纹管对管道系统标准化的重要性，争取国家的支持，我们课题组也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他又根据国防建设需要，提出通过引入环壳型肋骨加大潜艇深度，用环壳段连接以降低锥壳与柱壳连接处的应力集中以及等强度环壳段连接锥、柱壳进一步降低应力集中等建议，并获得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的资助，作出了一些很有意义、又有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可惜的是，我们的成果，因工艺问题还未被有关部门采纳。90年代还根据国防建设需要研究鱼雷攻击潜艇的模拟研究，曾与协作单位共获中船总科技进步三等奖。从环壳研究及诸多应用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旋转壳转点问题，他指导博士生在自由振动的奇异摄动解中首次找到了薄壳相关方程的一簇新的解函数——第三类广义相关函数族，用它可以全域一致有效地展开奇异无矩解，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难题，与张若京教授共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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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研究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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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凡是他的研究生一开学他必找来谈话，亲自面谈培养计划，要求十分具体详细，除严格按学校研究生条例完成必修科目外，还要培养自学能力，推荐自学书目、订出计划，有时连学生的英语水平还要亲自测试一番。至于论文题目，他则根据研究生各自的特点，给个大的方向，要求做文献和实际调研后自行确定。每当遇到难题他都会给予及时指导。如有一次一位硕士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理论计算与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别，经反复核对仍无法说明原因，写论文时难以处理，我也感到十分为难。张先生审查该论文时，鼓励我们继续探索，如还无结论，不要掩盖问题，可如实保留在论文里作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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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博士生在断裂力学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板壳、管道问题时考虑裂纹影响和识别问题，提出“零长度裂纹单元”的概念，并给出了计算方法。因张先生和我不擅长断裂力学，对此没有经验，理论上觉得可行但无充分把握。我请教张先生该怎么办，他说，何不求教于现成的专家黄克智先生。于是我遵命登门说明来意，经黄先生仔细推敲，终于得到认可。张先生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地处理疑难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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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对于研究生培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验并重。只要经费和时间允许，他都要千方百计地安排试验验证，以求研究生能得到全面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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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的大师姐叶清环做斜锥壳体稳定性试验时需要精车的薄斜圆锥壳模型，当时我校没有数控车床，要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实在是个难题。张先生亲自下车间，找技术非常精湛的王亥辰师傅多次商讨，王师傅设计了一套夹具，通过改造车床，终于把斜锥壳车出来了，而且厚薄均匀，符合试验要求。从此王师傅成了先生的好朋友，经常为张先生出主意，加工试件，张先生还多次鼓励王师傅把精车斜锥壳的经验总结出来。为了师姐的试验，张先生还利用出国机会特地从德国带回了轧制厚度非常均匀的薄铜皮做斜锥壳稳定性试验。为博士生王安稳、朱益民的波纹壳试验，他带着我们去南京晨光机械厂、上海异型钢管厂了解情况和寻找试验模型。为此，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不顾酷暑深入无锡702所实验室坚持一周，直至完成试验。为了研究生需要的文献资料，他不遗余力，通过国外的朋友找，有时他还利用访问的空余时间，亲自跑国外图书馆、资料室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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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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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先生家的祖训，悬挂在客厅正中。他在公与私的问题上是泾渭分明的。他一年要花千元订阅专业杂志，这是他借以了解世界上研究动态、指导我们和研究生的工具来源之一（更多的来源是他经常跑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他收集了有关壳体理论的卡片达6万张之多，从40年代到20世纪末，可见先生的毅力和执著）。我们课题有经费，我曾建议他用一部分课题费支付订阅杂志的费用，他说：“不可以，这部分杂志是我个人订的。”有一次我去机场接他，在路上，他同我闲聊。他说，很多人都说，国外的教授挣得比国内多，我看不见得，你看，我月工资虽不比外国教授高，但是我还有奖金，我因公要车自己不用付钱，所有加起来也不低，另外国内的消费水平也跟国外不同，不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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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对于徇私舞弊深恶痛绝。有一次听他说起，现在选院士，有些单位到处托人，找门路，给院士送材料，里面放着钱，这玷污了科学院遴选院士这块神圣的净土，绝不能让它滋养生长。后来我听说，他带头揭露了这件事，并交出了这些钱，得到了院士们的支持，受到广泛好评。我们这些学生请他帮助，他总是十分热心，经他推荐出国留学的老师都有这个体会，而对他自己的亲属却实事求是，该推荐的，他不避亲疏，不该办的，他一概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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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海南岛某些领导未经国务院审查批准就决定将洋浦中心地区以低廉价格租借给一个外资企业。张维先生在政协会上联合部分委员力阻此事，并提出忠告和批评。建议：对国土使用应健全立法，有法可依才能正确执行改革开放方针、维护“依法治国”的尊严。这一举动触动了某些“权贵”，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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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曾跟随先生参加过两次先生主持的由我校校友研发的科研项目鉴定会，他总是十分仔细地听取报告，虚心听各种不同意见，实事求是，真实地反映研究水平，绝无偏袒。对于他自己主持的课题鉴定，他都很谦虚，从不干预专家评审，也不预先给人打招呼，希望实事求是评审，认为达到国内先进、国际同类水平，应该就不错了，不求不实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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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使我专业归队，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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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文革”中我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云南，1970年在解放军农场劳动结束后分配到云南省计量标准局工作，从事度量衡仪器设备的检定和维修、校准。这项工作只需掌握物理学中的基本力学概念，力学专业知识基本用不上。由于自己的努力，很快熟悉和掌握了有关的基本技术和技能，根据省内急需，做了几项影响较大的研究工作，逐步取得领导的信任和重视，被提拔为局党组核心组成员和力学室负责人。“四人帮”垮台后，我在报上见到张先生解放并恢复工作，心里很高兴，写信给张先生表示祝贺。来北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出差时，回母校拜访了张先生，谈起专业不对口等问题。先生问我的打算，当时我考虑到上海老家中的困难，希望回上海工作。张先生说，可以帮我联系上海交大，经他推荐上海交大方面同意接收，并报上海市组织部门批准，但由于上海户口控制很严，未能成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我正好出差来京，张先生问我，现在有机会以给老专家配助手的名义，把我要回清华，问我是否可以考虑。我想回北京能够专业归队，表示愿回学校工作。张先生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得到清华的支持，报到北京市也顺利通过，给我所在云南的单位发了调令。可是云南省局方面一直对我封锁消息，并对北京的调令不予理睬。张先生问我此事，我莫名其妙、一无所知。我找到局里管组织的同志，她答曰：确有此事，但局里认为你想调动之事没门，因局一把手坚决反对我调离云南省计量标准局，我毫无办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张先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正巧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云南植物所所长、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也在主席团，而且张先生同吴院士熟悉，刚解放时，吴先生也在清华工作过。张先生同吴先生谈起调我之事，吴先生带张先生找省委书记安平生，安书记答应回去过问一下。这样通过省委组织部到省科委再到计量局，我的调动才算成功。张先生为我的调动费尽周折，不遗余力。此事令我十分感动，永远铭记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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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离我们而去已12个年头了，今天我们迎来了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纪念，我始终心存感激，也时刻不忘先生的教诲和功绩，先生的精神永远激励我前进。先生的精神财富是大海，多少笔墨都很难表达，仅以此短文，叙述一些个人感受和对先生的思念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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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成稿，近日略作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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