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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怡博士论文答辩会（右起：张维，郭仲衡，张维嶽，胡海昌，王俊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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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科协。当时张先生在中国科协担任副主席，主席是钱学森先生。谈到钱学森先生，张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原来在这两位力学大师之间，有着那么多相似的经历。钱先生长张先生两岁，他们都生长在北平，都在当时的师大一附小读书，都是那所学校的优秀学生，只是同校不同级。以后，钱学森先生就读上海交大，张先生去了唐山交大。再以后，又都考上庚款生，出国留学。钱学森先生去了MIT，Caltech，师从力学大师冯·卡门。张先生去了英国，不久转道德国，与陆士嘉先生汇合，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到瑞士工作。“二战”后，张先生回国任教于天津北洋大学，再就职于清华。当时在清华教授力学课程的，只有张先生和钱伟长先生两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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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先生也曾在冯·卡门的小组里工作过，张先生对于该研究小组很熟悉，对于冯·卡门及其成就非常推崇。在张先生的谈笑风生中，科学不再是神秘冷峻的公式，那些火箭技术的开拓者们，就像一群玩爆竹的大男孩，在Caltech的校园里，把一枚枚最早期的火箭模型送上天空，从那里开始了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二战”结束时，德国已经拥有最先进的流体力学理论和先进的航空工业。为招揽人才，冯·卡门去德国会见他的老师、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张先生给我们讲述这些故事，把在我们学生眼睛里那些远在云端的传奇科学家，变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也走过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我们也可以走上他们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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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谈得最多的，也是他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力学理论必须联系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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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是清华工程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是日后为中国力学界奠定基础的三期力学研究班的发起人之一，而张先生本人的专业特长又是壳体分析。壳体理论可以说是结构分析中公式最繁杂、计算最繁琐的固体力学分支学科了。但是张先生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时，一再强调在那些抽象的数学符号后面，要能够看到它的实际物理意义；在运用理论进行分析计算的时候，要紧密结合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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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进入清华力学系就读研究生前是学习工民建专业的，入大学前已具有多年在建筑工地的工作经验。正是着迷于力学理论严谨的数学表达，才投身于力学专业。在清华力学系，我的确得到了严格的理论训练，获益匪浅。那时我对基本理论特别感兴趣，讲理论必是张量表示，推公式一页页不厌其烦。张先生并不反对严格的数学推导，但一次次提醒我，必须注意这些数学表达式后面的物理背景，不能只见影像，不见实物。张先生多次谈到两位近代力学大师，铁木辛柯和冯·卡门，他们所以能取得伟大成就，不只因天才、机遇和理论功底深厚，还因为他们都具有工程师的背景，从积淀的工程经验中达到对于实际问题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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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对于张先生的这些教诲，我当时是不太能理解的。自认为我不只是能运用板壳理论进行计算，也能设计屋顶结构，甚至可以去工地砌砖浇灌混凝土，自然是拥有工程经验的了。因此在研究中更注重理论推导的严谨，较少关注所研究问题的物理背景。在我离开学校投身工业界后，想法才慢慢地发生了改变。英文里对“毕业”有一个表达是go to the real world。经过十多年工程实践的浸染后，我逐渐懂得了这文字的意义，才明白了张先生一直强调“工程实践”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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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校后，我先在核工业部二院工作了3年，然后来到了美国，先后在Ford，Motorola和Nokia工作了十多年。在这些不同的工业部门，我都用有限元方法进行碰撞分析。有限元方法和我们所采用的程序，都是建立在力学理论和数学模型上面的，我对于有限元模拟产生的结果坚信不移。当越来越多的模拟结果与来自实验或现场的实际数据相对照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有限元模型的预测结果经常不能与实验有良好的吻合。我才逐渐懂得，尽管我们的力学理论已经非常艰深严谨，这个real world还是要更复杂得多。当一个真实的产品放在我手中时，并没有理想化的材料，理想化的制造工艺和理想化的荷载条件保证它与图纸一模一样。如何在建立力学模型的简化过程中，保持其物理特征和力学行为，其实是一门大学问，也是我们在进行结构分析时成败的关键。没有力学理论的背景，当然是建不好模型的。但是，只有写得很好的有限元分析软件，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出好的结果。这，就是张先生一再强调的“工程实践背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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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年前，在我的论文中充满的尽是“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在我现在的论文和报告中，越来越多的是validation, test correlation之类的字眼，强调向设计工程师学习，研究具体的产品结构和实验数据。今天，我可以说，我已经能够懂得张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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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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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份，我收到一位清华力学系同学的E-mail。打开一看，竟然是先生已于2001年10月份去世的噩耗。我不禁惊呆了。自来美后，几度辗转迁徙，虽然没有与张先生经常联系，但从各方面陆陆续续总能得到一些关于学校和张先生的消息。在我的印象中，张先生虽然年近90，身体一直还是很硬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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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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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与张先生见面是在1998年初。那是我出国6年后第一次回北京，特意去看望张先生和任文敏老师。走进家门，遇见的还是满面笑容的张先生，说话仍然是那样不紧不慢，思路依然敏捷，行动依然干练。家里的布置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墙上多了许多照片和装饰物，家里显得更拥挤喜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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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初，张先生，任文敏老师夫妇与吴怡在“半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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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先生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向张先生报告了这许多年的经历，张先生也谈了近几年来学校和世道的很多变化。看到学生的成长，谈到学校和国家的进步，张先生显然满怀喜悦，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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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到了晚饭时间，张先生提议到一处他喜欢的餐馆吃饭。于是我们来到位于双榆树的“半亩园”餐厅。这是一处非常传统化，朴实的餐厅。没有张灯结彩、小姐林立的铺张，也没有大酒大肉、龟蛇鳝虫的怪异奢华。它提供饼、面、粥、米饭等很传统的小吃，口味清淡而气氛优雅。门口一副对联：半亩能容天下客，一园可纳世间情，别有一种情趣。吃饭间，张先生兴致很好，谈了不少师兄弟姐妹的消息。看来，张先生与他的学生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也为学生们来看望他而欣喜不已。我祝福他健康长寿，相约以后回来再来看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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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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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4年过去了，期间我回过家，但在北京短暂的两星期里，忙于安排老人就医和联系养老院。心想下次再去看张先生吧，没想到1998年的见面竟成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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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我在Motorola从1996年开始的phone drop simulation已经作出了一些成绩，有了一些技术和资料的积累。本想在再次见到张先生时，可以给他做一个关于国外工业界应用有限元技术的报告。借助于高速计算机的帮助，有限元分析已经在美国的工业界获得广泛的应用。非线性材料、静动力学、冲击碰撞、温度和温度应力，以及电磁与机械的耦合作用，都可以通过大型有限元分析的软件包实现。分析的对象可以是小小一片晶片，到整辆汽车的细致模型。譬如在我工作的通信行业中普遍应用的drop simulation，我们已经可以建立由20多万单元组成的、完整逼真的整体手机的模型，用explicit code模拟手机跌落时的力学行为。我们回答设计工程师的问题已经能够精致到：如果把一处的间隙增加零点几毫米，或是加一个不到1毫米厚的软垫圈，周边零部件的变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应力、应变会有什么不同。看到结构力学分析巨大的进步，今天的力学工具已能如此深入到工程应用之中，我想，曾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一生，“上下而求索”的张先生，该是么高兴啊！但是，这一天已经不能再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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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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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张先生的逝去，那座静谧的小院也随之而去。再到清华园，看到的是不断耸然而起的一座座混凝土和玻璃的大楼。年轻的身影在荧屏、电缆和键盘间忙碌着。更高的科技成就，更辉煌的经济奇迹，正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实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