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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海湾战争的硝烟，我完成了在清华的学业，走进我国的战略导弹部队。逢年过节去拜见张先生的时候，他总是非常亲切地教导我要踏踏实实做事，要实事求是做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不断学习，因为只靠学校传授的知识不仅无法开创现实工作的新局面，而且知识收支的逆差还会助长个人夜郎自大的浮躁。获得博士学位，仅仅是另一种学习模式的开始。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有两件事无论怎么小心处理都是不为过的：一是当学习的内容属于自己本专业领域时，不能固执自负；二是当学习的内容超越自己专业领域时，不能陶醉无知。当时我对张先生的这些肺腑之言还体会不深，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实践，才深切体会到张先生的教诲是多么的正确，是多么的深刻。要开创所从事工作的新局面，坚持“与时俱进”地学习是唯一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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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天，在任文敏老师的陪同下，张先生又不顾80多岁的高龄，到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对我的科研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勉励我要戒骄戒躁，安心为部队服务，少说多做，以实践真理的行动把握自己的人生。当部队领导说我在同行中已小有名气时，张先生特别嘱咐我要慎用同行对自己的信任。在今天这个知识巨量激增、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人们常常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困惑和问题。出于对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遵从与敬畏，人们对各个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满怀信任与敬意，因而某项成果一旦声称是经过“科学检验”或“被专家证实”了的，公众的认可度就会大大增加。但是，曾经独立公正的科学已越来越容易受到世俗商业气息的沾染，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由屁股决定脑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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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一辈子辛勤地工作在科学和教育领域，在时代经线和事业纬线的交织处，留下了卓著的浓墨重彩的辉煌。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的风范犹存，他的精神依然闪烁。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将领麦克阿瑟所说的那样：“老战士不会死去，只是悄然隐退。”张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将会把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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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清华读书期间，在校刊《新清华》上，经常可以读到这么一句话：“今天我为母校而自豪，明天母校为我而骄傲。”相信那是清华优秀学子的心声。由于我到清华读书只是半路出家，不是“本科—硕士—博士”的全程相伴，因此，当时对于前半句确有同感，而对于后半句却没有信心苟同。但是离开清华以后，我还是以“我是清华大学教育水平和张先生弟子水平的一个窗口”这么一个态度来规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就一种朴素的师生感情而言，就是绝不给清华丢脸，绝不给张先生丢脸。把“在科海泛舟的船夫绝不能患有大脑懒惰溃疡”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确信世界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先后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贴奖励，获得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联合授予的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当然，个人的成绩主要源于事业的平台，特别要感恩前辈的师尊们，也特别是先师张先生的谆谆教诲。无数的昨天是以今天为归宿，无数的明天又以今天为渊源。人生杠杆的支点在今天，但撬动杠杆的动力不是昨天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明天将要为之奋斗的追求。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将永远扎根在无名的序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一直朝知识集合与问题集合的分界线义无反顾地走去，让世界去评说自己那无愧无悔的背影。今天我仅请清华的各位老师作证，请张先生放心远行，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清华的学生，是张先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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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前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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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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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38．忆张维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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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符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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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起什么时候认识了张维先生。第一次印象最深的见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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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从英国留学回国来清华工作后，水利系的梅祖彦教授要我去作学术报告，我们也由此认识。一天，梅先生约我陪他一起去见张维先生，为的是张先生、梅先生以及校外一大批老学长（如汪德老兄弟等）对当时欧美同学会会长的领导十分不满，要联合起来向中央反映情况。在他的住所，张先生和梅先生畅谈旧时的欧美同学会，使我对欧美同学会的历史有了一定了解，我也由此积极投入到同学会活动中来。但在80年代后期，欧美同学会大有“衙门”化趋势，有悖于一个“修学、敦谊”且松散的民间团体宗旨，广大会员尤其是当时的老学长甚为不满，因而集结起来，最终赢得了胜利。卢嘉锡先生继而接掌欧美同学会。不过，时至今日，欧美同学会又已划编为“衙门”之一，常开展周游列国的调研，当年为会费发愁的窘境没有了，修学、敦谊也只偶而为之。惭愧的是，我等已无张先生那一辈的气概和魄力来继承发扬欧美同学会的好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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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接触除了解到张先生十分珍惜欧美同学会的传统外，令我十分惊喜的是，我们竟是前后相隔40多年的帝国理工校友。他说他是拿庚款去帝国理工土木系读硕士，获DIC（Diploma of Imperial College）称号。我在那儿读的是机械工程，两系馆彼此相邻，因此共同话题不少。在以后的一些年里，我曾有机会和柏林工业大学的Hermann-Föttinger研究所有较密切的合作，接连3～4年每个暑假都去，也有机会和张先生谈论柏林。柏林是张先生留学的地方。20世纪，柏林经历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苏联红军攻占、东西柏林分裂及推倒柏林墙后的统一，很少有哪一城市有过柏林那样的浴火重生。我很想了解从前的柏林，但张先生对我感兴趣的老柏林很少谈及。张先生在英国念了一年后去的德国，但也就这么一年，张先生在欧美同学会注册在留英分会，且做过一任分会长。张先生在德国留学那么多年，度过了青春最美好的时光，战后回国为什么注册为留英的呢？前些年校办资历很老的王积康老太太也好奇。也许，“二战”对他们那一代印记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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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95年起担任工程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科研，常有机会与他接触。我印象中张先生是一个十分睿智、深邃、高瞻远瞩、超凡脱俗的人。有一次他坦言，自做了副校长后，行政事务很多，学术研究就没怎么做了。我当时听后目瞪口呆，很多人都是“学而优则仕”，官越大则学问也越大，谁会这样坦然自省。其实，张先生的学问一直没闲下来，且一直抓住潜艇方面的关键力学问题，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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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对清华力学学科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工程”二字的重视，反复强调我们为什么是工程力学，一定要为工程服务，为此写了不少文章来传扬其观点。我觉得对于在西方受教育和科研训练多年的人来说，这是浅显的道理。流体力学的发展也无不证明了这一点。随便举例，伯努利的水动力学方程、泰勒的点爆理论、普朗特的边界层理论、冯·卡门的超音速理论，等等，研究湍流的雷诺也曾是曼彻斯特大学聘请的第一任工程教授。不过，后来我才隐约感觉到国内学术界对力学定位的争议。我们这些晚辈所接受的现实是：力学学科在教育部既可属理科也可是工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属数理学部，在中科院的院士划分中横跨数理学部和技术学部。张先生当然还包括其夫人陆士嘉先生显然是支持力学与工程结合的。但力学界也一直有人希望探讨“力学本身的问题”，希望将力学划为数、理、化、天、地、生、力的理科序列。其实，大家各有道理，力学应当是理工兼蓄，以工为主的。前几年庄逢甘先生在受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仪式上的讲话中，将加州理工的力学发展经验精炼成“工偏理”，我听后有豁然开朗之感。力学大概应当是立足于工，以工为主，但又偏重于基础研究。在英美体制中，力学主要根植于机械工程或是航空、土木工程院系。其实，国内的高等教育办学者们早已将其悉数并入某一工程学院，清华如此，北大、浙大、科大、天大等无不如此。如此局面，张先生也许早就预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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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力学系现已发展成航天航空学院，我相信在早期的讨论中学校一定征求过张先生的意见，相信他是十分支持清华发展航天航空学科的。记得10年前航天部701所发函邀请工程力学系参加该所的40周年庆祝活动。由于该所以空气动力学研究为主，当时的系主任岑章志要我代表出席。张先生知道后要亲自出席，使当时的701所同仁大为惊喜。发言中，张先生谈到了普朗特，谈到他夫人陆士嘉博士论文的署名（按旧时的妇随夫姓），谈到了701的发展，当然也谈到了清华要加强和航天部门的合作。现在想起来，当时是陆先生去世10周年，正是她的弟子们参与创建了701所且成为中坚，张先生是在以特殊的方式纪念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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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嘉先生逝世20周年了。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从清华去了北航，我们可以感受到张维先生是如何敬爱和尊重他的妻子。张维先生去世前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出一本文集，将国际应用数学与力学学会（GAMM）每年的普朗特纪念的年会上的《Prandtl Memorial Lecture》收集起来，翻译成册。该纪念报告的每一篇都代表了一个研究方向在当时的最高水平和研究进展，将该系列报告翻译、编辑成册，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张维先生可谓独具慧眼，在近代力学发展史中，哥廷根学派的影响至今不衰，普朗特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陆先生是其正宗弟子。张先生对这项工作重视，除了十分推崇哥廷根学派外，自然也有他对爱妻的一份情怀。张先生对翻译十分认真，亲自收集了许多年份的纪念论文，请了他在德国的朋友帮忙，要我帮他安排系内流体老师的翻译工作。由于不少是德文的，他几乎在全国范围内请专家翻译。遗憾的是，此事刚刚开展，他老人家就溘然逝去，留给了我们许多遗憾。我和任文敏教授一定要完成张维先生的这份遗愿，早日将普朗特周年纪念报告出版，以祭张维、陆士嘉二位前辈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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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39．永恒的记忆——与张维先生的两次见面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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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 殷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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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9月我到力学系读研究生，到2001年10月张先生去世，16年期间我总共见过张先生两次。但这两次见面，都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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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是1986年春季学期结束前夕，张维先生要给我们力研5班做报告。那天，我早早来到教室，靠前排坐下，为的是不仅能听到、而且能近距离看到张先生。张先生报告的主题是《如何学习力学，怎样研究力学》。张先生侃侃而谈，从力学的历史，谈到力学的现状；从力学大师，谈到力学名著。他言简意赅，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报告会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前，张先生说了一句话：“预祝大家期末考试考出好成绩”。本来，我以为报告会已经结束了，没想到张先生话锋一转，又语重心长地补充了一句：“考不出好成绩也别太在意，成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学习力学，研究力学，要持之以恒，善于思考，深刻理解”。只记得，全班同学热烈鼓掌——既是对精彩的报告鼓掌，也是对最后的这句话鼓掌。而我感到震撼：“张先生最后这句话好像是对我说的”。的确，自1980年考入清华，自认为学习很刻苦，但清华才子太多，故无论我怎么刻苦，成绩总也排不到前列，因此心中一直充满无奈感和挫折感。张先生的话，让我既感动又欣慰。感动的是，张先生对于像我这样心中郁闷的学生很理解；欣慰的是，自己努力的方向似乎与张先生期待的方向相一致。张先生的话，犹如雪中送炭，让我坚定了信心，并因此而永久地铭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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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见面是2001年9月，也就是张先生去世前的一个月，地点是在张先生家。时逢钱学森先生90华诞，他与清华力学系渊源极深，老师们建议以《钱学森先生与清华力学系》为题，著文祝贺。但这样的文章要写好实在不易，有人提议采访张先生，因为张先生与钱先生是相交几十年、知根知底的老朋友，通过张先生了解钱先生，是条捷径。我作为采访者，有了第二次与张先生见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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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使我不仅能面对面地看张先生，听张先生说，而且还能随时随地向张先生提问，与张先生讨论。第二次见面更深刻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张先生去世后，力学系领导委托我执笔写一篇悼念张维先生的文章。我根据第二次见面的笔记，以力学系的名义写下：《张维先生的治学、办学理念与清华工程力学学科》，刊登在《新清华》上。这里，我把采访过程中的细节和个人感受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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