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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压城而来的燕军，南京城内的建文帝十分恐慌，不知所措。方孝孺强作镇静，安慰道：“今城中劲兵20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尚可以守，请下清野之令。”建文帝一边坚守以待外援，一边继续派人求和，仍被拒绝。十三日，金川门守将谷王橞与李景隆见大势已去，开门迎降。燕军骑兵很快将燕王同母兄弟周王朱橚解救出来，历经劫难，燕王、周王兄弟相见，百感交集，相拥而泣。燕军进入南京城后，燕王要求军队严守军纪，不得骚扰百姓，违者必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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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三年的苦战，燕王朱棣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从金川门进入南京城，并最终如愿登上大明皇帝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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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燕王朱棣在故作姿态拒绝文武群臣几番劝进后，先至孝陵拜谒父皇，然后正式登基称帝，表明自己是继承明太祖的皇位，而不是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以下一年为永乐元年（1403），废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下令凡有建文年号的字样一律毁除，企图彻底从历史上抹除他这段“夺嫡称帝”的历史。同时，朱棣发布文告，将其登基的消息遍告海内外，废止建文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尽行恢复洪武旧制。因年号“永乐”，朱棣又被称为“永乐帝”。朱棣死后谥庙号“太宗”，百多年后嘉靖帝朱厚熜又改谥为“成祖”，故后人又称朱棣“明太宗”或“明成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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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违背封建伦理以战争手段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引发人们对朱棣的不满和对建文帝的无限同情。虽然朱棣以天子礼仪安葬了建文帝（或许根本不是建文帝的遗体）及其亲属，但拒加庙号，未给谥号，仅私谥“孝愍”，直到南明福王朱由崧时才追谥建文帝庙号“惠宗”。乾隆元年（1736），清廷追谥建文帝“恭闵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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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述说这段历史，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郑和是通过这场战争走向成熟的，更重要的是，郑和此后所进行的一连串重大活动，都与这段历史密切相关。那就是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数百年来人们对于建文帝的真实下落众说纷纭，它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也是至今未解的一大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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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文帝的结局，民间流传着多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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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自焚说。朱棣为维护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一直坚持认为：建文帝与长子及嫔妃阖宫自焚而死。《明太宗实录》记载，燕兵进入南京城后，包围皇宫，突然皇宫大火冲天，朱棣急忙派人前往灭火营救，可为时已晚。事后，人们从燃烧的余烬中仅找到几具已烧焦的尸体，其中一具被认为是朱允炆的遗骸。朱棣派人收敛，并假惺惺地哭道：“你真痴傻啊，吾来是为了帮助你，为你好，你竟不体谅，竟走此绝路！”朱棣停朝三日，礼葬建文帝，遣官致祭，布告天下。鉴于朱棣即位后，曾数次下令修改《太祖实录》以美化自己，并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对《明太宗实录》所记的建文帝自焚一事多持质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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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是出亡说。民间传说，朱允炆并没有死在大火中，而是化装成僧人从皇宫地道秘密逃出，后出家为僧，云游四方。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文人对建文帝出亡之事记载甚少。直到明天顺、正德后，政治环境才有所宽松，此时开始出现建文帝出亡的史料。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中记载了明中叶以后各种民间流传的建文帝出亡故事。当燕军兵临城下时，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拔刀准备自尽，翰林院编修程济急忙上前劝阻他，建议他化装出逃。少监王钺跪在地上说道：“高皇帝（朱元璋）驾崩时，留下了一个匣子，遗嘱子孙若有大难时再打开。”建文帝忙叫人将匣子取出来，红色的匣子四边皆用铁皮包裹，连锁心都用铁液封固。王钺敲开匣子，发现里面有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剃刀一柄、白银十锭、一张纸及袈裟、僧帽、僧鞋等物品。纸上写着：“允炆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出行，薄暮可会集神乐观西房。”朱允炆看罢，明白祖父用心，马上令太监剃发，同随从9人一起从地道逃出京城。从此，建文帝云游四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的深山古刹都留下了他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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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登上帝位后，大肆杀戮建文帝遗臣，对于孝忠建文帝、反对自己的朝廷文武官员残酷镇压，公布了“奸臣”榜，并列出“奸恶”29人。齐泰、黄子澄两人被列为“首恶”，被凌迟处死，并诛三族。有“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则被诛“十族”，九族外，方孝孺的门生和朋友也被算作一族一起被处死，因方孝孺而被诛杀者共有873人。至于被投入监狱和充军流放者则更多，超过千人以上。此外，许多忠诚于建文帝的官民不仅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妻女姊妹也受到无情羞辱，有的被下放到教坊司当官妓，有的送入军队，实行残酷的“转营”（在各军营间辗转，相当于军妓），许多女子被摧残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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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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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追随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靖难功臣，朱棣则论功行赏，大封功爵。一些原来地位卑下的小军官们和亲兵首领，一跃成为帝国的新贵。护卫千户朱能封为“成国公”，指挥佥事张玉被追封为“荣国公”，两人俱“三世赠王”。此外，封侯晋爵各有十余人。甚至一些在北平、保定等地参加运水浇城、运砖运石，在守城中出过力的普通百姓都受到赏赐。保定运砖妇女，每名赏钞100贯，绢1匹，棉花3斤。渡江时，曾为朱棣开船的上海县船工周小二被提拔为巡检，赐彩帛和钞锭若干，并且减免徭役3年。通过这些赏赐，朱棣努力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一个知恩图报的侠义皇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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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1404）一月一日，马和因在“靖难之役”郑村坝一战中机智勇敢、战功卓著，朱棣特御书“郑”字，赐以为姓，此后马和便改称郑和。不久，刚刚三十出头的郑和又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官位正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成为皇宫中最有权势的几个大太监之一。明代宦官的执掌机构统称为“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内官监为十二监之一，主要掌管皇室木、石、瓦、土、搭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以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此外铜锡妆奁、器用和冰窨等工程也都由内官太监负责办理。由此看来，内官监相当于外庭六部之一的工部。明代南京内官监衙署位于明代南京皇城北安门内、北上门附近，大致在今天南京后宰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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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170598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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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第二章 受命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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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170598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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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睦邻友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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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的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明王朝建立后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丝织、棉纺、制瓷、造船等手工行业也有很大提高。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明朝建国后，鉴于元朝统治者对外武力扩张的教训，朱元璋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向周边各国遣使通好，周边各国每年往来中国的使臣频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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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颁布了《皇明祖训》，按地理方位，列出周边15个“不征之国”：东北方向的朝鲜，正东偏北的日本，正南偏东的大小琉球，西南方向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瓜哇（今印尼爪哇）、湓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地区，又称“彭亨”）、白花（今印尼爪哇岛西部，又称“百花国”）、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北部，马六甲海峡西口）、浡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和西洋顼理（今印度南端）等国家和地区。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明朝来往密切，基本上都处于明朝人认为的东洋范围，位于今天东北亚和东南亚一带。周边国家将强大的明王朝当作可以信赖的宗主国，当遭遇外来入侵或与邻国发生纠纷冲突时，它们经常请求明朝廷帮助斡旋调停，明朝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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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面对东南沿海的反明武装和倭寇的不断袭扰，明朝廷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对外贸易由官方“朝贡贸易”所垄断。朱元璋认为，民间商船出海进行海外贸易，有可能与沿海的反明势力和倭寇相勾结，只有切断它们与国内的联络，才能杜绝这些危险因素。倭寇是指13—16世纪期间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他们不仅劫掠海上商船，还袭扰沿海内陆城乡居民。早期的海盗主要是一些日本失意武士和浪人，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百姓习惯将他们称作“倭寇”。明后期，“大抵真倭十之三”，一些中国人和朝鲜人也加入到日本海盗集团，助纣为虐，从事走私贸易和劫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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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关闭了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三处市舶司（明朝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洪武十四年（1381），因日本拒绝向明朝廷称臣纳贡，朱元璋决定停止与日本等国的朝贡贸易，并进一步强化“海禁政策”，禁止沿海民间商船、海船出海，甚至连福建沿海运送食盐的船只也予以禁止，禁止沿海居民修造两桅以上的海船。从此，除了少数特许的海外朝贡船只外，中外海上贸易几乎断绝，民间商船更不能出海经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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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多以“天朝上国”自居。因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低，多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明初，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成为维系中国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政治上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意义。藩属的各国向明廷“称藩纳贡”，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中国皇帝赐予它们印玺、大统历和财物等。与周边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一直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为维护宗主国的尊严，显示大中华的富有和宽宏大度，不惜在经济上作出巨大牺牲以换取周边小国政治上的藩属和“臣服”，对周边各国的赏赐之物远远超过他们朝贡物品的实际价值。周边各国在对华朝贡贸易中获利颇丰，所以朝贡贸易十分积极，经常提前朝贡，其朝贡人员和船只也常常逾越规定之数，使明朝廷不胜其繁。久而久之，明朝廷便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船只、人数严加限制。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逐步赢得周边各国的信任，其间尽管也发生了朝鲜、爪哇、日本、三佛齐等国扣留、凌辱、甚至杀害明朝使臣的恶性事件，但总体而言，明朝与周边各国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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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登上皇位后，改变了父皇朱元璋时实行的海禁政策，对内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对外执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向海外各国遣使通好。通过朝贡贸易和遣使、封赏等形式与周边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各国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朱棣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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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出访和迎送各国使节来华访问，是永乐年间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根据《明实录》统计，在洪武朝31年间遣使57次，永乐朝22年间即多达61次，明朝使节遍及东、西洋各国。同时，海外各国纷纷遣使来华，据不完全统计，洪武朝31年间来华使节183次，平均每年来使6次；而永乐22年间各国来使多达318次，平均每年来使14.5次，其中满剌加来使15次，苏门答剌来使12次，爪哇来使15次，浡泥来使8次。永乐年间，每年各国来华使节络绎不绝，永乐十四年（1416）和永乐十七年（1419）甚至出现了海外17国和19国使节同时来华朝贡的壮观场面，人数最多时达到1200人，形成了“诸蕃使臣充斥于廷”的空前盛况。永乐年间，海外来华使节之多、使团规模之大、人数之众，不仅在明代，乃至在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