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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八月，郑和率领庞大舟师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吴淞口、宝山、茶山、大七山、小七山，至滩山，再经霍山、茅山，至升罗屿，取崎头山，过双屿港，过孝顺洋、乱礁洋，抵达宁波港。宁波港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国船队前往东西洋的主要出海港口，郑和使团从宁波附近的桃花渡出海，横渡东海，直抵日本港口野顾山（即屋久岛），然后再到兵库海港（神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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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此次出使日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交涉，似乎还带有“讨贼”意味，因此有庞大舟师随行以为后盾。面对郑和庞大船队的到来，日本兵库港管理官员不知所措，担心郑和带领船队以使节之名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面让郑和船队暂时停泊港外以听候幕府指令，一面迅速向幕府和足利义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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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义满在金阁寺隆重接见了郑和等明朝使节，郑和向足利义满赠送了明廷赐封的“日本国王”龟钮金印、冠服等礼物，足利义满愉快地接受了金印和礼物，双方就肃清海寇、恢复日中贸易等问题进行了磋商。郑和向足利义满保证道：“只要贵国围剿海寇，两国间的朝贡贸易即可恢复，贸易形式可继续采用勘合形制。”中日两国对待朝贡贸易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日本想利用朝贡贸易攫取更大的利益，而明朝政府要以朝贡贸易为条件迫使日本幕府主动围剿倭寇。最终，在足利义满承诺将尽力搜捕海盗的基础上，郑和与足利义满达成了“勘合贸易条约”（又称“永乐条约”），确定以宁波港作为中日勘合贸易的唯一通商港口。朱棣对郑和这次出访日本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遣使封日本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并亲撰碑文，勒石铭诗以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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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足利义满发兵捕捉了20余名劫掠中国沿海的倭寇头目，并派人将他们送交明朝廷。朱棣十分高兴，厚赏日本使节，赐给足利义满“九章冕服”等礼品。为显示明朝廷宽宏大度，朱棣还将所献倭寇头目发还日本，交由幕府按律处置。岂料，日本使节回国途中，行至宁波，将这些倭寇头目一个个严实捆绑放入铜甑（一种类似“蒸笼”的中国古代蒸食器具），“一人执炊，一人上甑，尽行蒸杀”，这些昔日猖狂一时的倭寇头目全被活活蒸死。直到明嘉靖年间，抗倭名将胡宗宪还在浙江宁波见到这次“蒸杀”倭寇头目的旧址和铜甑，他在《筹海图编》中写道：“今铜甑犹存，炉灶遗址在芦头堰。”由于足利义满积极配合明朝抓捕倭寇头目，对倭寇产生很大震慑，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沿海的倭患大为减轻。据陈懋恒在《明代倭寇考略》一书中的统计，永乐三年至永乐八年（1405—1410）六年时间里，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仅4次，虽未从根本上杜绝倭患，但倭寇骚扰次数和危害程度均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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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合”是明代朝贡贸易中一种纸质贸易通关凭证，长80厘米，宽35厘米。中日朝贡贸易的勘合由“日”和“本”两字组成，明朝礼部分别印制“日”和“本”字号勘合各100道，共计200道，另有用于验证的“日”、“本”字号勘合底簿各2扇，共计4扇。将“日”字勘合100道及“日”、“本”字号底簿各1扇，保存于明朝礼部；另1扇“本”字号底簿交由浙江布政司收存；将“本”字号勘合100道及“日”字号底簿1扇交于日本幕府保存。永乐四年（1406），明朝廷正式批准中日勘合贸易，派人给日本送去新印制的“本”字号勘合100道和“日”字号底簿1扇，约定以十年一贡，贸易船只限两艘，人员限200人以内，违例以寇论处。为方便日方朝贡贸易，明朝廷还特别赏赐日本两艘船舶，作为朝贡专用。当日本朝贡船持勘合到中国宁波港后，宁波市舶司校验其勘合，如与底簿相符，则予以接待。贸易结束后，明朝廷收回日方勘合。若遇明朝改元，照例送去新勘合和底簿，日本将剩余的旧勘合及底簿归还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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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出使日本后，中日勘合贸易逐步恢复和发展，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扩大。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有绸缎、布帛、瓷器等，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漆器、硫黄、折扇、刀等物品。尤其是日本的漆器和折扇，工艺精细，因从日本传来，故中国人又称之为“倭扇”。当时，中国也开始仿制，折扇遂在中国流行开来。勘合贸易使中国的书籍和茶具大量传入日本国内，《劝善》、《内训》等百余种儒家书籍传入日本，中国茶具的传入也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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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出使暹罗、日本为日后远航西洋奠定了基础，也为下西洋船队锻炼了人才和队伍，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同时也消除了一些大臣对郑和指挥和外交能力的怀疑和偏见。郑和出使东洋积累了必要的航海经验和外交经验，成为其七下西洋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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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三、荣膺使团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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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最终登上了皇帝宝座，但他以臣子身份篡夺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这种行为无疑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此乃大逆不道之举。在国内，他遭到“作乱”、“谋逆”、“篡位”等舆论的强烈谴责，尽管这些谴责之声受到朝廷的竭力压制，但抗议之声仍不绝于耳。同时，朱棣残酷镇压忠于建文帝的民众，激起许多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有人甚至企图冒死行刺他，有的地方士民还聚众武装起义，反抗其残暴统治。此外，一些不满明朝统治的民众逃亡海外，他们以东南沿海岛屿为基地，与日本海盗遥相呼应，抢劫商船，阻挠中外贸易和各国使节的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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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不利的政治局势严重地影响了明王朝宗主国地位和国际威望，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认为永乐帝不“循理安分”夺得帝位，有的国家甚至出现杀害明朝使节的恶劣事件。同时，北方蒙古靼鞑和瓦剌部落时常南下侵扰明朝北方边境地区，对明王朝的北方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东南沿海地区频遭倭寇劫掠，后虽经郑和等出使日本使得局势有所好转，但并未从根本上禁绝倭患。更为严重的是，南方安南胡氏父子弑主篡位，对内横征暴敛，对外攻城略地，不时地侵犯明朝广西、云南边境府县，甚至还诱杀明朝使节，对明朝廷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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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满怀抱负的朱棣自然不能容忍。他采取“内安诸夏，外抚四夷”的战略方针，对内严刑峻法，铲除拥护建文帝的残余势力，对外一改洪武年间严厉的海禁政策，采取北攻南抚的外交政策，主动派遣外交使团出访海外各国。因此，朱棣决定选派一位德才兼备的使节率领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出使西洋各国，加强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以改变不利的国际形势，形成“万邦臣服”的盛况，树立“代天行命”的大明皇帝形象，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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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选派谁担任下西洋的主使呢？能够胜任这一重要外交使命的人，不仅要深孚众望，有出众的文韬武略，还要有机智应变的外交才略和敢于冒险、不怕困难的精神。得知明成祖朱棣要挑选下西洋总兵正使，朝廷官员纷纷活动起来。很快，河间王张玉长子新城侯张辅向明成祖举荐了吏部尚书蹇义，但朱棣未置可否，因为他心目中早已有了属意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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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蹇义，还有郑和、李恺、杨敏等，他们都曾率团出使过西洋，熟悉远洋航海，都在朱棣考察的人选范围内。郑和虽经过靖难之役考验，可让他独自统帅一支上万人的下西洋船队，朱棣还是有些不放心。就在朱棣犹豫之际，道衍法师暗中让好友相术大师、尚宝寺少卿袁忠彻出面向朱棣力荐郑和。朱棣拿不定主意召见袁忠彻咨询时，袁忠彻乘机向皇上推荐了郑和：“郑和姿貌才智，在内侍中无人与匹敌；为人气度，更无人可望其项背。臣观其气色，诚可担此大任也！”袁忠彻的保荐最终使朱棣确定了郑和作为出使西洋的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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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明初朱元璋曾严禁宦官干政，并在皇宫前竖立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能干预政事，预者斩”。然而，以郑和为代表的内侍们在靖难战争中的杰出表现改变了朱棣的看法，并促使他不再拘泥于父皇禁令，重用郑和等内廷宦官。明成祖登基后，派往海外的外交主使许多由宦官担任，他们都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明廷的外交使命。经过多年的实践锻炼，郑和展现了许多他人所不具备的综合品质，这或许正是明成祖青睐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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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郑和，已由初入燕王府的英俊少年，成长为一位英姿勃发、身材魁伟的人。据史载，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形如虎步，声音洪亮”。他眉清目秀，双目炯炯，身材挺拔，气宇轩昂，沉稳中透露出一种威严，颇有大将风度。作为明成祖朱棣的近侍内臣，郑和自少年即在燕王身边成长，随侍燕王多年，忠心耿耿。加上他聪明好学，学识不断进步，养成了广博的学识、善辩的口才、机敏的头脑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在内侍中出类拔萃，无出其右，被朱棣视为心腹重臣。同时，从永乐元年（1403）开始，郑和先后两次远洋航行出使暹罗、日本，积累了相当多的外交和远航海经验，这些都是郑和获得朱棣赏识，出任下西洋主帅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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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身材相貌，足以体现天朝上国的风采，他的学识、经验和能力，足以让他应付远洋航行和对外交往中的各种复杂局面。此外，郑和的穆斯林教徒和佛教徒的双重背景对于他完成外交使命也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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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父祖辈均曾朝圣麦加，他自幼接受伊斯兰教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成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对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有助于他出使东南亚和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明代宦官多信佛教，“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郑和也不例外。在皇家崇信佛家的氛围中，郑和也皈依了佛教。永乐元年（1403），姚广孝在题《佛说摩利支天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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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部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八月二十日又三日，僧录司右善世沙门道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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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郑和皈依佛门的有力证据。在东南亚一带，信仰佛教的国度和民众甚多，明代暹罗、真腊、锡兰山、古里等国民众中，佛教徒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作为一个佛教徒，郑和与他们的交流，在思想和文化上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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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1404），明朝廷正式颁诏，确立了郑和作为出使西洋远航船队的最高指挥官和外交正使。受到朱棣如此恩宠，郑和内心十分激动，决心不辜负皇帝信任，殚精竭虑，为朝廷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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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数百年来众说纷纭，其实郑和每次出使的目的和任务各不相同。根据目前遗存的史料分析，郑和下西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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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一，寻找建文帝。明成祖朱棣登上帝位后，南京和全国各地关于建文帝的传闻四起。民间盛传，建文帝并没有自焚，而是化妆从地下水道逃出京城，后辗转逃至南洋一带。“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包括今天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清朝，江苏长江口以南的沿海地区称为“南洋”，以北沿海地区称为“北洋”。建文帝的生死问题一直是明成祖的心头之患，他在全国范围大肆搜捕，不得其踪迹。于是民间的传言便使朱棣疑心建文帝真的逃到南洋某地，因此搜寻建文帝的下落或许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之一。清人在《明史·郑和传》中叙述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时说：“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此种说法并非完全空穴来风，郑和远洋船队中的确就有一些建文帝身边的宦官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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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二，铲除南方海上反叛势力的潜在威胁。明初，朱元璋消灭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后，其残部逃亡东南沿海外，后与日本浪人勾结，经常骚扰沿海地区。郑和出使西洋诸国时率领两万余人的庞大军队，除耀威异域，使西洋诸国对大明王朝产生敬畏之心外，还负有铲除东南海上反叛势力的使命，如下西洋过程中歼灭陈祖义海盗集团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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