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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郑和，已由初入燕王府的英俊少年，成长为一位英姿勃发、身材魁伟的人。据史载，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形如虎步，声音洪亮”。他眉清目秀，双目炯炯，身材挺拔，气宇轩昂，沉稳中透露出一种威严，颇有大将风度。作为明成祖朱棣的近侍内臣，郑和自少年即在燕王身边成长，随侍燕王多年，忠心耿耿。加上他聪明好学，学识不断进步，养成了广博的学识、善辩的口才、机敏的头脑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在内侍中出类拔萃，无出其右，被朱棣视为心腹重臣。同时，从永乐元年（1403）开始，郑和先后两次远洋航行出使暹罗、日本，积累了相当多的外交和远航海经验，这些都是郑和获得朱棣赏识，出任下西洋主帅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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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身材相貌，足以体现天朝上国的风采，他的学识、经验和能力，足以让他应付远洋航行和对外交往中的各种复杂局面。此外，郑和的穆斯林教徒和佛教徒的双重背景对于他完成外交使命也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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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父祖辈均曾朝圣麦加，他自幼接受伊斯兰教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成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对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有助于他出使东南亚和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明代宦官多信佛教，“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郑和也不例外。在皇家崇信佛家的氛围中，郑和也皈依了佛教。永乐元年（1403），姚广孝在题《佛说摩利支天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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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部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八月二十日又三日，僧录司右善世沙门道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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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郑和皈依佛门的有力证据。在东南亚一带，信仰佛教的国度和民众甚多，明代暹罗、真腊、锡兰山、古里等国民众中，佛教徒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作为一个佛教徒，郑和与他们的交流，在思想和文化上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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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1404），明朝廷正式颁诏，确立了郑和作为出使西洋远航船队的最高指挥官和外交正使。受到朱棣如此恩宠，郑和内心十分激动，决心不辜负皇帝信任，殚精竭虑，为朝廷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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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数百年来众说纷纭，其实郑和每次出使的目的和任务各不相同。根据目前遗存的史料分析，郑和下西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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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一，寻找建文帝。明成祖朱棣登上帝位后，南京和全国各地关于建文帝的传闻四起。民间盛传，建文帝并没有自焚，而是化妆从地下水道逃出京城，后辗转逃至南洋一带。“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包括今天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清朝，江苏长江口以南的沿海地区称为“南洋”，以北沿海地区称为“北洋”。建文帝的生死问题一直是明成祖的心头之患，他在全国范围大肆搜捕，不得其踪迹。于是民间的传言便使朱棣疑心建文帝真的逃到南洋某地，因此搜寻建文帝的下落或许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之一。清人在《明史·郑和传》中叙述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时说：“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此种说法并非完全空穴来风，郑和远洋船队中的确就有一些建文帝身边的宦官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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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二，铲除南方海上反叛势力的潜在威胁。明初，朱元璋消灭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后，其残部逃亡东南沿海外，后与日本浪人勾结，经常骚扰沿海地区。郑和出使西洋诸国时率领两万余人的庞大军队，除耀威异域，使西洋诸国对大明王朝产生敬畏之心外，还负有铲除东南海上反叛势力的使命，如下西洋过程中歼灭陈祖义海盗集团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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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三，改善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为明朝北伐蒙古靼鞑和瓦剌诸部扫清障碍。明洪武以来，北方蒙古靼鞑和瓦剌诸部不断南下袭扰，对明朝的北方边疆构成了严重威胁，防御和打击它们成为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的重要任务。明初，蒙元余部在中亚建立了艾萨克马尔罕为中心的帖木儿帝国，它与明朝边疆相距甚远，中间隔有东察合台汗国和北方蒙古靼鞑和瓦剌诸部。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意在联络西洋诸国，并寻求机会改善与帖木儿帝国的外交关系，进而建立军事同盟，以消除帖木儿帝国与北元蒙古靼鞑和瓦剌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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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四，耀威异域，开拓海上商贸之路，搜寻西洋珍奇异物。正如前述，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并不符合封建道统，所以当时在国内遭到广泛非议。他欲借远洋船队耀威异域，以堵国内反对派之口，并满足个人虚荣，招徕各国贡使，显示国威，博得“天下共主”的虚名，实现“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理想。加之，靖难战争后，明朝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朱棣也急需开拓海外市场以改善国内经济，然而北方蒙元余部阻碍了原有的陆上商路——丝绸之路。因此，打通被海盗骚乱的海上商路成为当务之急。同时，通过下西洋活动也可获取西洋各国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和各色医用香料等，以满足明皇室的奢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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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的几个目的，多数冠冕堂皇，唯独第一个目的，无法宣之于口，只能暗授机宜，非身边贴心之人不能托付。这也许是明成祖最终确定郑和出使西洋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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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四、筹组远航船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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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担任主帅统领下西洋船队的旨令后，郑和立即投入到一系列准备工作中。从受命组建远洋船队到正式启航，前后共14个月，其间筹备工作可谓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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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西洋，首先需要交通工具，因此建造远航船舶成为第一要务。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造船和远洋航海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这为郑和制造远航船舶奠定了技术基础。明初，全国官营造船厂分布广、规模大、配套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卫均设有官营造船厂。在宋元造船技术的基础上，明代远洋船舶的制造技术不断进步，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全国各地遍布大小造船工场，其中南直隶、福建、湖广、浙江等地的造船业尤为发达，它们成为郑和下西洋船舶的主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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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作为全国的造船业中心，拥有如拨船厂、黄船厂和宝船厂等各类造船厂，各船厂间有不同的隶属关系。南京龙江船厂始建于洪武年间，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制造大型船舶的官办船厂，隶属于工部都水司，因位于南京城西北龙江关（今南京下关）附近，故名。它西接长江，东邻秦淮河，周围河渠港塘交错，是制造大型海舶的绝佳处。据《景定建康志》记载，早在南唐时就开始在这里开厂造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造船地。洪武初年，朝廷征调了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船匠数百户来到南京龙江船厂建造船舶。他们各依专业分为四厢（相当于工厂车间）：一厢制造船木梭橹，二厢制造铁索缆，三厢修补旧船，四厢制造棕篷等物。每厢分为十甲，每甲十户。船厂还设有各类手工作坊，如细木作坊、艌作坊、铁作坊、篷作坊、油漆作坊、索作坊、缆作坊等。这些作坊都是造船工业的配套工程，每个作坊的规模也相当可观，仅制造船篷的作坊就有厂房60间。在龙江船厂工作的工匠，外加杂役、临时雇用的小工和定期参加生产劳动的军伕，常年在船厂劳作的工匠有数千人。厂内制订了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各司其职。造好的船舶都要在南京附近江面“稳船湖”（今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江面）一带试航，船只的督造官员和工匠姓名都要刻于所造船舶的尾部，出现修造责任事故的工匠和官员将受到严惩。由于远洋船舶体积庞大，造构复杂，必需拥有相当规模的船坞。明初建造大海船，既继承前人技术成果，又大胆创新实践一些新的技术。早在宋代，中国就已开始使用船坞修造大船，明初继续采用这种办法。明《龙江船厂志》记载，新造船舶下水过程包括起船、出船、车水、作坝等过程。采用船坞方法，解决了大船造好后下水的问题；明朝船舶工匠创造了水密隔舱技术，就是每一个船舱之间严格分开，如有一处漏水，不致影响整个船只；宝船设计粗短，在水中稳定性好，能抵抗海浪冲击，解决了船的强度问题；主要船舶采用沙船型，其特点是平底、方头，也就是宋代所称的“平底船”。此外，船舶的抗沉性、纵向结构及多桅布局都提高了船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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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船厂遗址的木圆盘和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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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原来规模庞大的南京龙江船厂如今已荡然无存，至21世纪初其遗址仅3条作塘（即船坞）被保留下来。2003年8月—2004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对龙江船厂遗址中的第六号船坞（即六作塘）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在作塘底部共清理出形式多样的造船建筑遗迹34处，出土了舵杆、铁锚、石臼及各类造船工具近2000件。考古发现，明代南京龙江船厂大致以中保村天妃宫为中轴，有大小东西走向、南北排列的长条形“作塘”十余条。每个作塘长300—450米，宽35—60米不等，塘与塘之间隔30—50米。这些排列有序的作塘，反映了当时龙江船厂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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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龙江船厂六作塘遗址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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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龙江船厂承造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各类船只，既有大、中型宝船，也有小型的海船，如二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八橹船之类。仅永乐二年至六年的四年间，就建造了海船98艘，修造海船249艘。“宝船”是龙江船厂为郑和下西洋船队生产的最主要船型，顾名思义，宝船是为“入海取宝”而建造的海船。大号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中号宝船长37丈，宽15丈。以明代每尺合0.317米折算，大号宝船长140.75米，宽57米；中号宝船长117.29米，宽47.55米。《明史·兵志》记载：“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明万历年间文人罗懋登根据郑和下西洋故事创作了《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书中，他生动描绘了宝船形象。宝船上建有“明三暗五厅堂，有明五暗七宫殿”，舱室有“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别有书房、公廨之类，都是雕梁画栋、象鼻挑檐”。挑檐上还安装了铜丝罗网，防止禽鸟粪便秽污，堪称豪华舒适，气派非凡，犹如一座漂浮的别墅。或许罗懋登笔下的宝船有些夸张，但宝船无论船体规模还是制造技术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宝船又称为“龙船”，郑和下西洋过程中，西洋各国国王和许多使节有时也要随郑和船队来中国访问，船队以王侯之礼相待，他们乘坐的宝船，其建筑壮观，可与郑和所乘宝船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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