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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满分船队的航线是：与洪保船队走同样航线，穿过麦哲伦海峡后，沿着南美洲海岸到达厄瓜多尔，而后横渡太平洋，到达今日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旧金山一带，由澳洲东部和北部，经过香料群岛回到中国。孟席斯认为，周满船队离开秘鲁之后，乘赤道洋流漂流至厄瓜多尔，到了这里洋流会转向西方，带着舰队横渡太平洋，到了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群岛，在这里周满船队分成两队。北方支队在卡罗琳群岛的吉里巴斯建造天文台，在新几内亚也建造了五个，在回航的路上，他们至少损失了两艘宝船。永乐二十一年九月（1423年10月），周满船队返航到达南京，原来9000人只剩下十分之一，船队虽没带回一个外国使节，却把南美洲的玉米带到了中国。此后，玉米逐渐在中国各地广泛种植，成为人们重要的粮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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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九年九月（1421年10月），正当洪保与周满的船队往西南从加勒比海的入口航向南美洲海岸时，留下的周闻船队朝西北顺着赤道洋流北侧的支流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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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席斯根据古代地图和海图，设计了周闻分船队的航线：到达绿岛群岛后，朝西北方向横渡大西洋，在中美洲沿着东海岸往东北航行。周闻手下有人定居北美洲，绕过格陵兰岛，在北极探险，穿过白令海峡往西航行，在今日本列岛东部南行，最后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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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席斯设计的杨庆分船队的航线是进入印度洋，接近好望角，沿着非洲东岸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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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席斯关于“郑和分船队到过美洲、澳洲等地”的观点一出，如石破天惊，震惊了世界学术界，人们就郑和第六次远航船队究竟到过哪些地方进行了热烈讨论。然而，孟席斯的“惊世之论”缺乏充分的史料和实物证据的支持。据有关史料记载，太监洪保曾于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奉敕出访忽鲁谟斯等国家和地区。周满曾经在抵达苏门答剌后到过阿丹国，杨庆曾于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十日领敕前往忽鲁谟斯等国。但是有关他们的记载都十分简单，根本没有说明船队抵达何处、何时抵达、何时返回以及船队损耗的确切记录。而至于太仓周闻，根据其墓志铭，仅知其为合肥人，从军太仓，曾参加后五次的下西洋远航以及永乐二十二年（1424）的航海活动，其间于永乐十三年（1415），以军功升本卫右所副千户，世袭阶武略将军。关于周闻所历西洋诸国，其墓志铭称“侯凡六往，四抵厥境”。对于周闻参加郑和船第六次下西洋，其墓志铭记载：“辛丑继往，而中道取回”。周闻参加了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但中途提前返回。按照明朝遣使惯例，郑和下西洋的带队使节均是太监，而不是武官，周闻作为千户所副千户的下级军官，不可能率领分船队出使，孟席斯连周闻的身份都未搞清楚，更不知周闻有墓志铭存世。因此，孟席斯提到的这四个人，虽都曾参加了永乐十九年（1421）的第六次下西洋，但都未曾到达澳洲，更未曾绕过非洲南端，更不可能抵达美洲。而且他们先后都回到了国内，所谓下落不明的船只似乎与他们这一次航行无关。孟席斯所谓洪保、周满、周闻到达美洲的航线，只是他凭空虚构出来的航线，并未真实存在过。孟席斯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迄今为止，全世界也未发现任何可以支持孟席斯“新论”的文献或其他有价值的记载。显然，孟席斯的新论对于郑和研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不可能因此而改写郑和下西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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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南京博物馆对位于南京祖堂山的洪保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并从墓中出土了两块寿藏铭。墓志铭一般是墓主死后撰写的，而寿藏铭则是墓主生前就请人或自己撰写的。洪保墓中741字的寿藏铭铭文，叙述了洪保主要的生平和业绩。他一生引以为傲的出使西域和西洋两大事件，是铭文的核心内容。铭文中特别具体记载了他两次参与的下西洋活动，一次是永乐元年（1403）下西洋，另一次是宣德五年（1430）第七次下西洋，但并没有提及远航美洲等。假如洪保曾率分船队到过美洲、澳洲及至南极，那他不可能在寿藏铭中不作一点记录。洪保寿藏铭的出土是对孟席斯观点的有力反驳，也反证了孟席斯的观点并不成立。孟席斯所谓“郑和分船队环球航行”的观点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遐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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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旧港宣慰使永乐二十二年（1424）一月下旬，第六次出使西洋回国一年半后，郑和再次奉命出使东南亚旧港，以解决旧港宣慰使的继承问题。此前，永乐十九年前后，明政府任命的旧港宣慰使施进卿病逝。施进卿在世时即定下规矩：“本人死，位不传子”，指定由其女施二姐承袭宣慰使之职。所以当施进卿去世后，施二姐即继袭了宣慰使职位。然而，施进卿之子施济孙拒绝承认妺妺施二姐继位，并发动武装政变，夺取了旧港宣慰使之职。施二姐不甘心继承权被剥夺，于是与施济孙展开了争夺战，双方屡次爆发冲突。在一次争斗中，甚至连明朝廷赏赐给的旧港宣慰使银印也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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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时，施二姐一派势力逐渐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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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施济孙为稳固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派遣使者丘彦成前往北京，请求朝廷正式批准他承袭父职，并赏赐新印。明成祖不了解施进卿立下的继位规矩和旧港的权力之争，也就同意了施济孙的请求，批准施济孙承袭旧港宣慰使一职，赐纱帽、汲花金带、金织文绮袭衣和旧港宣慰使司宣慰使银印，并命郑和代表明廷出使旧港向施济孙颁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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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郑和尚未到旧港，施济孙即被施二姐击败，施二姐取而代之，成为旧港最高统治者。施二姐自幼受中国文化的良好教育，知书达理，不但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人贤惠，而且很能干，在旧港声名遐迩。控制旧港后，施二姐很快将旧港治理得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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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到达旧港时，发现施二姐己取得旧港的实际控制权。通过了解旧港权力冲突的实际情况，郑和当机立断，根据施进卿“位不传子”的遗嘱，承认了施二姐的合法地位，并代表明廷委任她继任旧港宣慰使之职，原本为施济孙准备的纱帽、汲花金带、金织文绮袭衣和旧港宣慰使银印等，都赏赐给了施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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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二姐在旧港深得民心，不仅得到当地华人的支持，还得到邻近爪哇人的支持，被当地人尊称为“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马来语中“首领”的意思）。施二姐在位期间继续维持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即使晚年移居爪哇后，仍凭借其大宗船队和巨额财富，将当地建成为南洋地区的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重要港口。她不仅成为南洋侨领，还继续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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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旧港之行，高瞻远瞩、顺应旧港时势变化和习俗，灵活果断地委任施二姐为旧港宣慰使，妥善解决了旧港政权新老交替遗留下来的问题，稳定了旧港的局势，巩固了明朝廷对旧港的友好关系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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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守备南京在郑和出使旧港期间，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七日，一直全力支持他下西洋事业的明成祖，在出征解决蒙元残余势力鞑靼阿鲁台部的途中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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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在位22年，一生五次亲征漠北。永乐二十二年四月初，明成祖以太子监国，亲率数十万大军，第五次北上漠北，讨伐蒙元鞑靼阿鲁台部。大军一直追击到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一带，搜寻周围300余里不见阿鲁台部踪影，朱棣遂下令班师回朝。七月十七日，由于年老体衰、长途劳累，加之天气炎热，65岁的明成祖在回京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一代雄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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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病逝后，大学士杨荣、太监马云等决定秘不发丧。一方面在军中搜集锡器铸成一口棺材，把皇上的遗体秘密装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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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返归途中，每天早晚上膳、行礼、奏事等一切如常。另一方面派人秘密回京，向太子朱高炽禀报噩耗。朱高炽得到讯息，立即派皇太孙朱瞻基前往军营迎接大行皇帝（皇帝去世后的称呼）。八月十一日，皇太孙朱瞻基到达军营，军队才正式公布了朱棣晏驾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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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十五日，太子朱高炽即皇帝位，改元洪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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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作为朱棣长子的朱高炽，因身体肥胖，行动笨拙，步履蹒跚，行动时常需要他人搀扶，因此不为朱棣所喜。次子朱高煦从小好读书，勇猛果敢，能带兵打仗，曾在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几次使燕军转危为安，深得朱棣喜爱。朱棣想立朱高煦为太子，却遭到大臣们反对。幸亏朱高炽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朱瞻基，深得朱棣喜爱，朱高炽的太子之位才得以保住。46岁的朱高炽即位后，由于性格柔弱内向，缺乏父皇的开拓精神，治国理念仅拘泥于儒家治国之术。早在当太子时，他就喜与身边的人讨论传统儒学思想，与夏原吉等情趣相投，交往密切。所以当得到父皇病逝消息三天后，朱高炽亲自到狱中释放了被父皇投入大狱的夏原吉，并给他恢复户部尚书原职。原来，朱棣出征蒙元阿鲁台前，召见夏原吉，询问北方边防等事务，岂料夏原吉不仅不支持这次行动，还劝阻明成祖北上亲征，因而触怒了明成祖，被朱棣关押起来。夏原吉获释后，提出财政紧缩政策，严厉抨击郑和下西洋活动，认为此举使海外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中国，不仅耗费大量钱财，而且让中国各级政府疲于接待，对中国实在不利，是一项弊政，建议立即予以停止。朱高炽完全接受了夏原吉的意见，诏令全国停止下西洋的一切行动：一、所有下西洋船舶停止活动，让在福建、太仓等处的下西洋船舶俱回航南京封存，船舶装载的货物于内府库交收。西洋各国进贡使臣有回国者，仅派少许船只护送回国。采购下西洋各类物资的朝廷内外官员停止采办，皆速回京。船队的各类水手、梢工等各自回家。二、全国各地停止修造下西洋船舶。三、购买的麝香、生铜、荒丝等下西洋物资及铸造的铜钱，交由所在地方官库收购，其余未采买者全部停止。四、采办苏杭等地的诸色纶丝、纱罗、段匹、宝石、物料、颜料、磁器等全部停止，经办人员立即起程回京，不许借此为由科敛害民。由于郑和尚在旧港，朝廷令正使太监王贵通（即王景弘）率下西洋官兵赴南京镇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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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熙元年（1425）二月，郑和自旧港回国，获悉了国内的重大变故。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使郑和心情十分沉重。郑和心有不甘，立即前往皇宫面见新皇帝朱高炽，痛陈下西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力图说服他继续将下西洋事业进行下去。郑和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也就危险了。我国远洋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敌不敢觊觎南洋。郑和的海洋观念与现代海权观基本相符，比近代海权论的倡导者、美国人马汉的“海上权力论”要早近5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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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规劝，没有使朱高炽改变初衷，恢复下西洋行动，但下西洋船队和主要官军建制则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没有被遣散。不久，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太监，他率领着下西洋官军担负起守备南京之责。这为宣德年间郑和再下西洋保存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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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实行南北“两京制”，南京作为陪都，又称“南都”。作为明王朝的根本之地，朝廷委任重臣担任南京守备，担负镇抚之责。南京守备的设立始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初无内、外之分。洪熙元年（1425）六月，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正式任命南京守备，并分为内守备与外守备，其中襄城伯李隆任南京外守备，郑和、王景弘任南京内守备，即守备太监。郑和作为南京守备太监，总领南京守备及参赞机务，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务，是明朝南京内十二监之首司礼监的“外差”，在南京官员中是一个重要职务，只有获公、侯、伯爵位的大臣才能担任（郑和有侯爵爵位）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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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南京的特殊地位，明仁宗朱高炽任命郑和时，要求他与王景弘、孔和卜花、唐观保等内监共同管理官军内部事务，外部有事则须与主持南京政务和守备事务的南京外守备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沐昕等商议。这些说明郑和虽为南京守备太监，但权力是有限的，在处理内外事务时要受到各方掣肘，其地位和权力也在外守备李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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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南京守备的5年时间里，郑和与王景弘等人共同负责南京宫殿、祭祀殿坛等的维修，包括工程的规划、物质的采办、工匠的役使、工程的监督与验收等。洪熙元年（1425）三月，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不久，即有还都南京的想法，诏令北京诸司俱称“行在”，恢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朱高炽之所以有此想法，主要是因为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远离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京，建都北京虽解决了军事御敌方面的问题，但也引发了南粮北运等其他一些问题。同时，朱高炽成长于南京，对虎踞龙蟠之地情有独钟。由于南京原有皇城长久未有皇帝居住，加之多次地震，宫殿屡遭损毁破坏。因此，洪熙元年四月五日，因郑和忙于其他公事，明仁宗朱高炽给王景弘下达敕令，表示准备来年春还都南京，要求镇守南京的下西洋官兵加紧修缮南京各处宫殿和营院办公用房。然而，明仁宗朱高炽还没有来得及还都南京，便于五月在北京暴卒，在位仅10个月，终年47岁。对于明仁宗朱高炽壮年突然病逝，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明宣宗）谋害而死。朱高炽生性温厚仁慈，但纵欲享乐，其长子朱瞻基则与其父相反，善骑射，熟谙武事，热衷权力，工于计谋。据说朱高炽即位后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朱瞻基为了早日登基，不惜弑父谋位。这一说法未有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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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熙元年六月，朱瞻基即帝位。明宣宗朱瞻基不同于父亲，长相英俊威武，灵敏聪慧，从小深得祖父朱棣喜爱。永乐九年（1411）便被朱棣册立为皇太孙。朱瞻基十分景仰祖父朱棣的雄才大略，即位后也想效仿祖父营造万国来朝的盛况，但因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搁置。夏原吉是明成祖、仁宗两朝的户部尚书，政绩卓著，而且他对明仁宗朱高炽的顺利继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其地位远远高于一般大臣，明宣宗对他也很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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