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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保分使团部分成员在参观了天方国天堂礼拜寺后，又到其西边邻国麦地那（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访问。西行一天，到达了麦地那国首都麦地那（Medtnah）。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率领其信徒从麦加迁徙到这里，为该城取名为“麦地那”，即先知之城。后来他们以此为据点，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死后也被安葬在这里。中国使团成员多信奉伊斯兰教，熟悉阿拉伯语，他们怀着虔敬的心情瞻仰了穆罕默德的陵墓。传说穆罕默德陵墓后的井水有神奇功能，若在海上遇到飓风，将此井井水撒入海中，海上风浪就会平静，中国使团成员也从井中提取了一些井水带回船上，以求先知保佑船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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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保分使团对天方和麦地那的访问，加强了中国与这两个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以当中国使团启程回国时，天方和麦地那都派出使者，带着狮子、麒麟等贡物随同中国船队来华访问。宣德八年（1433）八月一日，天方国使节沙献等在北京向明朝廷进献了长颈鹿、大象、马匹等方物。明宣宗同祖父明成祖一样，特别重视忽鲁谟斯以西国家使节的来访，天方国首次来访，明宣宗自是欣喜异常，亲自到奉天门迎接天方使臣，高兴地接受了天方国的礼物，并回赠了丰厚的礼物。在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中国朝野正是怀着这种诚挚友好的感情，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遥远海外友好国家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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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还派出多支分船队分赴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充分利用过去建立的海外贸易网络，与西洋各国开展了广泛的商贸活动。永乐年间，船队为解决远洋航行航程远、所到国家和地区众多、货物运输不畅等问题，在东南亚和印度洋主要贸易区建立了占城、苏门答剌、锡兰山别罗里、古里四大交通中心站和贸易基地，其中占城、苏门答剌属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范围，锡兰山别罗里、古里属于印度半岛及其附近范围。通过这些交通中心站，船队形成一个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广大区域的远洋航运网，发展了与西洋亚非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海上交通，加强了船队远洋贸易的能力，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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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还以四大交通中心站为海运枢纽和基地，派遣分船队访问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数条海上贸易线：①以占城新州港为据点，分别向东南的浡泥国与西南的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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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以苏门答剌为据点，一支北航榜葛剌，一支西航锡兰山。③以古里为据点，一支北航波斯湾直达忽鲁谟斯，或绕阿拉伯半岛经祖法儿、阿丹，深入红海到天方国，乃至北非的埃及；一支则北航经波斯湾、亚丁湾，过曼德海峡，沿索马里北海岸到东北方再经过须多大屿（也门索科特拉岛）、葛儿得风（索马里瓜达富伊角）和哈甫泥（索马里哈丰角），进而到达非洲东海岸诸国；一支由小葛兰直航东非沿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麻林、慢八撒等地。之所以在古里安排多支分船队是因为船队由古里入波斯湾，要换乘小船，大船只能在古里等候，所以它成为各路分船队的会合之地。④以锡兰山别罗里为据点，西南经溜山国直航东非沿岸木骨都束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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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以马来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作为其海外两个主要贸易区，并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建立了满剌加和忽鲁谟斯两个海外贸易基地。满剌加是东南亚的商业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郑和船队来往西洋的必经之地；忽鲁谟斯地处亚、欧、非三洲之间，是阿拉伯半岛及波斯湾一带著名的国际商贸中心和海上交通孔道，亚、欧、非洲的富商大贾汇聚此地。船队从四下西洋开始，每次远航都把下西洋的重点放在忽鲁谟斯，以此作为贸易基地与来自亚、欧、非各国的商人进行贸易。这两个贸易基地，对船队在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成长。此外，郑和还把位于满剌加、忽鲁谟斯之间的古里国作为贸易的一个大本营，既与南亚诸国频繁进行贸易活动，又可加强船队在东南亚和西亚、东非沿岸的贸易，起到了东西方贸易纽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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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断古里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二十六日，郑和船队直达忽鲁谟斯，国王赛弗丁热烈欢迎中国使团的到来。郑和宣示了明朝廷诏谕，双方互赠了礼品。在忽鲁谟斯，郑和派出副使率多支分船队，分赴祖法儿、剌撒、阿丹和东非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竹步等国访问，这些国家也相继遣使入贡中国，与中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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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郑和船队从忽鲁谟斯启程返航，赛弗丁国王遂遣使随船来华入贡。三月十一日，郑和回到古里，在这里与其他下西洋分船队会合。古里国有“西洋诸番之会”的美称，郑和多次到过这里，一下西洋时还代表明朝廷诏封古里国王，并在古里勒石立碑，建立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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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郑和已是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长年累月地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奔波，又承担着代表明王朝与各国交往的外交使命，和领导庞大船队的繁重管理工作，每天都有大量事务需要他应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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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到达古里后，郑和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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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在完成第七次下西洋出访任务即将扬帆回国时，郑和不幸病逝于古里，享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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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是初春时节，气温逐渐升高，归国行程尚需三个多月时间，遗体在常温下很难长期保存，同时伊斯兰教有“三日必葬，葬必从俭”的规定，于是船队按照伊斯兰教礼仪将郑和安葬于古里。人们把郑和的发辫、衣帽和鞋子等代表郑和的肉体带回祖国，在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修建了一座郑和的衣冠冢，当地人称“马回回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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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八年（1433）三月二十日，王景弘率领七下西洋船队从古里返航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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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行17天，船队四月六日到达苏门答剌，略作休整，四月二十日到达满剌加。船队在此停泊二十多天，为官厂修建重栅山城，盖造仓库，加固排栅城垣。五月中旬船队从满剌加启航，满剌加国王偕妻子和部属驾船随宝船一起来华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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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433年7月7日），第七次下西洋船队圆满完成出访任务回到太仓刘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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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离船队从南京出发初抵刘家港，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两年半的海上奔波四处出访，祖国时时刻刻在心中，但是，船队的主帅郑和却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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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船队出访的西洋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南浡里、苏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多个国家。古里、柯枝、阿丹、锡兰、祖法尔、甘巴里、加异勒、忽鲁谟斯等国使节随船队一起来到中国朝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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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远航西洋郑和病逝后，明朝大规模的远洋航海事业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者，庞大的船队也失去了主帅，加上朝廷再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负担下西洋的庞大开销，所以七下西洋的船队回国后，明王朝再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远洋航行。虽然此后王景弘有过一次出洋，但仅至苏门答剌便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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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荡荡的大明船队在南海、阿拉伯海、印度洋之间频繁往来的盛况彻底消失，郑和七次下西洋成为中国人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的绝响。后人们只能通过《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通俗作品来想象船队在海上绵延几十里的壮观场景，来缅怀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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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使中国航海事业达到鼎盛。自第四次下西洋始，中国船队便把航程扩展至波斯湾、红海以至非洲东海岸，但此后远洋航海没有继续沿非洲海岸向南拓展，以致丧失了发现通向大西洋的航线和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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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明朝廷不但终止了大规模远洋航海的活动，而且停止新造出海大船，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致使中国的航海事业由盛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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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终止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情况下，明王朝已无力也无心继续拓展郑和开创的远洋航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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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看，郑和下西洋是为执行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并非像后来的欧洲大航海那样是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说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朱棣是一个富于雄心壮志的皇帝，为了巩固其政权，实现其政治抱负，所以全力支持郑和的下西洋活动。但这种局面也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即航海事业的兴废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有了这种支持，就可以获得举国之力的配合，而一旦失去这种支持，远航活动就难以为继。明中叶后，朝廷统治日趋保守，宦官专权，皇室及官场贪污腐败，国力日益衰落，一蹶不振，大规模的远洋航海失去了必要的政治基础。政治的腐败导致各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海防政策逐渐变化，海军力量也逐渐衰落，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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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看，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贡贸易”，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在与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荣耀，而不是获得丰厚利润。这种“厚往薄来”的贸易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必然难以持续，最终导致国库亏空。史称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却耗费巨大。这种完全违反商业规则的“朝贡贸易”，贸易规模越大，明王朝的负担就越重，最多时有16国使臣1200余人同时来朝，成为“旷古未有”的盛事。不堪重负之下，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限制次数和人数来减少某些国家的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船队庞大，官兵众多，每次出使都要馈赠西洋各国许多珍贵礼物。西洋朝贡使者来华，明朝廷也要大量赏赐，价值远超其朝贡物品。西洋各国的贡品都免费提供给皇室、贵族享用，而没有进入商业轨道，没有任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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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西洋的船舶，明人罗懋登说，“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史学家黄仁宇推算，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所花费白银约在600万两以上，而明中叶朝廷每年国库收入仅300余万两，下西洋花费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各地造船支出的费用。据计算，每艘宝船造价5000至6000两，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远航各类船舶有20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银子数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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