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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行17天，船队四月六日到达苏门答剌，略作休整，四月二十日到达满剌加。船队在此停泊二十多天，为官厂修建重栅山城，盖造仓库，加固排栅城垣。五月中旬船队从满剌加启航，满剌加国王偕妻子和部属驾船随宝船一起来华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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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433年7月7日），第七次下西洋船队圆满完成出访任务回到太仓刘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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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离船队从南京出发初抵刘家港，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两年半的海上奔波四处出访，祖国时时刻刻在心中，但是，船队的主帅郑和却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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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船队出访的西洋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南浡里、苏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多个国家。古里、柯枝、阿丹、锡兰、祖法尔、甘巴里、加异勒、忽鲁谟斯等国使节随船队一起来到中国朝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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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远航西洋郑和病逝后，明朝大规模的远洋航海事业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者，庞大的船队也失去了主帅，加上朝廷再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负担下西洋的庞大开销，所以七下西洋的船队回国后，明王朝再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远洋航行。虽然此后王景弘有过一次出洋，但仅至苏门答剌便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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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荡荡的大明船队在南海、阿拉伯海、印度洋之间频繁往来的盛况彻底消失，郑和七次下西洋成为中国人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的绝响。后人们只能通过《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通俗作品来想象船队在海上绵延几十里的壮观场景，来缅怀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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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使中国航海事业达到鼎盛。自第四次下西洋始，中国船队便把航程扩展至波斯湾、红海以至非洲东海岸，但此后远洋航海没有继续沿非洲海岸向南拓展，以致丧失了发现通向大西洋的航线和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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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明朝廷不但终止了大规模远洋航海的活动，而且停止新造出海大船，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致使中国的航海事业由盛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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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终止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情况下，明王朝已无力也无心继续拓展郑和开创的远洋航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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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看，郑和下西洋是为执行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并非像后来的欧洲大航海那样是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说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朱棣是一个富于雄心壮志的皇帝，为了巩固其政权，实现其政治抱负，所以全力支持郑和的下西洋活动。但这种局面也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即航海事业的兴废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有了这种支持，就可以获得举国之力的配合，而一旦失去这种支持，远航活动就难以为继。明中叶后，朝廷统治日趋保守，宦官专权，皇室及官场贪污腐败，国力日益衰落，一蹶不振，大规模的远洋航海失去了必要的政治基础。政治的腐败导致各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海防政策逐渐变化，海军力量也逐渐衰落，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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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看，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贡贸易”，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在与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荣耀，而不是获得丰厚利润。这种“厚往薄来”的贸易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必然难以持续，最终导致国库亏空。史称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却耗费巨大。这种完全违反商业规则的“朝贡贸易”，贸易规模越大，明王朝的负担就越重，最多时有16国使臣1200余人同时来朝，成为“旷古未有”的盛事。不堪重负之下，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限制次数和人数来减少某些国家的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船队庞大，官兵众多，每次出使都要馈赠西洋各国许多珍贵礼物。西洋朝贡使者来华，明朝廷也要大量赏赐，价值远超其朝贡物品。西洋各国的贡品都免费提供给皇室、贵族享用，而没有进入商业轨道，没有任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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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西洋的船舶，明人罗懋登说，“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史学家黄仁宇推算，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所花费白银约在600万两以上，而明中叶朝廷每年国库收入仅300余万两，下西洋花费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各地造船支出的费用。据计算，每艘宝船造价5000至6000两，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远航各类船舶有20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银子数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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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在海外每到一处，不是“开读赏赐”，就是“赏赐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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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偿馈赠给国王、王室成员以及大小首领的；另一类是对西洋国王“贡献”物品的“回赐”，而“回赐”之物往往在贡物本身价值的十倍以上。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导致国库日益空虚，明朝纸币宝钞不断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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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宝钞，其后虽也有贬值现象，但尚不严重。自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大量印发钞票以填补所需费用，结果至郑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大明宝钞贬值近330倍，形同废纸。民间拒用宝钞，专以金银、实物作交易，官府只好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大明宝钞原为明朝赏赐朝贡者的主要赏赐品，在国外信誉卓著，“华夷诸国莫不奉行”，而后却因宝钞不断贬值以致再用宝钞偿付外蕃来贡时遭到拒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明朝经济实力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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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倭寇的侵扰和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侵略东南亚是停止下西洋的外部原因。明初国势强盛，海防巩固，倭寇祸害较轻；到明中叶，由于国势式微，海防松弛，倭患愈演愈烈，东南沿海各省无不受其伤害。倭寇甚至深入内地，郑和下西洋的大本营南京、太仓、长乐等地也常遭倭寇洗劫，可见事态之严重。与此同时，东南亚、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昔日宁静和平的万里海疆，已被刀光剑影、隆隆炮声所代替，海盗船横行无忌，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郑和下西洋时代的和平环境荡然无存。为打击倭寇海盗，明官府垄断海外贸易，严禁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行海禁政策，私自出海贸易将被处以极刑。因此，海禁政策也成为明中叶后停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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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远洋航行未能持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完全依赖和取决于封建专制的皇权。当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出于政治需要，决定派遣船队下西洋时，郑和统率船队出使西洋；当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下西洋一切行动时，郑和只好率领下西洋官兵守备南京。每次改朝换代，皇权易手，都可以决定郑和航海事业的命运，令行则行，令停则停。作为明朝航海事业的领军人物，郑和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如历史学家郑家馨所说，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本质来看，却是“孤帆远影”。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远洋航海活动，明清政府实行“海禁”，规定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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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第四章 功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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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远洋航海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郑和没有能力主宰远洋航海事业，下西洋船队在走向海洋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海洋开发的朦胧观念和行动，也无法代表整个民族海洋意识的真正觉醒。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郑和对于中国远洋航海、乃至世界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可以说，在人类大航海时代到来时，作为世界第一个洲际航海家，作为人类征服海洋的先驱，郑和揭开了世界航运史从内陆转向海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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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不仅给中国留下了众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且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郑和下西洋的开放精神，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的宝贵经验也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发扬光大，这是这一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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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千年以来全球贡献最大的100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明初航海家郑和、元朝君主忽必烈、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南宋哲学家朱熹、宋代画家范宽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共六名中国人入选，郑和名列第一。2000年1月1日，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评选出百位世界千年人物，这6位中国历史人物再次榜上有名。这些评价体现了西方国家对郑和远洋航海活动之于人类历史贡献的肯定，郑和也因远洋航海探险活动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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