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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开始在社会上传播，并首次出现在小学历史课本上，成为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人并列的民族英雄。这一时期，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郑和的普及读物。如高君的《郑和》、姚名达和朱鸿禧的《郑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章衣萍的《郑和》（儿童书局1934年版）、陈子展的《郑和》（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等。这一时期郑和研究主要是介绍多而研究少，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其研究集中于考证郑和身世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时间、目的和性质等，但总体尚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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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郑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学术界开始对郑和及其下西洋历史进行专门研究，并逐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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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人们更加怀念郑和的远航伟绩，使郑和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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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新史料不断被发现。1935年，学者郑鹤声从史籍中发现了太仓刘家港的“通番事迹记”石刻碑文，并发表在1935年《国风》第7卷第4期上。1936年，福建长乐县官员王伯秋发现了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同年，郑鹤声在南京发现了“静海寺残碑”（惜此残碑在抗日战争中被毁，仅存碑文拓片）。也在这一年，辛亥革命元老李鸿祥将军（云南玉溪人）为倡修《玉溪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经鉴定为明代真本。《郑和家谱》连同光绪末年发现的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志铭，为研究郑和家世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资料。1937年2月，经过缜密考订，李士厚公开出版了《郑和家谱考释》。1941年，郑鹤声编著的《郑和遗事汇编》出版。作者自30年代即从事郑和研究，不断搜集、整理各方面资料，先后在南京、太仓浏河、福建长乐、云南等地实地探访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该书史料与文物相结合，成为郑和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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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937年间，在《禹贡》杂志上就“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学术讨论，开创了郑和研究学术研讨之风。1936年3月，吴晗发表了《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1期），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以“经营国际贸易”收入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目的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此后，许道龄、梁方仲、李晋华、童书业等人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童书业认为，郑和下西洋有“贸易性质”，但主要使命并非“经营贸易”（参见《关于郑和下西洋性质之讨论》，《禹贡》1936年第6卷第2期；《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1937年第7卷第1、2、3期）。梁方仲指出，郑和下西洋贸易的主要物品是满足朝廷享受，采购的多为珍奇异宝一类的奢侈品，并非一般百姓生活所需（参见《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9年第6卷第2期）。许道龄、李晋华、范文澜等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并“宣扬国威”。而童书业、张锡纶、李长傅等认为下西洋是为“耀兵异域”，他们将郑和下西洋描述为政治性的殖民事业。而李士厚、刘铭恕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帮助满剌加为首的南洋回教同盟国来反抗爪哇帝国的统治（参见刘铭恕：《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9月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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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下西洋宝船的大小尺寸和《郑和航海图》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宝船的大小，《明史·郑和传》记载：“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1947年，管劲丞发表《郑和下西洋的船》（见《东方杂志》1947年第43卷第1号），对气势宏伟的宝船提出疑问。根据南京静海寺残碑记载，他认为，郑和宝船有2000料和1500料之分，再据《龙江船厂志》所载船料长宽比例推算，确定宝船的长宽之比约为7比3，宝船应长十六丈六尺，中阔二丈四尺三寸，中深八尺一寸。1943年12月，范文澜出版了《郑和航海图考》（商务印书馆1943年12月版）一书，集中了当时中外学者对《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郑和航海图》绘成于1525—1575年间，其稿本出自元代。他对图中一些地名和读音进行了考释，注释了图中若干针路术语。该书对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朱偰、李长傅等人对该图作了进一步补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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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些郑和研究专著和通俗读物，其中束世征的《郑和南征记》（青年出版社1941年版）、郑鹤声的《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最有代表性，颇具成就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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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明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此书虽是明人小说，但得到郑振铎、鲁迅、冯承钧、向达、陈子展等大家的高度重视。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西洋记）成为人们研究了解郑和下西洋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赵景琛先生所著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北新书局1937年版）和《西洋记与西洋朝贡》（《小说论丛》1947年6月）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内容进行了辑录比较，认为该书主要是依据《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虽为人神相杂，鬼怪百出，不甚可取”，但“也并非完全荒诞之书，有好些部分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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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屡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有不少学者排除各种政治干扰，坚持不懈地对郑和下西洋历史进行研究探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这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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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批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早在1935年，冯承钧就校注出版了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1954年中华书局将两书再次整理出版。1960年代初，向达完成了对《郑和航海图》、巩珍《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等古籍的校注，中华书局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形式陆续出版，方便了学术研究。1980—1989年间，山东齐鲁书社陆续出版了郑鹤声、郑一钧父子编写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该书200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册，汇集了各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成为郑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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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出现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论文有：向达的《试说郑和》（《进步日报》1951年11月13日）、《三宝太监下西洋）（《旅行家》1955年第12期）、韩振华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包遵彭的《郑和下西洋宝船制度考》（台北《大陆杂志》第18卷第1期，1959年1月）、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两重任务》（《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3期）、周世德的《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杨熺的《郑和下西洋航线的形成以及停航的原因》（《大连海事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潘群的《郑和使日问题初探》（《文史哲）1982年第3期）等。研究专著有：朱偰的《郑和》（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周钰森的《郑和航路考》（台北海运出版社1956年版）、徐玉虎的《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版）和《郑和评传》（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版）等。朱偰的《郑和》吸收了郑和研究的成果，考证了56处国外地名，超过了此前学者考证的西洋地名数量，论述了郑和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并附录了郑和研究参考文献目录和中外地名古今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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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拓宽了研究的视野，研究涉及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动机和历史作用，与亚非洲各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关系，宝船和远洋航海技术等。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中国通史，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尚钺的《中国通史纲要》等均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目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等展开了争鸣。50年代中叶，学术界开始重视对郑和下西洋与中外关系问题的研究。如周一良的《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郑鹤声的《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关系》、徐玉虎的《明代与东南亚关系之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编的《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刘如仲的《郑和与南亚》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海外各国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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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台湾学者也相当重视郑和下西洋与台湾关系的研究。他们发表的论著数量甚至超过了祖国大陆，其成果多属考证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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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郑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郑鹤声、向达、朱偰、包遵彭、徐玉虎、张维华、顾颉刚、束世澄、周世德、方豪、毛一波、朱杰勤等人。他们对郑和下西洋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高水平的论著，其中以郑鹤声先生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造诣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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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家对郑和下西洋史研究也有不少优秀成果。自1954年至80年代初，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后主持撰写了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轰动了西方汉学界，书中对郑和下西洋远航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成就进行了探讨。1969年，日本学者小川博翻译出版了马欢的《瀛涯胜览》日文译注本。1970年，英国学者米尔斯（J.V.G.Wills）在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基础上翻译出版了《瀛涯胜览》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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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叶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郑和研究的学术活动日益活跃。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郑和研究逐步与国家外交政策、海洋开发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结合起来，通过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中国大陆学术界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郑和研究学者的交往更加密切，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加入郑和研究的行列，郑和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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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和始发地，也是郑和生活多年的地方，保留着多处与郑和有关的历史遗迹。1985年7月，南京召开了“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大会的影响和促进下，1986年3月，南京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郑和研究的学术团体——南京郑和研究会，同时出版了会刊《郑和研究》，有力推动了全国郑和研究在学会方面的发展：1992年12月，“昆明郑和研究会”成立；1994年江苏省“郑和航海研究基金会”成立；1996年12月，“江苏省郑和研究会”成立；1998年7月，江苏省“太仓市郑和研究会”成立；2001年7月，福建“长乐郑和研究会”成立；2002年12月，“云南省郑和研究会”和“香港郑和研究会”相继成立；2004年7月，“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成立，并出版会刊《郑和下西洋研究》；2005年2月，台湾“中华郑和学会”成立；2006年7月，上海市“上海郑和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郑和研究动态》。各地的郑和研究会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有关郑和的学术研讨会，出版相关的研究期刊和专著，使郑和研究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推动了郑和研究的不断繁荣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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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界常以重大纪念为契机来推进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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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是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于是各地纷纷举办活动：1983年4月北京成立了全国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在江西九江召开了“郑和航海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航海史研究年会”，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数量之多、涵盖领域之广前所未有；1985年7月，南京举行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对郑和下西洋历史的探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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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9月，在福州、长乐、南京三地召开了纪念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大会，形成了郑和研究的繁荣局面。1998年是“国际海洋年”，学界把国际海洋年的活动与郑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面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特色，为郑和研究在新世纪的全面发展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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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由交通部牵头，建立了由中宣部、外交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海洋局等17个单位和团体组成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并将“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作为本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如召开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大会，放映郑和下西洋纪录影片，举办郑和下西洋展览，召开有关航海、海洋等方面的系列学术研讨会，举行郑和下西洋博览会以及海洋、航运知识讲座、知识竞赛和夏令营活动，这些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郑和研究的深入。全国各地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为契机，利用郑和下西洋遗址、遗迹为载体，通过塑造郑和像、修建郑和纪念馆、主题公园和展览馆等方式，将郑和下西洋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纪念活动有徽标，为这次纪念活动有关部门还专门发行了邮票、纪念币、纪念画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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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学者们对明初的外交政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下西洋中断的原因、下西洋与香料贸易、下西洋对南洋华侨的影响、郑和家世和天妃信仰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成果层出不穷。朱鉴秋、李万权等运用现代航海学、地图学等科学原理，研究《郑和航海图》，出版了《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席龙飞、陈延杭、孙光圻、金秋鹏等运用自然科学技术原理研究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牵星术以及宝船的性能和特点；潘仲元、林松、张桂林等从宗教、民族学的角度探讨郑和的宗教信仰及其在下西洋中的作用；张铁牛等从军事学角度对郑和船队编制体制、活动进行了研究；时平、陆儒德等从海权的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给人以新的启发。2002年3月，英国人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新观点，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极大影响，尽管证据不足，但它推动了学术界对郑和远航活动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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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新时期郑和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史实研究和考证，学者们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相互交融，逐步形成了“郑和学”的基础。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航海学、天文学、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正式提出建立“郑和学”的主张，指出“郑和学”是一门以研究郑和这一特定历史人物为主体，兼及一切与郑和历史活动相关的海洋及航海史等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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