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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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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史书上记载的宣德青花瓷多用国外青料得到相互印证，也证实了明初的瓷器青料多由海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对江西景德镇永乐官窑瓷器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出大量青花瓷器残片，其中不少与中东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传世品相互印证，证明所发现大量碎瓷乃明初御制瓷厂所产。为了防止次品外流，杜绝民窑模仿，御窑将落选的瓷器砸碎并埋藏在厂内，其中永乐时期青花外销瓷器的发现可以肯定是为郑和下西洋而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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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对青花瓷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体现在当时青花瓷器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为了适应外销，在烧制青花瓷器时采用了许多伊斯兰风格的造型与纹饰。伊斯兰文化的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它常采取繁缛的缠枝图案，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通过点线的无穷变化组合，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等瓷器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西安文管会收藏的一件宣德青花卧足碗，外壁口沿写有“感谢真主赐福”的阿拉伯文。1980年，河北邢台文物部门征集到一件青花无挡尊，瓷器上书有两组阿拉伯文，因晕散严重，部分文字模糊不清，其中两句大意为“赞颂归于真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从景德镇所发现永乐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看，有许多仿自伊斯兰国家的瓷器。例如盘座、执壶、花浇、僧帽壶、折沿盆、大盘、抱月瓶、长颈方口折壶、天球瓶、八角烛台、筒形花座、仰钟式碗等，其纹饰为海涛怪兽纹、海龙纹、狮球纹和伊斯兰风格的几何形纹等。景德镇御窑厂能根据海外市场的需要，生产适销对路的瓷器产品，同时出口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青花瓷。郑和船队带到亚非各国的青花瓷器价格也高于其他品种一倍以上，如青白花瓷盘每个500贯，碗每个300贯，瓶每个500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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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豆青瓷盘每个则150贯，碗每个300贯，瓶每个150贯，可见青花瓷之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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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中国瓷器遍及西洋各国，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明代的瓷器。印度尼西亚馆藏的青花瓷盘，上面绘有远航帆船。伊朗阿尔代华尔寺院收藏的永乐、宣德年间各色青花瓷器，量多质精。阿曼马斯喀特博物馆收藏的一只明代瓷碗底部印有“永乐”字样，正是郑和下西洋船队访问祖法儿（今阿曼）时留在当地的。凡郑和船队到访过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中国瓷器出土。在东非，人们不仅把中国瓷器作为器皿使用，还把它镶嵌在建筑物上作为装饰品，甚至把它作为陪葬品，以显示自己的富有。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15世纪的古墓和古城堡上，仍可以看到装饰有中国明代的瓷盆和瓷碗，有的瓷器上面带有“长命富贵”、“永保长春”、“万福攸同”等款识。今天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的博物馆里收藏了不少中国明初的青花瓷器。难怪英国考古学家摩蒂默·惠勒（1890-1976）说，“中世纪东非的历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那一件件明代的中国古瓷和残片，都成为明代郑和船队和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的纽带，成为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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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丝绸、瓷器，郑和船队还给西洋各国带去了金银财宝、铜鼎、米谷等，甚至建造满剌加王宫和暹罗宝塔所用的屋瓦与满剌加寺庙用的琉璃瓦等都是由船队运载而去。郑和船队在满剌加和苏门答剌设立了“官厂”作为中转站，所有下西洋的宝船都在这里分和会合集中。明朝精美的漆器以及宣德炉也被郑和船队带到了东非诸国，祖法儿国以“炉烧沉檀俺儿（龙涎）等香，立于炉上，熏其衣服”。非洲东部沿海国家常年干旱，米谷不生，如木骨都束“历岁地无粮”。竹步国“数年不雨，草木不生”，卜剌哇“无田种稻禾”，这些国家都得到郑和船队带去的米谷、豆类等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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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出产不同，需求不同，交易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占城、爪哇等地百姓喜爱中国的青花瓷器、丝绸等，他们就用金银、铜钱与中国船队交换商品。印度半岛柯枝国盛产胡椒，当地大商人就囤积起来，等候中国船队前来购买。印度洋中的溜山岛国出产龙涎香、椰子等物，这些都是郑和船队所需之物。锡兰山人喜欢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他们就用宝石、珍珠与中国船队交换。在祖法儿国，百姓用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等与郑和船队交换丝绸、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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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自开辟东非航线后，多次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麻林、慢八撒等国，与他们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从非洲带回了象牙、药品、香料和珍禽异兽等宝物。非洲许多国家都盛产象牙，以九尺长、百余磅重者为最佳。非洲的中药材和香料也颇负盛名，从非洲运入中国的犀角、羚羊角都是中国人喜爱的药品。竹步、木骨都束、卜拉哇等国所产的龙涎香、乳香、没药等，也是交易的重要商品。东非国家有许多珍禽异兽和名贵木材，郑和船队采购了麒鳞、狮子、驼鸡、马哈兽和不少名木。郑和与西洋各国商品交易方式，既有以物易物，也有用金银、铜钱等贵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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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一些阿拉伯国家盛产马匹，如祖法儿产西马，忽鲁谟斯产大西马，古里国“能畜好马，自西番而来”，其中以产自天方国的“天马”最为出名。为这些马匹，郑和船队特地准备了“马船”。天马在中国很受欢迎，明朝政府多次派出使者到中亚“求天方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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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与西洋各国的交易，既有官方贸易，也有与民间富商大贾的买卖和普通百姓的交换。除了直接交换贸易以外，还有许多商品是郑和下西洋时各国使臣以“朝贡”的方式带到中国的，许多使臣直接随同郑和船队一起来到中国。永乐、宣德年间，是明朝历史上“朝贡贸易”最繁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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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各国使臣的“朝贡”品到了中国后，明朝廷依例给予“赏赐”，一般赏赐的东西都是丝织品、瓷器、金银、钱钞等，实际上就是官方的商品交换。有的论质作价，由明朝官府收购，有的由他们开市出售，地点或在京城的会同馆，或在指定的港口如广州、泉州等地，福建长乐的十洋街就是当时国货与洋货交易的市场。开市贸易大多在明朝官府主持下进行，价格也由官府确定，有的货物免交税费，友好国家的货物还能得到优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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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所换回的及各国“朝贡贸易”的货物，以各种珍宝、奢侈品为主，也有少量百姓所需的生活用品。譬如香料，原本属于富贵之家使用的奢侈品，寻常百姓家并不普及。郑和下西洋将明代的香料贸易推向了高峰，一些香料逐渐与百姓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胡椒为例，郑和的香料贸易使胡椒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甚至成为货币的代用品，与宝钞、绢布相互替用。价格一降再降的胡椒，终于由珍品变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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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之路郑和船队下西洋途中，一路弘扬中华文明，传播中国文化。那时许多亚非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中国，郑和船队不仅给他们带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传统特色商品，还给它们带去了中国一些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进步。同时，船队在下西洋过程中也吸收一些西洋国家的文化和技术。中外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发展，因此可以说郑和的下西洋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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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一些国家，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本应盛产米谷，但占城国、暹罗、满剌加等东南亚国家或许由于缺少种植知识和技术，当地人耕种的水稻产量很低。下西洋船队给当地带去了各种铁制农具，还派人向当地百姓传授水稻种植经验和技术，推动了水稻在当地的种植，并成为现今世界上著名的稻米产区。船队也带回了东南亚的一些优良稻种，如江南一带所称的“洋暹米”，就是郑和引入的品种。郑和船队在输出丝绸制品的同时，丝织技术也传到了西洋国家。如印度半岛的古里等国，对蚕丝只会作线、缫丝、嵌手巾，后经郑和船队传授丝织技艺，学会了织制丝织品，并能用丝织品制作精美服装，榜葛剌国甚至能用纻丝做成长衣赠送给郑和船队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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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国地处亚热带，适宜水稻种植，然而占城农民习惯于一年一季。郑和派人指导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技术，试种一年三季获得成功。此外还教他们凿井，取水灌溉，沿山腰修建梯田，还赠送中国犁耙，传授犁田方法。此后，占城以出产“占城稻”而出名，国家也逐步富庶起来。占城国居民的房屋多用茅草覆盖，屋檐高规定不得超过3尺，违者将被治罪。由于屋檐低矮，人们进出房屋都要躬身低头，十分不便。郑和船队到了占城国后，指导他们修建房屋。明代《大统历》是当时比较精确的历法，《大统历》传入占城后，被广泛采用，对占城的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占城没有纸、笔等文具，郑和船队则带去了中国的笔墨纸砚，向他们传授了造纸、制笔和制墨的方法，促进了占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古代占城文字仿印度梵文，随着郑和船队多次访问占城，双方使节的频繁交往，汉字和中国儒家文化进一步影响了占城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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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郑和船队访问暹罗时，将中国茶籽送给暹罗农民种植推广，使饮茶之风传遍暹罗及东南亚各国，从泰语中的“茶”与汉语中的“茶”的一样发音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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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人习惯吃深山里开采的矿盐，但这种盐缺少碘，长期食用容易甲状腺肿大。郑和船队帮助他们制造海盐，并告诉他们海盐的盐水还有消火败毒之药效。暹罗气候炎热，生疮患疖的人特别多，懂得这个医学常识后欣喜万分，无不感激郑和。此外，郑和还派人向暹罗人传授伐木、烧制陶器、凿井、开垦梯田等先进农耕技术，促进了暹罗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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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剌加原来使用钱币“斗锡”，但见到中国铜钱后，便在郑和船队的帮助下仿照中国铜钱铸造了锡钱“加矢”，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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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剌加盖房用椰叶覆顶，以细藤条捆扎，一家人寝食厨厕都在一处，晚间睡觉不分男女。郑和派人教他们建造房屋，并从中国带去砖瓦给他们盖房，船队医生教他们种植中草药材，用中药治病防病。今天，东南亚许多中药材都是用郑和船队当年带去的种子繁殖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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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里、柯枝、大葛兰、小葛兰等国天气炎热，暑病流行，郑和船队的医生主动给这些患者治病。然而患者众多，带去的中药材总不够使用，于是船队医生采用中国“刮痧”方法引病外出，收到很好的疗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自此，“刮痧”方法风行印度半岛。东非木骨都剌、卜剌哇、竹步等国家本不种植棉花。郑和船队来到后，发现当地土壤、气候十分适宜棉花的种植，便将中国棉籽送给当地居民栽种，并指导培育技术。中国船员还传授棉纺织方法和经验，制作木质纺纱机和织布机。从此，这些国家有了自制的棉布，生活品质有了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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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科钦地区的渔网编织和使用方法也是由郑和船队传入的。郑和七下西洋返航途中，不幸病逝于古里。郑和病逝后，船队留下少量船员为郑和守护灵墓。后因洪水泛滥，这些守墓的船员便迁往古里南边的科钦，并将中国渔网也带到这里。渔网利用杠杆原理，将四角系在四根长木上，长木顶端收拢被固定在一根粗大的长杆上。长杆用很高的支架支起，将浸在水中的一张渔网吊出水面，使用时需五六个渔民协同操作。在中国渔网传入前，科钦人一直采取坐独木舟叉鱼的方式，捕鱼效率很低。使用中国渔网后，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还降低了出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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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郑和船队也从西洋各国带回许多树木花卉和珍禽异兽，丰富了中国的动、植物资源，也开阔了国内民众的眼界。引进的动物有麒麟（长颈鹿）、狮子等，植物有海棠、薝卜花、五谷树、娑罗树等。南京静海寺的海棠即为船队自西洋带回移植于寺内的，到明万历时，静海寺海棠仍然生长繁茂。南京弘济寺的娑罗树又称“婆罗树”，相传是郑和船队从西洋带回的。这种娑罗树所结果实可以治疗心脏病，人们把它称作“开心果”。五谷树自西洋带回国内后，大江南北皆有栽种，明南京皇城、大报恩寺、天界寺等处也有栽种。经过数百年，如今五谷树已遍布全国各地，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均可见到。五谷树高约10米，树干粗壮，成人可合抱，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叶形似榆钱，花开如飞雪。所结果实年年形状各异，有时像水稻，有时像小麦，有时像高粱，有时像谷子，有时像豆角，“五谷树”名由此而来。传说五谷树还有预报当地庄稼丰歉的功能，果实若形似水稻，则水稻等水生作物丰收；若形似麦子，则小麦、高粱等旱作物丰收；若果实似鱼，则夏季就可能遭受水灾。有经验的农民常于播种前察看五谷树果实，十分灵验，因而五谷树被农民誉为“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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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器所用的苏泥浡青、碗石、回回青、石青等原料，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宣德年间的宣德炉，原料便采用了暹罗的风磨铜、三佛齐的紫石、浡泥的臙脂石、琉球的谰砂、天方的硵砂，从原材料上也体现了其珍贵程度。中国原来没有玻璃，玻璃制造技术是郑和船队从西洋引进的，船队甚至还请来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工人进行指导。西洋的犀角、羚羊角和其他药物也随着下西洋船队输入中国，如满剌加治疗内伤的“阿止儿”药和治疗金疮的“阿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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