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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也是一位佛教徒，深谙佛教建筑艺术。他帮助暹罗建造三宝寺塔、礼拜寺、西塔和锡门，把中国的佛教建筑艺术传播到了东南亚。郑和也从真腊的吴哥古寺等东南亚寺庙中学习了许多佛教建筑艺术。吴哥古寺的石雕有浅浮雕、深浮雕和圆雕三类，寺庙回廊上的众多神话故事及人物生活场景属于浅浮雕，天花板和石柱上装饰的花木鸟兽属于深浮雕，佛像则多属圆雕。这些雕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立体感强。郑和在主持建造南京大报恩寺及琉璃塔时，就吸取了东南亚佛教建筑的文化艺术元素。郑和还把东南亚的两座佛教瓦塔，迁移至福建闽侯县凤凰山南麓的雪峰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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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塔早已废弃，但遗址尚存。不仅建筑和雕刻，东南亚国家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绘画也被郑和介绍到中国来。南京静海寺张挂的水陆罗汉像，就是下西洋船队带回来的，海外的佛教绘画艺术一时让“都人士女，竞相观之”。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非幻禅师从西洋带回一套沉香木雕刻的罗汉塑像，被陈列于南京碧峰寺，“像最奇古，香更异常”，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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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颁赐给西洋各国的明朝冠服受到当地人喜爱，一些西洋国家还遣使来华主动请求颁赐中国冠服。由此，明代中国的服饰文化传播到西洋各国，至今在一些亚非国家的服饰上仍可清晰地看出中国服饰的影响。今天泰国王宫里的陈设以及陈列的泰王出巡仪式，其服饰都是中国明朝样式，泰国很多寺庙里的人物塑像，所穿服饰也是中国明朝服饰，譬如胸前用布带编成的纽扣俗称“合桃纽”，是中国明时的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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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向西洋国家颁赐的明朝《王历》和《农历》都含历注，有封赏、拜官、出师、遣使、入学、出行、开市、交易、栽种、牧养、祭祀、嫁娶、动土安葬、动工上梁等内容，包括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农业生产、民风礼俗等各个方面。西洋国家据此可科学安排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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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每次出使西洋都要携带大量的中国铜钱，或作馈赠，或作贸易。由于明帝国强大的国力，南洋各国都十分信任中国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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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铜钱大量流通于东南亚，使原来使用贝币的东南亚国家开始使用中国铜钱，促进了东南亚的商品流通。现今，在印度尼西亚巴利岛一带的居民将中国铜钱结成一串一串地吊起来，作为宗教仪式上不可或缺的神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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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常邀请各国使节到中国访问学习，让其领略中国的社会文明，接受中华礼仪的熏陶。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喜庆聚会，明朝廷经常邀外国使节与臣民同乐，参加酒宴、射击、观灯、游园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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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年郑和六下西洋时，曾偕16个国家1200余名使节来华访问游览。两个月后，这些使节又应邀参加迎接永乐皇帝“车入居庸关”的盛典。众多的使臣亲身感受到明王朝的热情和礼遇，目睹了中华文物之美和“天朝太平乐事之盛”，深为中华文化的魅力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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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船队在远航中，许多船员或遭风漂泊，或遇寇被掠，或因病不能续航，他们被迫留居西洋繁衍子孙，成为一些地方最早的华侨。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与土著和睦共处，并利用中国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发展地方经济，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所在地区中华文化的拥护者和传播者。东南亚是船队船员留居最多的地区，遥远的东非也留有郑和船员的子孙。非洲肯尼亚东部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上生活着一群人，他们自称是中国水手的后裔。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LouiseLevathes）在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中，叙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邂逅：一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帕泰岛遇难中国船员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沿着李露晔指引的方向探访了帕泰岛，认为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就是郑和船员的后代。此外，在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一直有一个“郑和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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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治经贸活动，郑和下西洋船队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各国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相互交流，推动双方文化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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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友好之路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忠实执行了明朝廷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不仅传播了文化，也传播了和平友谊。西洋各国都把郑和船队视为“和平友好的使者”，下西洋航路成为一条“和平友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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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郑和下西洋是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产物和实践。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不恃强凌弱，平等友好地对待海外各国。明成祖朱棣继续执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对郑和船队宣谕道：“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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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坚决贯彻执行了明朝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积极以和平方式调停西洋各国间的矛盾纠纷，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各国间矛盾重重，互相攻伐，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中南半岛的安南、占城、真腊等国家间经常发生战争；实力较强的爪哇、暹罗等国也不时对外扩张，欺压周边的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等弱国；有的国家甚至杀害中国使臣，拦截前往中国朝贡的使团。另外，东南亚一带海盗猖獗，威胁海上交通安全。这种局面既严重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影响了中国与各国的正常交往和中国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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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区的核心大国，中国承担着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和义务。调解纠纷，平息冲突，帮助西洋各国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争端，也是郑和船队一项重要使命。在此过程中，郑和尽量采用和平手段，对冲突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利用大明王朝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并不是一味地妥协退让，郑和充分利用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对蛮横无理的敌对势力坚决予以打击，军事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证了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明王朝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对少数一贯以强凌弱的国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以制止其侵略行为。郑和扶弱抑强、除暴安良的正义活动，得到西洋各国的拥护和支持。一下西洋时，郑和剿灭了盘踞在旧港的陈祖义海盗集团；第一、二次出使时，郑和恩威并施，迫使爪畦遣使谢罪，并迫使其改变侵略邻国、叛服无常的行为；第二、七次下西洋时，郑和调解了满剌加与暹罗的纠纷，使两国重新握手言好；三下西洋时，郑和先礼后兵，成功地解决了“欺寡凌弱、结怨邻境”的锡兰国王问题。郑和即使用兵，也不随意杀戮，一方面通过另立贤良迅速恢复当地社会秩序，一方面将俘虏解押回国，交由明朝廷处置。郑和秉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不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去吓唬别人，更不在别国派驻军队。船队经郑和多次往来于各国之间的调解斡旋，西洋各国和地区基本实现了和平安宁、海路畅通的稳定局面，“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因此，可以说郑和船队既是一支威武之师，更是一支和平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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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作为明王朝的和平使者，促进了西洋各国与明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郑和下西洋的28年间，尊重各国主权，无论大小和强弱，平等友好对待每一个国家，赢得了西洋各国的认可和理解，各国纷纷派使节随郑和船队回访中国。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郑和六下西洋回国时，就有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木骨都束、满剌加等16国使臣1200多人随船一起来访。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西洋各国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来华访问的外国国王中，有的因病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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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航海历史的先驱者，郑和更是世界和平友好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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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远洋航海活动的和平性质，明显区别于同期西方充满暴力掠夺性的航海探险活动。15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在亚欧大陆两端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迈开了向海洋世界的进军步伐。东方以中国郑和下西洋为代表，西方以葡萄牙亨利王子沿非洲西岸探索为代表，标志着人类的活动领域开始由陆地转向海洋。郑和船队的下西洋活动是以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力为主要目的，以德服人，以友好、平等的态度广交朋友，而西方航海探险活动则以武力和血腥掠夺为手段、以谋取金银财物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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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海家开辟新航路后，接踵而至的是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带去无尽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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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航海家每到一处，便宣称对该地的占有，然后采取武力、欺诈等手段进行侵占和掠夺。哥伦布登上“发现”的第一块陆地瓦特林岛后，立即召集船上人员，举起王旗，宣布他已为西班牙国王占领该岛。此后，西班牙人便源源不断地向他们的“新土地”派遣军队，任命总督，建立要塞，镇压反抗他们的印第安人，哥伦布本人便曾担任过海地总督。同样，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即古里）后，一登岸即照例竖起一根标柱，作为葡萄牙王室占有这块土地的标志。为了垄断新航路的贸易，葡萄牙人还采取各种残忍手段，恫吓往返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阿拉伯商人和其他东方商船，烧杀抢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达·伽马第二次前往印度时，截获了几艘从麦加返航的穆斯林船只，船上大约有700多人，他下令将船上货物劫掠一空后，竟放火连船带人一起焚烧。为了攫取美洲的黄金白银，西方殖民者几乎将一些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斩尽杀绝。他们还采取欺骗性的不等价交换，用玻璃球、小镜子、别针、钮扣等不值钱的东西，向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换取贵重的黄金、象牙和奴隶，以牟取暴利。自15世纪新航路开通后，西方殖民者还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一支来复枪就能换到一个黑奴，一匹阿拉伯马能换25个奴隶。在美洲，欧洲人的屠杀和带来的疾病，使整个美洲大陆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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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这些并非是航海者和组织者的本意，推动西方航海探险活动的原动力来自经济因素，是当时欧洲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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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方正处于进入“资本主义曙光”的前夜，欧洲贸易中心已由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沿岸，由于西欧各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新兴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迫切要求，社会对商品货币尤其是黄金白银的需求激增。于是西方各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航海探险，寻找黄金白银，开拓海外殖民地。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航海探险活动虽然开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新时代，但却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1992年是哥伦布到达新大陆5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算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期定为一个全球性纪念日，却遭到来自美洲印第安人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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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建立了中国与西洋国家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既为西洋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也赢得了西洋各国对中国的友谊和信任。郑和个人也收获了极大声誉，各国人民为郑和建庙竖碑，记载他的丰功伟绩，追思他的恩泽，各地郑和庙宇香火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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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位航海家能得到如此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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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航海技术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依靠全体官兵战胜了无数困难险阻，先进的航海技术是船队平安往返的基本保证。下西洋船队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等方面均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船队，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中国远洋船舶制造、牵星定向、天文定位、计程计速、航海医学等航海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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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处北半球季风带，很早就掌握了利用季风进行航海的技术，郑和船队就是利用海洋季风变化规律来往于西洋各国。船队一般在东北风季的十月至次年正月间从闽、粤出发，在四月至七月的西南风季自印度洋归国。船舶乘季风远航时，由于季风对水面的摩擦力及对海浪迎风面的压力，使得海水自然地顺风向移动，由此产生了一股定向的海流。印度洋有一股冬季风海流，这股海流与冬季西北信风的运动方向一致。此时，海船如趁这股海流自东向西航行，顺风顺流即可抵达东非。当海上航行路线与季风、海流方向成交叉状态时，海上船舶一侧因受季风海流的压力，就要顺着风、海流方向航行，于是便产生误差，逐步脱离原先设计的航线，此种误差即“风压差”与“流压差”。郑和船队掌握这一原理后，便在设计航线时，预先把风、流压差角的修正量置于设计之内，让原设计的航向角偏小，使船体慢慢横漂，逐渐东移来修补偏差量，以保持正确的航向。季候风的风向在每个季节里大致不变，但有时受地区气象条件影响也会发生变化。郑和船队通过操纵风帆脚索，变换风帆角度方法，配合尾舵和披水板，创造了八面驶风的海上航行技术。早在宋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风有八面，即正顺风、正顶风和船头、船尾吹来的左右侧风，左右横风。而当时仅能利用七面，“惟当头而不可行”。郑和船队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即使正顶风（即逆风）也能采取“之”字形的航行方法，转逆风为斜逆风，使船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为了减少侧风、斜逆风所引起的横向飘流，在船舷两侧设置有披水板，以削弱横向推力，船不致侧倾翻覆。为增强船只航行的稳定性，一般使用上窄下宽的梯形斜帆，有的在主帆下还加挂“篷裙”，以降低风压中心，这样，既可有效利用风力，又避免了风大船侧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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