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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要改变航向，就要知道航程，如锡兰山至甘巴里的航线为壬亥五更、壬子十五更、单子十五更、壬子十五更。按照这条航线，首先航向是壬亥（即337.5度），走完五更的里程后，就要改变航向为壬子（即342.5度），再走十五更后，又要改变航向为单子（即360度）只有这样，才能抵达目的地甘巴里。可见，远洋航行既离不开罗盘，也离不开“更”的计算，有时海上船只“误收他处者，皆由罗针不准，错记更数”。“更”在远洋航海上的应用，是中国古代航海者的一大创造。“更”和罗盘的结合使用，不仅为郑和船队开辟了一条条通往亚非各国的准确航线，而且成为此后数个世纪内的主要航海方法，对亚洲航海技术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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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在航海中很注意海洋上的危险海区，对各地危及航海的潮汐、波浪、漩涡等都有认真的观察记录，船队可通过观察海水颜色和研究海洋生物分布的规律，找到顺利通过或避开危险海区的途径。郑和船队对航行经过沿线海洋的深浅、海底情况、潮汐涨退等都有精确的测量和认真的观察记录，并留下了比较系统的记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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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船队顺利远航，除了航海技术，保障船员身体健康也是不可缺少的。郑和下西洋船队配有一定数量的医官、医士，大约150名乘员配备1名医官或医士。这些医官、医士一方面是来源于明朝廷太医院，另一方面从民间良医中应征招募。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船队全体成员防病治病。远洋航行最担心的是传染病和维生素缺乏症。下西洋船队曾遇到“疟疾”之类疾病的危害，但未出现因某种疾病造成船队大幅减员的情形。15世纪世界各国远洋航行和探险活动与郑和船队航行范围相似，多在赤道南北、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各国船员都受到传染病和维生素缺乏症的严重威胁，造成大量减员，有些探险队的活动还因而失败。1497年，达·伽马率领四艘舰船160多名船员进行探险活动，当他两年后返回里斯本时，因坏血病流行，船员生还者不到三分之一。然而，郑和船队并未出现坏血病，原因之一就是官兵船员普遍喜欢饮茶，客观上起到预防坏血病的作用。根据现代研究，茶叶富含维生素C，新鲜绿茶预防坏血病的效果与柠檬相似。每人每天饮茶3—5杯就可防止坏血病的发生。我国是茶叶产地，百姓在公元4世纪即有饮茶习惯。而茶叶直到公元16—17世纪才传入欧洲，因而15世纪时西方航海国家尚无饮茶习惯，这也许是当时西方航海船队中坏血病流行的原因之一。宋元时期，阿拉伯商船常来福建泉州“互市”。这些阿拉伯人在海上往往航行数月，途中因坏血病死亡者不计其数，而中国船员到阿拉伯去却很少因坏血病死亡，这让阿拉伯人异常诧异。他们仔细研究中国船员的生活习惯，才知道中国船员都以茶叶为饮料，以干菜佐餐，这两样东西都富含维他命C，因此中国船员很少会患坏血病。后来，阿拉伯人也开始喜欢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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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郑和船队医官医士担负的任务是多重的，他们还得为到达的西洋各国官民防病治病并以此作为和平交往的手段，还要参加商贸活动。郑和船队从国外输入的重要商品是香药，包括各种香料、调味品、颜料和药材等。香药的鉴别要有专门技术，中药材的鉴定、调查、采集和购买也需要专业人士，这时医官、医士的作用便可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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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年8月，葡萄牙船队占领非洲北部重要港口城市休达（Ceuta），这成为葡萄牙一系列海外扩张和海上探险活动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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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8年，葡萄牙船队在迪亚士（BartolomeuDias）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打通了通往印度洋的航路，实现了航海探险中的一大突破，对后来的地理发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成为世界格局、时代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兆。国外许多学者把“公元1500年作为中古与近代的分界线”，15世纪的大航海活动也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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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揭开这个大航海时代序幕的，正是中国明朝的航海家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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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28年的时间内，郑和率领庞大船队航行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与欧洲远洋船队相比，郑和船队在航海诸多方面领先。从时间上说，郑和下西洋远在同时代西方航海家之先。15世纪初，当地中海的航海家们只在周边近海航行、葡萄牙人自非洲西海岸缓缓南行探寻神秘大海的时候，郑和船队已屡次扬帆出使西洋，多次进行长时间的远洋航行。与欧洲人的洲际航海相比，郑和下西洋始于1405年，比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要早87年，比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库特港（今译“卡利卡特”，即古里）要早93年，比麦哲伦1519年开始环球航行要早114年。郑和七下西洋前后持续28年，这也是欧洲航海家不能相比的。就船队规模而言，郑和船队大型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船队每次远航通常拥有60余艘大、中型宝船，加上小型海船，整个船队多达100余艘船舰。一下西洋时有大、中型宝船63艘，各类船舶共160余艘，官兵27800余人。三下西洋时有大、中型宝船48艘，各类船舶100余艘，官兵27000余人。七下西洋时则有宝船61艘，各类船舶100余艘，官兵27550人。而达·伽马去印度时率领的葡萄牙船队仅由4艘轻便快船、160余名船员组成，船只从120吨到50吨不等。哥伦布去美洲时只有3艘帆船，最大的一艘3桅帆船旗舰“圣玛利亚”号长仅20米，载重100余吨，另两只较小的仅载重60吨和50吨，全体船员共约90人。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时率领265名船员，分乘5艘帆船出发，最大的两艘130吨，最小的一艘仅60吨。通过以上对比，郑和下西洋船队规模之大、船型之巨、航海技术之先进、人数之多、时间之久、航海累积里程之长，都是欧洲航海家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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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局限，真正启动世界大航海时代到来、推动世界历史发生划时代转变的历史使命未能由郑和率领的下西洋船队完成。然而，郑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航海家，经略海洋，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揭开了世界航行史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序幕，成为比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世界航海家更早的先行者，对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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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170598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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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三、郑和航海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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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郑和下西洋作为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给全国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船队随员费信、马欢、巩珍等人所著的《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也为人们全面了解郑和下西洋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民间流传着许多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故事，郑和下西洋也成为戏剧、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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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罗懋登根据民间传说创作了100回章回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生动描绘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成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清末，彭松龄创作了中篇小说《三保太监下西洋》，对当时社会上演出的有关郑和下西洋戏剧未能有效地激励国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于明清两代大部分时间都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官方对郑和宣传介绍甚少，普通百姓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贡献也缺乏足够认识。20世纪初经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郑和的航海业绩逐渐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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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除了以各种形式来纪念郑和下西洋外，也花大力气发掘保护与郑和有关的历史遗迹，留下了许多供后人凭吊怀念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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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国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也保存有许多郑和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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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郑和遗迹郑和及其下西洋船队的遗迹遍布全国各地，如郑和的故乡云南晋宁，明代的两京南京和北京，下西洋船队驻泊的沿海港口太仓刘家港、长乐太平港等，这些地方都留下许多与郑和及下西洋活动有关的遗物和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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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晋宁县昆阳镇郑和公园内的马哈只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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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晋宁郑和父亲“马哈只墓”。马哈只墓位于今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月山郑和公园内，居坡面西，背依滇池。历史上，碍于郑和的太监身份，对于他的家世和生平，历史资料多语焉不详。清光绪二十年（1894），云南昆阳县孝廉宋藩于昆阳城郊月山西坡发现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碑。不久他将此碑拓片交云南学者、清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请求帮助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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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袁嘉谷到昆阳县进行实地寻访，在昆阳月山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和一块红砂墓碑。石碑高1.65米，宽0.94米，厚0.15米。碑头顶帽为半圆形，上刻小篆“故马公墓志铭”6字，碑文由明礼部尚书李至刚于永乐三年（1405）端阳节撰写。石碑四周阴刻缠枝并蒂莲花纹，中间是碑文。碑文楷书14行，共284字，字迹略有残损。据墓碑背面的记载，马哈只墓碑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告假还乡祭祖扫墓时所修立，时间为明朝永乐九年（1411）十一月二十二日。不久，袁嘉谷将《故马公墓志铭》碑文刊载于《滇绎）一书中，并于1913年元旦撰写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盛赞郑和七下西洋的探险精神，从此马哈只墓碑渐为世人所重视。1936年，辛亥革命元老、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玉溪县志》，广征县志资料，从玉溪东营村征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珍藏的《郑和家谱》。不久，经李鸿祥、袁嘉谷和李士厚等人考证，认为此《郑和家谱》系用宫廷专用的宣纸书写裱褙，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应为明代实物，乃存世孤本秘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郑和家谱》记载：一世祖郑和“以兄文铭之子立嫡”，二世祖郑赐，三世祖郑万选，一直到十五世祖郑永生。《故马公墓志铭》和《郑和家谱》弥补了《明史·郑和传》等史籍关于郑和身世和籍贯记载的不足，由此人们大致弄清了郑和的家世，成为郑和研究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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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宣德六年（1431）十一月，郑和等在福建长乐三清宝殿刻立了《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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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碑人员有：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以及三清宝殿道士正一住持杨一初。1930年，此碑被长乐县几个农民在三清宝殿遗址发现，该碑才得以重见天日。该碑高1.62米（不含碑座，原碑座已失），宽0.78米，厚0.17米，碑文楷书，共31行1177字，碑额正中镌刻“天妃灵应之记”六字篆文。字框上端及两侧阴镌线刻如意云气纹，顶端正中涌出一轮圆月，正文四周镌刻缠枝蕃莲花纹。碑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回顾郑和率船队六下西洋的远航历程，阐明下西洋的主旨是“宣德化而柔远人”。与江苏太仓《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一样，碑文将船队下西洋中克服艰难险阻的功劳均归于大明朝廷的威福和天妃女神的保佑；后一部分详细记载郑和船队六次出使西洋的时间、地点、人员以及在到访国进行贸易和友好往来等情况。明代中期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消失后，太仓《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和福建长乐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成为中外交通史和郑和下西洋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学界据此得到了郑和六次下西洋的确切年代，也纠正了《明实录》和《明史》中关于郑和历次下西洋的漏记、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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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郑和铜钟。1981年，人们在福建南平物资局仓库发现了一口作为废铜收购而来的铜钟，立即通知当地文物考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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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定，此钟为郑和在七下西洋前所铸造，因此被人们称为“南平郑和铜钟”。铜钟铸造于宣德六年（1431）五月，高0.69米，钮高0.14米，口径0.49米，厚0.02米，重77公斤。铜钟的造型优美古朴，铭文和纹饰语意交融，铸造技艺高超。钟体褐绿，顶部穿孔，呈覆釜形，葵口，双龙蟠绕形桥梁钮。上方的钟钮为雌雄双龙，双足分掌支地，伏首咧嘴，双向弓背缠绕，形体生动。钟体表面浮印12组云气如意纹，中部以云水波浪为主体，钟体还铸有铭文以及八卦、云雷等纹饰。主纹饰上部环绕一周八卦文，共5组，其中第2、4两组各铸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下部铭文分5组，共54字，行楷，每字约1.8厘米，铭文是：“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返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南平铜钟铸造于第七次下西洋前，此时郑和船队在长乐天妃宫旁新建一座三清宝殿，“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从南平铜钟铭文内容、行文风格和铸造时间来看，有专家认为，该钟正是郑和船队为供奉于长乐新建的三清宝殿而铸造。1983年，郑和铜钟从福建南平护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精选文物展览，后经国务院批准，南平铜钟原物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南京博物院后复制三口铜钟：一给南京宝船厂遗址，一给南平博物馆，一给长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