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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回忆录 十七、记南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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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为浙江大镇[1]，以富著称，而素无中学。一九二八年，诸卒业及肄业于大学者谋创立中学。其时国民党始定都南京，发行公债，强南浔诸富家承购。刘湖涵派购五万元。刘湖涵为沪上大房产主，而騃不解事，经营管理皆由我外祖颂驺先生主之[2]，乃以此五万公债券悉数捐助为创立中学基金[3]。他富家亦有所捐助，于是集基金殆不下十万元。创议诸人有沈调民（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沈石骐（圣约翰大学文科二年级）[4]、李庆昇（东吴大学法科毕业）、丘调梅（东吴大学理科毕业）及我舅刘季雅（名承棫，外祖之幼子，南洋大学铁路管理系毕业）。基金既集，乃以报国寺为校舍。报国寺者，宋以来古刹也，然香火寥落，仅寺僧三数人居之。诸人逐僧去，又兴建课室及办公室十馀间，开学招生。诸人皆少年任气。寺有铁佛，相传为宋时物，然实清代所铸。校以大殿为礼堂，乃碎铁佛。寺僧既被逐，诉于镇之士绅，勿善也。一日，沈调民与其侪辈饮于市，既醉，过张王庙，相与谓我辈创立学校，亦当破除迷信，入庙击山门之神曰王灵官者，碎之。镇人诧言沈调民打王灵官[5]。于是庞莱臣及他士绅数人诉于县，谓诸人破坏古迹。调民等亦据镇志驳之[6]，谓铁佛实清末所铸，非古迹。事虽得解，而调民为镇士绅所侧目。调民先已被推为校长[7]，乃辞职，任教师如故。沈石骐者，庞莱臣之外甥，诸人欲以石麒继任，而石麒未卒业大学，碍于资历。当日饮于市，我舅氏偶以事不与，以故击王灵官者无舅氏，指目所弗及，于是群推舅氏为校长。数年间任教职者，二沈、丘、李之外，先后聘盛明若、钱公侠（皆光华大学文科毕业，长于文学）、斯谨厚（浙江大学生物系毕业）、蒋某（亦浙大生物系毕业）。师资在私立初中间颇强。今作家徐迟，其首届毕业生也。数年我舅氏以我外祖命，去之上海佐理刘氏房地产事。而沈石麒于其间复学，卒业于圣约翰大学，乃以石麒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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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中基金不薄，以兴办农场而损失甚巨[8]。校董中有周柏年者，老同盟会员也。以鲠直与当国者忤，不得志，仅为浙江省国民党部委员。力主兴办农场，以辟利源。然无技师[9]，所饲来克孚鸡，产卵小如鸽卵。又谋改良蚕种，亦无所成，以是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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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自金山湾登陆，学校犹授课如常。十一月间，平望陷，镇人一夕迁徙殆尽。师生皆走避。次年，我家展转至上海，浔中旧侣李庆昇、丘调梅、汪弘声、钱公侠及会计俞立人咸在，始知沈石麒竟沦为维持会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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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事起，余入湘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职，胜利反沪。知南浔中学复校[11]，然自校长及教师皆新任职者。基金以法币贬值故，荡然无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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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浔”二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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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祖颂驺”四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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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乃”与前“之，”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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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骐”与后“石麒”为一人。2019年12月13日，余与刘莹率“唐长孺读书笔记整理与研究”项目组至南浔考察，见浔中“校史陈列室”绍介沈氏，其名皆作“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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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镇”与前“。”原重叠。“王”原作“王王”，衍一“王”字，径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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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与前“。”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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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与前“。”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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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兴”二字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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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然”与前“源。”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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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此句右并排写“因知沈石麒竟沦为维持会长”十二字，重复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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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校”原作“校校”，二字重叠，衍一“校”字，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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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存。”与前“新任职”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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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回忆录 十八、记湘行及国立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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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冬[1]，太平洋战事起，日军据上海。余时任教于圣玛琍亚女中及光华大学。光大解散，圣校则将于汪伪之上海教育局注册。余不欲留上海，因吕师诚之之介，受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之聘，间道入湘。同行者为刘世杰表弟及其姊并姊之子女。时上海旅行社林立，皆以护送赴内地者为业。其人类皆于所经途中有亲识，与敌我两方之乡村主事者相结，故往来得无阻。各旅行社所结连之人与地不同，故取道亦异，然大抵皆经浙东以至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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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与世杰等及他客可十馀人，于三月中先至杭州宿，次日渡钱塘江，有小船相候。至一乡村，入一家，其家有瓦屋，有厅甚大，即在其家饭。待至夜半，复乘小舟行。护送者曰：“过此十许里即封锁线，有日寇于山上筑堡守之，然夜间日寇不敢外出，时或鸣枪，乃所以自壮，毋恐也。”既而过一桥，有铁丝网拦之，然网已破裂，船过无碍。桥畔山上日寇之堡在焉。遥闻日寇喧呼，若有所见。护送者又曰：“此皆虚声恫吓，非真有所见。”嘱客勿惊。迳刺船行。又若干里，天明至一地，则为我军守地矣。然实无兵。一便装佩红缨匣子砲者，挟从者数人至，护送者与语，亦不知作何语，其人挥手谓从者曰：“此舟有女眷，谅非奸细，任过可也。”于是复刺舟行至临浦。一宿，易大船行。夜宿船中，至诸暨。一宿，次日晨，以人力车至金华。护送者男子一人，至临浦时已行；一妇人回，随船送至诸暨，次日谓余等曰：“此去至金华，无待护送[2]。”遂亦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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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与世杰姊弟至金华，寓一小客舍[3]。世杰有亲识在丽水，往丽水访之。余恐资斧不继，电师范学院汇千元来。待一周，世杰已返而汇款不至。世杰谓若旅资不敷者，彼可假贷，于是遂行。时火车仅至鹰潭，若更南行，必易乘汽车。到鹰潭后，至汽车站，则云登记者多，一月后始有望。鹰潭本小镇，其时旅客纷至，当地人构屋，覆以芦席，聊蔽风雨，余等及他旅客大抵皆寄宿于斯。然膳食颇不恶，面亦佳，价甚廉。在金华时火腿、香肠皆廉，至鹰潭食面亦不恶。旅客或告余，久待公共汽车，不若为黄鱼者。黄鱼者，商人载货之车，司机者私载客，名客曰“黄鱼”。世杰问讯，或者载客已满，或价不谐。候车十馀日。一日有空袭警报，人皆走避。余等伏于田野间，久之无所闻，遂返。经汽车站，见有车在站外，无乘客。世杰入问站长，则曰：“车当即行，而持票者皆避空袭，不能久待，可即购票上车。”余等遂径返旅舍[4]，匆促以衣被诸物纳行李袋中，急往车站，则车犹在，遂购票上车，他客亦继至，客满，车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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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第一日至南城宿，次日至南丰宿。余见墙上乃有我党标语，盖当日中央苏维埃所书。撤退后，国民党入踞其地，以石灰掩之，久之石灰脱落而标语现。又一日至宁都宿，所居为陶陶招待所，门对翠微峰，明末魏禧等读书处也。次日至太和，时为江西省治。车至太和而止，入湘须易车。太和购票甚易，逗留仅二日即行。第一日至耒阳，次日至衡阳。到衡阳时已昏黑，大雨如注，旅客大都冒雨渡湘江入市。余等衣履皆湿，急欲得栖身之所，讯知近处有旅舍，乃雇人力车往。同行者有吴姓夫妇，及其表弟苏州人张姓。旅舍甚宽大，布置楚楚，自发鹰潭，寄宿之所无如此处，而旅客寥落，颇怪之。后始知机场在北岸，日寇屡炸机场，故旅客不欲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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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姓之妇询知余为吴江人，因言彼本籍绍兴，幼时曾居盛泽。绍兴人寓盛泽者，多开设染坊。余询之，彼笑而不言[5]。晚间张姓少年来我室谈，始知为邵力子之女及婿。其婿在曲江中国银行任职，即当赴曲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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