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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铭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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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借出版本书的机会感谢为本书写作和发表提供诸多帮助的新朋旧交，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好友让我深感天壤间的物理距离并无法阻隔知交之间的深情厚谊。多年来，陈明、党宝海、董文静、江川式部、高远致、贺希荣、侯旭东、黄亮文、李丹婕、李纪、李四龙、刘后滨、刘诗平、马晓玲、施庆花、孙英刚、王承文、王苗、向群、萧越、许全胜、姚崇新、严平、杨继东、张铭心、张涛、张小贵、张业松、朱玉麒诸君，或长期关注、鼓励这一研究，或提示许多学术信息，或帮忙寻找、惠赠海内外出版物，或帮忙查阅各个图书馆所藏图书和期刊论文，或帮忙寻找照片、校正文字、匡正谬误，或安排报告会提供我分享心得的机会，或在我游历北京、上海、广州、京都、台北期间提供慷慨而周全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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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师友亦在不同层面对本书各个阶段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协助。感谢荣新江、刘方、刘北成、张国刚、罗钢、万俊人、王中江、唐文明、张西平、李雪涛、高田时雄、谢文郁、蔡鸿生、姜伯勤、林悟殊、陈智超、徐文堪、葛兆光、戴燕等师友，先后为本书中一些文章的资料收集、写作、发表，乃至最后成书出版提供了具体而细致的启发、督促以及协助。部分文章的修订发表得到《清华学报》仲伟民、桑海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感谢那些曾发表过拙作的期刊、文集给我机会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感谢刊行这些期刊和文集的出版社允许我将拙作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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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王晴佳先生热心推荐拙作，感谢杨念群先生慨允本书纳入他所主编的新史学与多元对话系列丛书，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谭徐锋先生及其出版团队特别是责任编辑赵雯婧不辞辛劳，使得拙稿最终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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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近代思想和学术的兴趣也受到普林斯顿大学诸位师友的启发。书中不少想法与裴德生（Willard J．Peterson）、太史文（Stephen F．Teiser）、思陶特（Jeffrey Stout）、斯通（Jacqueline I．Stone）等教授的启发和熏陶分不开，感谢他们的教诲。也特别感谢旅美以来尤其是毕业以来在我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时对我许多精神支持和具体帮助的陆扬先生。同窗好友安开莲（Caitlin J．Anderson）、朱隽琪（Jessey C．Choo）、迪磊（Alexei K．Ditter）在十余年来的交往中给我许多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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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涉及的一些想法最初源自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时期，最后结集成书则得益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学部提供了一年的访学机会，感谢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和胜达基金会（C．V．Starr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和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慨允一年学术休假，使我得以暂时卸下教学和服务任务，全心投入研究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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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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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以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年8月25日—1803年12月18日）两人为重点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外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一些线索，特别关注中国近代人文学兴起的世界学术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本书着重讨论了寅恪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若干重要议题，特别是寅恪先生与欧美近代思想学术传统的关联、寅恪先生早年学术在世界学术坐标系中的位置，同时也以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所受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思想影响为基点，讨论了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对中国近代人文学之影响。以史料而言，本书旨在探讨西文文献中所见寅恪先生及其学术与中文文献中所见赫尔德及其影响；以主题而言，本书试图发现20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世界学术史上一些中外学者在思想和学术上相互关联的网络。值此成书之际，我想略述本书之缘起，让读者在进入正文之前对本书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材料运用之范围、全书写作与结集之经历、所受前辈学者之影响、全书主要内容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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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早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思想和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寅恪先生在亚、欧、美三个大陆多所学术机构受过十分严格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训练，因而他的学术，无论是早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还是后来的中古史研究，均应放置在一个广阔的世界学术史背景下考察，而且需要用不同语言的文献材料等多重证据来进行辨析。广义上，虽然殖民主义时代的“东方学”也包括在欧洲人看来作为研究他者对象的“汉学”，本书所讨论的寅恪学问中的所谓“东方学”却主要指寅恪文中所谓“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实际上主要指寅恪早年利用中亚出土新文献以比较历史语言学进行的文史研究，并不包括寅恪以自身文化传统所进行之中古史研究。换言之，在本书所构建的寅恪先生的学术世界中，“东方学”主要指以比较历史语言学为方法、以中亚和塞外出土语言文献为主要史料的学问，特别是寅恪先生早年关注的佛学、蒙藏、西夏之学，而所谓“汉学”不算在内，涉及中国之研究在他的学问中应被理解为历史学，即对中国历史之研究，亦所谓寅恪从四部学的角度提及的“乙部之学”，而他中年时期特别注重的是中古史研究，晚年则转向明清史研究，出版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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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寅恪早年所着重研究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是否也带有“东方主义”的色彩呢？欧洲东方学有复杂的思想和政治背景，不是铁板一块，在英、法、德、俄表现不一。有些学者认为欧洲东方学特别是英、法地区的东方学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福音主义色彩，有些学者则认为德国的东方学带有很强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基本上欧洲东方学很强调以东方传统语言、文献的研究来认识东方的历史、宗教、文化、语言传统，至少是带有很强的文献主义色彩，即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重新构建已经“故去”的东方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在有些国家，也许这些历史、宗教、文化传统被看成是与欧洲近代文明相比落后、愚昧、低人一等，但在有些国家，这些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却被浪漫主义化，被塑造成更为原始、朴实、生动的文明。那么寅恪先生的东方学研究有没有以语言文献学术研究来构建所谓“他者”呢？就文献主义角度而言，应该算是有的。在20世纪初，塞外民族对于大多数中原地区尤其是南方的汉人比如寅恪先生来说，仍然较为陌生。虽然晚清以来西北史地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研究西北史地似乎一时成为风气，但当时一些重要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仍主要从文献角度进行研究，并没有亲身去西北和塞外地区考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从文本中重塑研究对象的形象，这也是一种对他者的好奇付诸文本研究进而以学术构建出来的“想象的他者”。寅恪先生后来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乃是试图将塞外与中原两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相互影响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理解和阐释。不过，他的这一说法，也可以看作是以研究“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来重新认识“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而这实际上是以构建他者的形象来重新认识自身的形象。寅恪先生其实和欧洲东方学者有一点类似，这便是以所谓科学的客观的历史语言学来建立他自己有关塞外地区的知识权威。只不过他关注的中心是中原，而非欧洲，塞外对中原来说，正是所谓他者。换言之，他研究边疆塞外之史乃在于更好地理解中原地区的历史。就这一点而言，他其实也继承了德国东方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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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本人并不太用“汉学”这样的字样，但他自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所受训练而从事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无疑是他早年治学之重点，他回国后也在清华开讲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他用“比较校刊学”（即校勘学）称梵、藏、汉文文献的比较研究，有时则用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两者实际上均指他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所学习的“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Orientalistik）”，其实更具体而言应是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侧重于所谓“东方”地区发现的古代语言与文献研究。在我看来，寅恪先生早期从事东方学研究所走过的路颇似张之洞所说的从小学到经学再到史学。印欧比较语言学，对寅恪而言，相当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而佛教文献学则相当于经学，寅恪最终的着眼点仍是史学。他早年的东方学研究正是因为继承了吾国传统之旧学，并与近代之新学进行衔接，从而能发挥两者的长处，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另外，寅恪青年时期的学术发展时代似可谓经学逐渐衰落、史学开始凸显的时代。他的祖父陈宝箴参与了维新运动，父亲陈三立和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显见寅恪的家庭教育背景带有很强的新学色彩。而他自青年时期负笈海外，更深受欧美学术的新风气熏陶。他早年学术关注语言和宗教，也注意种族和文化的关系，这些研究主题其实便是当时德国东方学研究的治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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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别关注的是寅恪学术之养成、发展、变化及其背后的语境，除了特别考察寅恪之学术发展之外，亦关注寅恪之前辈学者、学界同人之学术活动及其思想背景，以及寅恪与他们之间的思想和学术联系，比如烈维、白璧德等人的人文主义及其与佛学之关系，王国维、周作人等人对赫尔德之理解及其思想文化背景等。寅恪所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转化的时代，寅恪及其同时代的学者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对各种政治、文化、思想、学术的变化作出反应，如何对自身的思想、文化、学术进行定位，如何对自身的思想、文化、学术与当时政治、社会之变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出反应，均值得考察，本书仅就其中部分富有旨趣之议题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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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学界一些学术史论著对寅恪先生本人成名以后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讨论较多，而对他成长过程所处的世界学术背景注意并不充分，这大概是因为研究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的以华人学者为主，所利用的资料亦以汉文材料为主。虽然很多学者也注意到寅恪先生之学术有着广阔的欧美背景，但对西文资料的发掘仍然存在不足。我们挖掘西文资料，并非说寅恪先生本人多么重视西文学者对其学术的研究和评价，而是需要利用这些资料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和学术史背景来看待寅恪先生的学术成长历程及其成就，从而在世界学术史的坐标系中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以材料而言，重视西文史料，实际上是以域外之胡语文献与吾国固有之汉文史料相互参证，以期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寅恪学术之世界背景。这大约也可以看作是研究寅恪学术思想之二重证据法。具体而言，欲研究寅恪之学术，宜以域外之胡语文献、寅恪自身之撰述、寅恪师友所传之掌故三类资料相互参证，可谓三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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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问题因有新史料、新角度之出现，值得继续进行深入讨论。第一，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出来了所谓“陈寅恪热”，学界对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的研究有了许多丰富的成果，但仍有许多可以推进的余地，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文文献中仍有不少有关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之记录，值得发掘和考察。第二，余英时先生曾提出寅恪先生一生史学之三大变化，其中包括从东方学转向中古史研究，而这一转向也应放置于世界学术背景下再加考察。寅恪先生的学术旨趣、学术训练、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在当时整个世界学术坐标系中如何定位也值得探讨，这个问题与前一问题也密切相关。第三，当前西方学术界出现研究东方学学术史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也可借鉴，将引起我们在近代思想和文化史背景下重新对寅恪先生早期学术进行观察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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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这些问题力图用新材料从新角度放在新视野中来进行讨论，不仅提供了寅恪早年留学时期和步入中年之后与国际学界互动的一些材料和看法，包括他早年留学的老师、同学背景以及他中年以后获得欧美学界荣誉的记录；也力图从所谓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角度探讨寅恪先生学术在近代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其早年学术在世界东方学谱系坐标中的定位等。总之，本书将寅恪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放置于一些域内与域外之语境之中试图提出一些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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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中年即开始饱受失明之痛，后来又经历内战、南迁、历次政治运动，但在此艰苦卓绝之条件下，仍能克服各种干扰，“衰病流离，撰文授学”，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陆续写出《论韩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之作，其人格之伟岸、毅力之坚韧，惊天地、泣鬼神，世界学术史上极为罕见，堪称近世最杰出的中国人文学者。自1996年以来，随着学界和民间所谓“陈寅恪热”的兴起，寅恪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研究不断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广泛注意，此后出现的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除中文外，西文相关文献亦极多，这些论著皆有其贡献，使得重写一本全面探讨寅恪学术的著作并无必要。有鉴于此，本书的目的并非全面地、系统地探讨寅恪先生的国学与西学，而是选取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中一些富有旨趣的议题加以溯源和阐说，试图通过研读新材料，并发掘旧材料中之新议题，提供一些思考和看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所以本书在内容上将尽量略人所详，详人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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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寅恪作古已四十余年矣，其生平行事涉及亚、欧、美三大洲，一生学术兴趣与取径亦颇多转移，欲从中条理出所谓单一之系统，虽有可能，但并无必要。因此本书也不预先设立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框架，这样每一章亦不必削足适履放入一特定框架之中。我并非专攻近代思想文化史之学者，一开始也未曾打算写一部近代思想文化史专著，只是在浏览阅读一些书籍过程中注意到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提出来分别加以讨论。可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又被看到的新材料吸引，从而又发现一些新问题。诚如王汎森先生在一篇访谈中所感叹，“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新问题总是随着新材料和新想法不断出现，很难去预测其行程和终点。写作和出版是有截止日期的，我经常和友人开玩笑，写书是个“双规”的经历，即在“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作品，“规定的时间”指一件学术作品的完成当有一个截止日期，不可能无限写作或修改下去，“规定的地点”包括图书馆、书房、办公室。而学问本身并不可能有真正到达终点一说。无论多有价值的学问，出版之后终究只是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基本上，我一开始虽主要探讨寅恪先生的生平和治学，后来逐渐随着新问题的提出而进入了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对中国学术之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陆续撰写相关章节，到现在终于形成了本书现在这样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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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做学问和写书稿好比是攀登寻宝的过程。一种通常的专著型做法是全书提出一个大问题，将其分成若干次要问题，每章逐一进行相对平行或递进深入式讨论，最后在结论部分提出总解答。如果要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读者可翻到最后结论部分直接发现答案，而可忽略中间论证过程。这样好比在攀登山峰寻宝时，直接上山顶找出全部宝物。而在本书中我采用另一种做法，试图将宝物藏于各章之中，寻宝路线也不循着一定之规，让读者随着阅读不同风格、性质的材料、内容、分析不断改变路线，沿途欣赏风景之余，也能次第发现一些目标。而要发现全部目标，则非读完全书所有章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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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本书的写作历程和结集经过，或许对读者理解本书的学术旨趣有所帮助。本书并非一开始即构建了一个框架，而是随着对史料的阅读和认识，不断迂回前进写成，因此现在书中各个章节的安排也并非按照写作先后顺序来编辑成书，而是按照其内容的特点与逻辑相关性重新进行编排。在西文学界，一部专书要求有一个鲜明的、系统性的、强有力的论述。除了极少数学者是例外，大多数学者几乎不可能出版各种小观点散杂的论文集，因为出版社常常以不愿重印已刊论文为由拒绝出版论文集。不过，一次写成的专著虽然可以有单一清楚的逻辑可寻，但有时亦难免枯燥、单一，而且其中一个弱势在于书稿仅最后由审稿人一次看过，提出的意见较为有限。在中文学界，通常的做法是每个章节以单篇形式作为阶段性成果先行发表，最后再一总结集出版。这样或许每个章节能在发表之后获得较多读者的反馈，而自己重新阅读时，亦可不断发现不足之处，从而在收入书稿时进行增补。本书的章节大多数都曾幸运地以单篇形式发表于各类刊物，而我在准备本书书稿时将这些已刊论文内容根据读者的反馈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补充和订正，文字也略有调整。另外，在各章节相关部分加了注释，以便使全书内容前后有所衔接和贯通。但不设结论一章，也给读者留下一点回味、思考、想象、继续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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