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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早年曾短期留学日本，青年时期则主要在欧美留学，虽远离亚洲，但对日本在东亚日益取得政治和军事霸权这一局面十分敏感，加上从陈宝箴、唐景崧等祖辈那里留下来的国恨家仇，才会在诗中感叹青年学子“群趋东洋学国史”。我们要理解当时寅恪先生的心境，亦不得不考虑当时知识人所体会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质言之，当时寅恪先生所面临亚洲中、日之间的微妙处境类似于赫尔德所面临欧洲德、法之间的微妙处境。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寅恪有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赫尔德有强烈的反法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他们分别借鉴了不少日本和法国的思想和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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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两人教育、学术之背景和养成而言，也有很多类似之处。赫尔德原本受过很好的欧洲旧学教育，在神学和古典学修养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他后来的研究虽然有很强的神学影响，自己也曾身负神职，但他本人并未专注于神学研究而成为一位神学家，甚至在思想倾向上也与基督教信仰有一定的距离。也正因为他当时在欧洲处在一个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化时期，后来他更关注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而寅恪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自小受传统私塾教育，熟读《十三经》和《皇清经解》，有很好的经学和小学修养。他十五岁时，清政府宣布废弃科举制度，经学教育不再以参加科举为目标，因此他青少年时其实主要是受新式学堂的教育，后来更负笈西洋达十余年之久，大概这样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对经学并无特别的研究兴趣，而是从经学、小学进入比较语言学和史学，而最终在史学上取得极大成就。寅恪先生身上尽管带有很多旧时代的烙印，但无疑算不上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儒者，而是一位身负人文思想的现代学者。总之，一位是从神学转到史学，一位是从经学转到史学，赫尔德和寅恪先生从幼时基础教育到成年后从事近代学术研究走过了非常相似的道路，他们所做的语言学、语文学、史学研究大体上可算是德国学术传统中的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实际上便是所谓近代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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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学术史发展来看，赫尔德所处的时代乃是现代德国学术学科萌芽分化的时代，而寅恪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四部之学逐渐解体而被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分科所逐渐替代的时代，在这一大背景下，考察两人对学术新发展的态度十分重要。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一些章节中看到的，赫尔德虽然深受神学影响，但对现代民俗学、人类学和美学的发展，均有奠基性贡献。而寅恪先生的学问虽以经学启蒙，但却在史学上取得成就最大，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奠基者之一，尤其开创了中古史研究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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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作为近代学者，禀受近代历史学术中客观主义的影响，以追求真理作为学术之主要目标，与中国传统士人所谓通过“道问学”来“尊德性”，从而弘扬所谓圣人之道的理想，已经有所不同，但他仍主张学术乃与民族文化之存亡紧密相连，毕竟如他所说，中国学者乃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发扬学术，乃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这又与标榜纯粹客观之欧洲近代东方学者之志业区别开来。寅恪先生在其学术论著行文之中，可见其此种微妙心理。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客观问学；另一方面，他在写作形式和风格上刻意追求传统特色。他对域外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有一方面欣赏借鉴，一方面却有民族自尊上的不甘心。他虽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却不太愿意显露其治学之西洋因素，只偶尔有所流露，故其文章中偶尔也能发现柏拉图、黑格尔、卢梭、歌德之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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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寅恪先生的学术事业而言，他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现代学者。和他的同时代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垣等人相比，他完全是个异数，他几乎不写学术论文以外的政论、时评、杂撰。他最主要的著述基本上局限于学术论文和著作，从不写书评。他对同时代学者的评判仅限于为人作序。尽管他给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被后人收入文集之中，但这类文章极其罕见。他对政治的看法，如同余英时先生等学者指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诗。他之所以作诗，自然与现代学者的作风较为不同，但这一方面主要是继承了其家庭的文化传统，如父亲陈三立便是一位诗人。寅恪先生也从不专门撰文与同行进行学术商榷，在文章中与同行讨论也非常规范，针对作品而非作者。他虽然是位杰出的学者，但几乎很少犀利地批评他人。他似乎特别谨受现代学术的规范，一心一意钻研自己的发现和发明。在日本和欧洲，内藤湖南、福兰阁作为寅恪老师辈的学者，都曾当过记者，留下了一些时评、短文，而他们的学生如玉井是博、白乐日则已成为纯粹之现代学者，所留下的文字多限于学术论著。以这一点而言，寅恪和他同时代的学者玉井是博、白乐日则多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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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实的层面而言，本书的写作深受余英时、张广达、裴德生（Willard J．Peterson）等诸位学界前辈的启发。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时，和余英时、张广达先生的谈话直接启发了本书中的一些想法，很多文章在思路和方法上均受到两位先生的影响。他们的谈话常常涉及古今中外之史学与史家，这使我时常提醒自己要超越“中原关怀”而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近代学术发展的框架下来思考中国思想与学术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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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直接影响我关注18世纪以来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章学诚和赫尔德是同时代人，他们在史学思想史上有不少类似之处。原本想为拙稿取名《论陈寅恪与赫尔德》，以示致敬之意，又恐有狗尾续貂之嫌，遂放弃。而余先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中对寅恪先生史学和心境变化的论述亦直接对本书的研究深具启发性。其中余先生书中论述的以下两点看法尤其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一是余先生论述寅恪先生在诗文中惯用古典和今典，即寅恪善于将史书中的故事和现实关怀密切结合起来；二是余先生强调寅恪先生史学经历了三大变化，以彰显其一生不愿逐队随人的学术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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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特别指出寅恪先生早年在哈佛留学时即对世界史感兴趣，购买了《剑桥史》进行学习。他还通过考察当时《剑桥史》的出版状况，提示寅恪可能购买了《剑桥史》的部分卷册。他也指出寅恪中年以后开始退出东方学领域，转向中国中古史研究。本书一些章节一方面试图补充余先生的论述，比如用新资料补充了寅恪在哈佛早年留学时的一些细节，以论证寅恪先生之史学所受德国近代学术之影响；另一方面也试图拓展余先生开辟的领域，比如本书提出寅恪不但用了中国的典故，可能也用了西典。我也提出了寅恪早年东方学中的中国文化本位倾向，比如其佛学研究，实际仍限于议论禹域之内的主题。即寅恪的佛学既反映了其所受欧洲东方学影响有文献主义的一面，又反映了其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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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美学界出现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侧重分析塑造、养成学科、学术兴起与发展之文化因素与背景，特别是对东方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文化偏见有所反思，使得人们对19世纪以来欧美学术的政治和文化语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考察寅恪先生早年的东方学研究，亦不可不关注这些欧美学界的最新进展。本书将寅恪先生的论著作为文本（texts），试图勾画出其背后的诸多语境（contexts），也将其论著视为文献（literature），将其背后生产的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出来。所以全书的讨论始终围绕文本、文献和历史的语境展开讨论，故不仅仅限于寅恪先生的著述，而试图提出一些更为广阔的语境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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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中国古代史学者一样，我最早接触寅恪先生的学术是其中古史研究，特别是《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本科时我曾上过唐代政治制度史和《资治通鉴》专题研究，正是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接触到寅恪先生的隋唐史研究两稿，只不过彼时尚谈不上治学。但就我自身的治学经历而言，原本学习中西交通史，后转入佛教史，时段更主要集中在中古时代。因为受张广达先生和业师荣新江教授的影响，在我接触的范围之内，中古史研究又常常和敦煌、西域研究密切相关。但是，这两个领域之间在中国学界内部对寅恪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联系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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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研究会强调寅恪以现代方法开辟中古史新轨范的贡献，比如寅恪对地域集团、民族关系、宗教势力、社会阶级、婚姻集团、经济制度、武力消长、胡汉互动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在中古史学界内部学者们对寅恪先生中古史研究的思想渊源和背景看法不一，颇为多样。而敦煌、西域研究学界则常常更多强调寅恪的多种语言能力以及这一学术在国际东方学领域之预流，有关寅恪语言能力惊人的各种议论在学界流传很广。我原本从中西交通史专业背景来学习敦煌和西域文献，赴美以来逐渐将治学重点转到中原，于是从不同的距离和角度来观察这两个领域的不同发展，也因此对寅恪先生的学术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本书部分内容无疑反映了我近年来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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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2年张广达先生在普林斯顿访问三年，我常常去拜访他和徐庭云老师，和他们谈话不仅心情十分畅快，更获得诸多新识。张先生对欧洲东方学的思想史背景极为熟悉，对法文、俄文、日文学界有关近现代学术、思想的第二手研究极为熟悉，他所论有关王国维、内藤湖南、沙畹、巴托尔德等人的文章均极具启发性。在与他谈话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不仅研究敦煌、西域史要留意多种古代语言文献和当代不同语言的研究，研究近代学人的思想和学术也应注意多个国家、多种语言文献的材料。具体到寅恪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必然涉及他所游学的欧、美、日本等不同语言建立的学术背景。如果仅仅依靠汉文材料来讨论、解释寅恪的学术历程，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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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早在1995年，上荣老师的读书课，学期一开始他便给我们发过一份他在莱顿汉学院留学时使用的东方学主要西文期刊目录，并逐一介绍这些期刊发表论文和书评的范围，嘱咐我们有空常去图书馆翻阅这些期刊的目录，以便了解世界学术之进展。我当时的确常去北大和北图翻阅其中所列出的部分期刊。赴美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已不再专门去图书馆浏览这些期刊目录，而是直接在这些期刊的主页上订阅其新目录通讯。当初也因为帮荣老师编辑欧美所藏吐鲁番文书总目，在北大健斋108室荣老师研究室抄过一些西文相关论著目录的卡片，整理抽印本和复印的西文论文，可算是敦煌、西域研究的基本功训练，这帮助我熟悉了过去和现在欧美主要东方学家的研究领域、方向及其论著，也更深切体会了寅恪先生所谓“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一说。后来我在看德国早期东方学期刊《东方学之目录学》以及其他西文刊物时，不时看到一些自己还算熟悉的早期东方学家的名字，不由得会心一笑。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积累，才使得我对早期东方学学术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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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有关寅恪先生的汉文材料搜罗甚为丰富，也对这些汉文材料作了非常详尽的解读。不过，寅恪在海外游学十余年，相信留下的印迹亦当不少，故而要了解寅恪的学思历程，不可不重视西文材料。不要说特别难找的珍藏文献，即便一般出版物也蕴含丰富的信息。如本书第一章提到的哈佛新材料其实并非特别的珍本秘籍，都是注册手册、目录、校报等校方公开出版物，只是因为其中可找到有关寅恪先生的记录而变得重要。而我讨论寅恪先生与欧美学界的互动时也利用了《德国东方学会会刊》、《英国学术院院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等十分常见的公开出版物中有关寅恪的记录，这说明常见出版物经过细读仍可发掘富有学术旨趣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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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也感到，要了解寅恪先生的学术和思想，仅仅依靠学理的、逻辑的推演来理解其思想和学术，也是不够的，知人论世，要对“知”和“论”的对象有了解之同情，因此我认为自己的留学经历实际上也有助于了解寅恪早年的思想和学术。我感到对研究对象不仅要以事证之，以理证之，也要以心证之，这三证法不仅与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暗合，其实亦是人文学的精要所在。因此，若干年来，我甚至也试图在寅恪先生早年游学过的地点一一徘徊，体会他当时在战争威胁下游学四方的心情。这种经历也让我对他当年的所思所想十分好奇。当然，要想重建当时的场景是不可能的。我深信寅恪先生的内心和学术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这些印记也可能会在不同语言文献中留下“事证”之痕迹，而这些痕迹正是后代史家赖以理解他的基本史料。所以我在本书中试图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中的相关文献进行相互参证，以期对以寅恪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发展史上一些断片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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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一些想法无疑也深受我的中国思想史老师裴德生先生的影响。在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后，虽在宗教系主修中国宗教史，亦在东亚系选择中国思想史作为副修专业。当时余英时先生已接近退休，所以我选择跟裴公念思想史。裴公在杜希德先生去世之后负责《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对欧美汉学之发展颇为了然。我有幸和他上一对一的读书课，我们虽然也讨论了一些原始文献，但花了很多时间议论世界学术史的过去和未来。记得那时候刚进他办公室，他就指给我看办公室墙上王汎森先生所赠墨宝。他又和我谈到在美国治西洋史出类拔萃的华人学者，比如夏伯嘉先生，因当时夏先生正好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戴维斯中心访问。现在想起来，十多年前裴公和我谈到的这两位学者其实均研治近代史，而我现在也写近代思想学术史，也算是一桩往事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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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公也告知他年轻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刘殿爵先生念书的经历。与他的谈话让我感到他是北美学界中罕见的对中国传统博雅之学有着了解之同情的学者。虽然我们在课上主要讨论古代思想，但裴公一直认为我跨海而来算“带艺投师”，经常和我讨论中、西方近现代学术同异，特别是理论和方法、思路的同异。受这些讨论和思考的激发，我的学术兴趣也不断拓展，其中即包括中国和欧美近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之比较和联系这一议题。随后在研读19世纪以来思想学术史发展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寅恪先生的著述其实是了解近代中国不同思想、学问传统发展的一个极好切片，从而也发展了自己新的学术关注点，注意到一些相关的新材料和新问题。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本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与美国、德国学术的关联，这是因为寅恪的学术训练主要还是在美国和德国，而赫尔德当然在德文思想界影响更大。尽管在法文、俄文学界也有很多讨论，但读者应参考张广达先生对沙畹、巴托尔德等学者的研究。总而言之，我对围绕本书一些论题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深受裴公思想史课程上课讨论的启发。特别是我课外阅读了一些西方近代思想和学术著作，助益甚大。但在具体论述上因为主题和材料的不同，本书和这些著作在关注点和内容上较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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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简单提示一下本书的学术旨趣和基本内容。全书总体上包括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乃是一些较为正式的研究论文，或钩沉史料、考镜源流，以帮助读者获得历史的一些细节，以及时代的学术史背景；或进行一些学理论证和分析，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写作上本书以考证、叙述、分析等诸多方法交互为用，试图给读者提供一些史实、观点、推测，以备读者参考。附录是三篇小文章，是和正文有一些关联、从正文所使用材料中延伸出来的讨论。正文部分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七章主要讨论寅恪与现代西方学术特别是东方学和佛学的关系，中间第六章穿插介绍现代西方佛教学的兴起及其在日本的发展。后面几章则主要谈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对中国学术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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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第一章勾勒出寅恪早年在哈佛留学的生活及其所身处的学术环境，特别通过研究哈佛出版物的记录追寻了寅恪在坎布里奇镇动荡不安的生活，以及他在哈佛的诸多同窗好友。第二章利用新材料补充了他早期学术生涯中与德国学术界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他从1921年秋入学柏林大学一直到1926年回清华任教这段时间一直作为成员参与德国东方学会活动，并曾在1927年捐赠石刻拓片给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也对他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的学术联系进行了考察，特别注重他和白乐日对于现代唐史研究的奠基所产生的影响，并对他30年代转向唐史研究的学术史背景提供了一点个人推测。我认为寅恪先生先是着重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后来逐渐转向研究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胡汉关系，特别关注边疆民族对中原历史发展的影响，如五胡乱华、六镇之乱、安史之乱等重大事件，以及佛道之间的所谓夷夏之辨，然后再逐渐转向重点研究唐史，特别是唐代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之变迁，这是一个逐步有序地从域外向中原移动的研究历程。我也提出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三位重要的学者，即内藤湖南、陈寅恪、白乐日，正是他们奠定了世界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范式，开创了新局面。他们三位分别在日本、中国、欧美影响了当地唐史研究的方向，20世纪下半叶的唐宋史研究学者多半出自这三人门下，或受其影响。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影响后来也扩展到欧美，而内藤、白乐日对欧美唐宋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这三位学者之间颇有一些学术联系，本书也有一些小节对此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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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内容主要集中于寅恪早年在美国和德国的留学生涯，但涉及的主题实际上主要是寅恪留学经历，同时也介绍了寅恪所身处的哈佛学习制度以及德国学会制度，说起来这约略反映了邓广铭先生所说的治史入门之四把钥匙中的三把，年代、历史地理、制度。只有落实了寅恪生平中的关键年代，了解寅恪生活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寅恪面对的海外学术制度，方可理解寅恪当时所处学术大环境，设身处地，对寅恪予以了解之同情，从而加深对他生平和学术的认识。学术制度作为议题在本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不仅提示了哈佛的学术制度对寅恪学习之影响，哈佛学术聘用制度对钢和泰学术生涯的影响，也对欧美东方学的学会制度、欧美的佛学研究制度之发展等做了相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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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以三个议题为中心讨论了寅恪先生所处的学术世界，主要讨论他在东方学谱系中的地位，他的论著中所反映的西典，以及他的历史学研究成绩在欧美所获的荣誉。第四章追溯寅恪先生早期在清华开设的所谓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在德国学术史上的源流。第五章讨论受到欧洲思想影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如何关注“东方”佛教，这种关注改变了19世纪以来传教士普遍以殖民主义立场看待“东方”文化的视角，而这一变化的背景乃是20世纪初欧美出现的理性主义之危机。这种新人文主义的视界也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白璧德一方面吸收了欧洲近代佛教学者烈维的人文主义思想因素，另一方面也对追随他学习的中国近代学者们在人文主义思想方面有所熏陶。烈维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学者，不仅是欧洲少数很早便注意大乘佛教研究的学者，其本人亦曾游学东亚，并对西洋、东洋学者如白璧德、寅恪等人有学术上的影响。第六章提示了佛教作为欧洲宗教的他者如何在学术史上被发现、重视、构建的历史，并以王恩洋为例探讨了当时佛教与欧洲流行思想源流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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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以寅恪为例，来说明一位在欧洲、美国受近代思想和学术熏陶的学者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待佛教、处理佛教研究。我认为他的学术立场兼具欧洲东方学文献主义与近代欧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在欧洲受到很好的近代东方学训练，对佛教材料保持一种疏离的科学、客观、冷静的观察和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佛教作为他自身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他研究的客体对象，他对佛教的论题选择仍反映了其中华中心主义的人文关怀。在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发掘自身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历史定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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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主要讨论赫尔德的思想对中国近代人文学术之影响。如第八、第九、第十章以中国近代学术的历史、美学、民俗学为例与来看近代中国学者如何利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些章节特别以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为核心来展开论述。第十一章又回到寅恪先生的处境，但主要以寅恪为例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人在个人和民族曲折命运中所面临的自由与生存问题，通过细读他的著作，分析一些关键性想法，我提出了一些新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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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种种不利因素，目前只能围绕我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就身边能找到的材料略加提示，无法兼顾复杂的历史语境，希望以后继续研究以增补和改正本书留下的错漏，以弥补种种遗憾。很明显，学术的进步依赖于几代人的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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