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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一些想法无疑也深受我的中国思想史老师裴德生先生的影响。在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后，虽在宗教系主修中国宗教史，亦在东亚系选择中国思想史作为副修专业。当时余英时先生已接近退休，所以我选择跟裴公念思想史。裴公在杜希德先生去世之后负责《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对欧美汉学之发展颇为了然。我有幸和他上一对一的读书课，我们虽然也讨论了一些原始文献，但花了很多时间议论世界学术史的过去和未来。记得那时候刚进他办公室，他就指给我看办公室墙上王汎森先生所赠墨宝。他又和我谈到在美国治西洋史出类拔萃的华人学者，比如夏伯嘉先生，因当时夏先生正好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戴维斯中心访问。现在想起来，十多年前裴公和我谈到的这两位学者其实均研治近代史，而我现在也写近代思想学术史，也算是一桩往事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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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公也告知他年轻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刘殿爵先生念书的经历。与他的谈话让我感到他是北美学界中罕见的对中国传统博雅之学有着了解之同情的学者。虽然我们在课上主要讨论古代思想，但裴公一直认为我跨海而来算“带艺投师”，经常和我讨论中、西方近现代学术同异，特别是理论和方法、思路的同异。受这些讨论和思考的激发，我的学术兴趣也不断拓展，其中即包括中国和欧美近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之比较和联系这一议题。随后在研读19世纪以来思想学术史发展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寅恪先生的著述其实是了解近代中国不同思想、学问传统发展的一个极好切片，从而也发展了自己新的学术关注点，注意到一些相关的新材料和新问题。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本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与美国、德国学术的关联，这是因为寅恪的学术训练主要还是在美国和德国，而赫尔德当然在德文思想界影响更大。尽管在法文、俄文学界也有很多讨论，但读者应参考张广达先生对沙畹、巴托尔德等学者的研究。总而言之，我对围绕本书一些论题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深受裴公思想史课程上课讨论的启发。特别是我课外阅读了一些西方近代思想和学术著作，助益甚大。但在具体论述上因为主题和材料的不同，本书和这些著作在关注点和内容上较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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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简单提示一下本书的学术旨趣和基本内容。全书总体上包括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乃是一些较为正式的研究论文，或钩沉史料、考镜源流，以帮助读者获得历史的一些细节，以及时代的学术史背景；或进行一些学理论证和分析，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写作上本书以考证、叙述、分析等诸多方法交互为用，试图给读者提供一些史实、观点、推测，以备读者参考。附录是三篇小文章，是和正文有一些关联、从正文所使用材料中延伸出来的讨论。正文部分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七章主要讨论寅恪与现代西方学术特别是东方学和佛学的关系，中间第六章穿插介绍现代西方佛教学的兴起及其在日本的发展。后面几章则主要谈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对中国学术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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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第一章勾勒出寅恪早年在哈佛留学的生活及其所身处的学术环境，特别通过研究哈佛出版物的记录追寻了寅恪在坎布里奇镇动荡不安的生活，以及他在哈佛的诸多同窗好友。第二章利用新材料补充了他早期学术生涯中与德国学术界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他从1921年秋入学柏林大学一直到1926年回清华任教这段时间一直作为成员参与德国东方学会活动，并曾在1927年捐赠石刻拓片给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也对他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的学术联系进行了考察，特别注重他和白乐日对于现代唐史研究的奠基所产生的影响，并对他30年代转向唐史研究的学术史背景提供了一点个人推测。我认为寅恪先生先是着重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后来逐渐转向研究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胡汉关系，特别关注边疆民族对中原历史发展的影响，如五胡乱华、六镇之乱、安史之乱等重大事件，以及佛道之间的所谓夷夏之辨，然后再逐渐转向重点研究唐史，特别是唐代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之变迁，这是一个逐步有序地从域外向中原移动的研究历程。我也提出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三位重要的学者，即内藤湖南、陈寅恪、白乐日，正是他们奠定了世界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范式，开创了新局面。他们三位分别在日本、中国、欧美影响了当地唐史研究的方向，20世纪下半叶的唐宋史研究学者多半出自这三人门下，或受其影响。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影响后来也扩展到欧美，而内藤、白乐日对欧美唐宋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这三位学者之间颇有一些学术联系，本书也有一些小节对此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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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内容主要集中于寅恪早年在美国和德国的留学生涯，但涉及的主题实际上主要是寅恪留学经历，同时也介绍了寅恪所身处的哈佛学习制度以及德国学会制度，说起来这约略反映了邓广铭先生所说的治史入门之四把钥匙中的三把，年代、历史地理、制度。只有落实了寅恪生平中的关键年代，了解寅恪生活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寅恪面对的海外学术制度，方可理解寅恪当时所处学术大环境，设身处地，对寅恪予以了解之同情，从而加深对他生平和学术的认识。学术制度作为议题在本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不仅提示了哈佛的学术制度对寅恪学习之影响，哈佛学术聘用制度对钢和泰学术生涯的影响，也对欧美东方学的学会制度、欧美的佛学研究制度之发展等做了相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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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以三个议题为中心讨论了寅恪先生所处的学术世界，主要讨论他在东方学谱系中的地位，他的论著中所反映的西典，以及他的历史学研究成绩在欧美所获的荣誉。第四章追溯寅恪先生早期在清华开设的所谓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在德国学术史上的源流。第五章讨论受到欧洲思想影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如何关注“东方”佛教，这种关注改变了19世纪以来传教士普遍以殖民主义立场看待“东方”文化的视角，而这一变化的背景乃是20世纪初欧美出现的理性主义之危机。这种新人文主义的视界也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白璧德一方面吸收了欧洲近代佛教学者烈维的人文主义思想因素，另一方面也对追随他学习的中国近代学者们在人文主义思想方面有所熏陶。烈维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学者，不仅是欧洲少数很早便注意大乘佛教研究的学者，其本人亦曾游学东亚，并对西洋、东洋学者如白璧德、寅恪等人有学术上的影响。第六章提示了佛教作为欧洲宗教的他者如何在学术史上被发现、重视、构建的历史，并以王恩洋为例探讨了当时佛教与欧洲流行思想源流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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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以寅恪为例，来说明一位在欧洲、美国受近代思想和学术熏陶的学者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待佛教、处理佛教研究。我认为他的学术立场兼具欧洲东方学文献主义与近代欧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在欧洲受到很好的近代东方学训练，对佛教材料保持一种疏离的科学、客观、冷静的观察和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佛教作为他自身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他研究的客体对象，他对佛教的论题选择仍反映了其中华中心主义的人文关怀。在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发掘自身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历史定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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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主要讨论赫尔德的思想对中国近代人文学术之影响。如第八、第九、第十章以中国近代学术的历史、美学、民俗学为例与来看近代中国学者如何利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些章节特别以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为核心来展开论述。第十一章又回到寅恪先生的处境，但主要以寅恪为例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人在个人和民族曲折命运中所面临的自由与生存问题，通过细读他的著作，分析一些关键性想法，我提出了一些新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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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种种不利因素，目前只能围绕我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就身边能找到的材料略加提示，无法兼顾复杂的历史语境，希望以后继续研究以增补和改正本书留下的错漏，以弥补种种遗憾。很明显，学术的进步依赖于几代人的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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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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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章 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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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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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的生平极富研究旨趣(1)。新出版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主要依据《吴宓日记》一手资料以及《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等二手材料，虽提供了很多线索，但内容仍值得补充，如该书卷三所记寅恪先生在哈佛大学的一些经历较为简略(2)，而且因为一些资料广为人知，并未增加太多资料，值得加以补充。通过《长编》可知，寅恪先生约在1919年年初入读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希腊文等。又引《吴宓自编年谱》1919年编云陈寅恪君于1919年1月底2月初由欧洲来美国。寅恪在哈佛期间与吴宓、汤用彤、白璧德等有交往。寅恪于1921年9月离开美国赴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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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补入哈佛大学早年的出版物资料以及德文中的资料，可补充《长编》者甚多。如寅恪在哈佛的注册信息可帮助我们确定1919年寅恪实际注册时间和当时学习的专业以及居住地址，从而对其当时的生活状态有更细致的把握，也可以纠正一些《长编》中的偏差。近百年来物是人非，好在波士顿一带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保存甚佳之古城，其近代建筑风貌保存良好，19世纪民宅比比皆是，一些建筑从建成到现在一直长期保存，甚至门牌号码也无甚变化，可以很方便地帮助我们回到当初的场景，聆听历史的余音。吴宓自己搬家的记录在其日记中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其实寅恪先生也多次搬家，但吴宓在日记中没有特别说明。而本章将利用哈佛公布的一些材料，大致恢复寅恪当时搬家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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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利用现有公开的哈佛出版物中新发现的有关寅恪先生的记录，重建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的一些生活情形，并考察当时他一些室友、同学、邻居、学术单位负责人、教授的相关信息，带领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在寅恪先生留下足迹的地方游历一番，以期对寅恪先生成长的经历和环境获得一些新的体验和认识。一方面可供对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生活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另一方面亦帮助对寅恪先生一生行事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他当时所处的生活和学术环境，从而加深对寅恪心境的理解。本章的目标是提供迄今为止最详尽地介绍和分析寅恪先生在哈佛时其周围学术和生活环境的一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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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陈寅恪负笈哈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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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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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在哈佛留学一共待了三十一个月左右，据目前的材料，至少在三个地方住过，以下将对寅恪的住处及其相关问题一一说明。根据哈佛大学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3)，寅恪注册哈佛文理研究院的时间是1月29日，当时他的状态被注为1G，即一年级文理研究院研究生，专业为历史。G指文理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该院正式成立于1905年，但行政上仍受文理学院管理。当时颇有一些学生只是来寻求教育经历，非为学位入读研究院。因此像寅恪这样不拿学位的学生并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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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寅恪入学前后哈佛的情况略作说明。根据哈佛大学校报（The Crimson《绯红》）1919年1月20日的消息，这一年哈佛学院注册的本科生为1740人，其中46人为新成立的工程院学生。新成立的工程院院长是休斯（H．J．Hughes）教授。他在1月23日校报上阐述了该院的培养目标和学位课程，以及申请学位及毕业要求。该院主要培养有志从事工程行业的理学士，其入学标准和普通哈佛本科生一样，入学时希望学生已学过拉丁文，但非必需，毕业时要求已学过两门现代语言。如果完成四年学习继续学习一年，则可获得硕士学位。根据1月23日的消息，全校注册人数为2706人，其中文理研究院195人。根据校报1月29日的消息，寅恪先生在哈佛正式注册这天，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这里略举一二。这一天学生会选出1919届格罗斯（Robert Ellsworth Gross，1897—1961）同学为主席。此人当时已是哈佛校冰球队队长，领导能力已初露锋芒。他后来成为美国航空业传奇式巨子，1932年以四万美金买下洛克希德公司，十年工夫其销售额已接近一亿五千万美金。其后二十多年，他将这家公司发展成庞大的军火和空间探险公司。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1月29日这一天哈佛宣布春假为3月21日周五至27日周四，5月31日结束课程，6月14日结束整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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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广场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