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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年纪比寅恪略小，但他去哈佛早，可算是前辈学长。他的名字在1919年《哈佛大学目录》中共出现了四次，包括文理研究院的出外旅行学者名单、奖学金获得者名单、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单、全校师生名单(64)。赵元任的学术履历非常惊人。他1914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期间屡屡获得各类荣誉。1914—1915年注册为哈佛研究生。1916年身为一年级研究生的赵元任甫一入学即获得沃克尔奖学金(65)。1917—1918年获得西尔斯奖学金，1918年获得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并获得谢尔顿游学奖学金。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的赖尔逊物理实验室作为谢尔顿奖学金旅行的第一站，后来从这里去伯克利游学，之后再到康奈尔教物理，1922年返回哈佛任教。他在哈佛上学期间屡获各类奖学金，这不仅和寅恪空白的奖学金记录相比非常显眼，甚至在当时美国学生当中也罕有匹敌者。他后来多以英文发表研究论著，活跃于数学、物理、音乐、语言等多个领域，在学术界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也算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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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哈佛大学目录》155页显示，当时获得谢尔顿奖学金的哈佛博士毕业生仅三人，按音序排列，依次是赵元任、德莫思（Raphael Demos，1891—1968）、托雷（Ray Ethan Torrey，1887—1956）。其中赵元任和德莫思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一，他们都是外国人；其二，两人后来都在哈佛任教授；其三，两人都是哲学博士。德莫思出生于土耳其士每拿（Smyrna），毕业于安纳托利亚学院，1919—1962年任教于哈佛，是柏拉图研究的权威，1936年编辑了《柏拉图全集》，1939年出版了《柏拉图之哲学》。他退休后也曾短期任教于王德比尔特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66)。托雷是著名的农业学家，1919—1955年任教于麻省农学院(67)。这些获得谢尔顿游学奖学金的毕业生均有非凡的职业生涯，可见当初哈佛的选择很有远见，评选谢尔顿奖学金也较为公平，至少赵元任和德莫思当时身份都是外国留学生，照样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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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俞大维获得的奖学金名目和赵元任也不相上下，他1918—1919年获大学奖学金(68)，1919—1920年获罗杰斯纪念奖学金(69)，1920—1921年获沙漪奖学金(70)。1921年4月1日出版的哈佛校报（The Crimson）公布了年度奖学金得主，俞大维名列九位谢尔顿游学奖学金得主名单。他选择去柏林游学，1921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显示他的地址是柏林中国使馆代转(71)。而当时和他一起得奖的拉尔金（Oliver Waterman Larkin，1896—1970）也值得注意，此人1950年获得普利策奖。总之这些获奖者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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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中年俞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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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想特别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俞大维在哈佛念书期间显示的杰出学术能力。哈佛大学宗教史教授穆尔（George Foot Moore，1851—1931）在其出版的《宗教史》一书中有一处补白特别感谢俞大维的指正。他写道，“能力非凡的中国青年学者俞大维先生了解儒学和佛学文献，其个人亦非常熟悉诸多宗教之外在因素，我因受益于他而对本卷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改。他指出，在这一章中，我提出（藏传）佛教给人印象是，它不仅作为重要的学问和宗教遗产在衰落，甚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已不再是一个宗教因素，这样的看法显然有误，相反，在革命所创造的新条件下其复兴并非不可能，其活力与适应性业已常常有所体现。”(72)俞大维指出的问题应是根据此书1920年修订版，其中中国部分分为国家政权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道德与政治哲学（这里主要指儒学）、道教、大众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Masses）、佛教五个部分，日本部分分为本土宗教神道（the Native Religion，Shinto）和佛教两部分。穆尔187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精英兄弟会“骷髅会”会员。他先是在安多弗神学院任希伯来语教授、院长，1902年转任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1904年成为哈佛神学院第一任福洛兴汉宗教史讲座教授，直至1928年退休(73)。1920—1921年期间他在哈佛教《宗教史》(74)，估计用自己的书作课堂阅读资料，俞大维在他的课上读过此书，从而指出其错误。当时俞大维可谓已初露锋芒，而且以其儒学、佛学方面广博的文献知识以及丰富的一手经验赢得穆尔教授的尊重。在哈佛神学院念书的韦卓民应该也上过穆尔教授的课，他在1920年发表的英文《佛教净土宗以信得救的教义及其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引用了里昂（D．G．Lyon）和穆尔合编的论文集《宗教史研究》中卡平托（J．E．Carpenter）的文章(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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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穆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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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赵元任、俞大维之外，还有其他同学也值得注意。1919年出版的《目录》260页也显示当时汤森奖学金（Townsend Scholarship）得主中也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这就是韦卓民（Francis Cho-min Wei）(76)。同书176页有文理研究院的韦卓民注册信息，来自中国武昌，住在梅森大街10号（10 Mason St.）(77)。下注中国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1911年学士、1915年硕士，任文华大学数学、政治学、哲学教员，正在进行学术休假；一年级研究生，汤森奖学金获得者，专业为哲学和宗教史(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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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韦卓民早年的游学轨迹，可发现其与寅恪先生均曾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学习，算是两校校友。韦卓民籍贯广东，1911年毕业于文华学院，获学士学位。由美国主教吴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1870—1945）推荐赴哈佛学习，导师霍金（William E．Hocking，1873—1966）。韦卓民撰写的《武昌文华书院及其后身华中大学》云 “1918年，圣公会主教吴德施替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取得一名助学金，那年夏季，我赴美国留学。”(79)实际上，根据现有的哈佛记录表明这一奖学金或即汤森奖学金，可补充韦氏年谱之记录。吴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1870—1945），1891年毕业于哈佛，1896年毕业于麻省坎布里奇的圣公会神学院。他作为哈佛神学院校友而推荐韦卓民入学。韦氏1918年9月入哈佛，1919年7月获哲学硕士。他在梅森大街的住址就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边上，距离寅恪居住的麻省大道1134号约1100米，步行需十几分钟。韦卓民似乎和寅恪、俞大维这些同学没有太多来往。不过，他曾就读的武昌文华大学和俞大维上学的圣约翰大学都是美国圣公会在华支持的著名私立教会大学。1920年9月韦氏回国任教于文华大学。虽然他和寅恪有一年半在哈佛重叠，似乎两人之间并不熟悉。1924年文华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包括湖南雅礼大学、湖滨大学合并成立华中大学，韦卓民任副校长、副教务长，1926年任校长。1927年赴英国留学，1929年在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9）指导下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其间也曾去牛津、巴黎、柏林等地游学。1929年初韦氏在柏林时曾问学于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这样他和寅恪一样都与哈佛和柏林大学有渊源。另外，1934年当叶理绥（1889—1975）出掌哈佛燕京学社时，曾与访问美国为华中大学募款的韦卓民见面，叶理绥答应给华中大学捐助资金(80)。1936年韦氏又陪同来华访问的叶理绥考察华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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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韦卓民选择住在梅森大街，应该是出于学术和信仰上的双重考虑。因为此处不仅离哈佛很近，而且也离圣公会神学院（Episcopal Theological School）很近(81)，步行数分钟即可抵达。况且他的一位同屋正是该神学院的学生，可以相互砥砺。这所神学院当时与哈佛大学联系密切，很多圣公会神学院的教授也同时在哈佛教书。韦卓民本身在圣公会文华大学受教育，毕业后又受洗为基督徒，估计在学术上和信仰上，选择距离圣公会神学院较近的地区居住，比较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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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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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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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寅恪在哈佛留学的三十一个月期间，至少住过三处。他1919年1月底初抵哈佛，便和俞大维、金麒章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从这里走麻省大道三分钟可到哈佛校园。如今从这里去哈佛校园会经过哈佛客栈（The Inn at Harvard），2008年3月我去哈佛东亚系演讲便住在此处。之后到秋天，寅恪成为二年级研究生，与顾泰来住在赭山街36号，同一地址还包括三位本科生和一位来自瑞典的心理系博士生隆德荷姆。当时吴宓和汤用彤作为研究生新生正住在哈佛本科生宿舍维尔德堂51号，他们经常去科克兰街6号白璧德府上讨论问题，甚至有时上课也在白府进行。白府本是一栋三层独立屋，自1993年以来归哈佛教学与学习中心的一位女士所有。这附近有个尔文旅舍（The Irving House），则是私人经营的民居式小型旅馆，房间里放置一些房东和房客留下的书籍供阅读，很有意思。2010年我去哈佛神学院做报告时被安排住在此处。这些机会颇帮助我了解了当地一些地理状况，如果要回到历史现场，对历史进行同情之理解，确实个人的具体体验有时会有所助益。寅恪进入第三年独自租了特罗桥14号的民宅居住，没有研究生室友，但其周围住着许多研究生。通常情况下，他们在路上相见时，也许会按照美国文化的惯例，简单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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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哈佛附近的尔文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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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在哈佛短短两年多，竟换了三个住处，即麻省大道1134号、赭山街36号、特罗桥街14号(82)。另外，吴宓也频频更换住处。俞大维至少换了两个住处，但他基本上都是和圣约翰校友同屋。其实，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单身留学生频频更换住处，常常是迫于无奈，一般一开始常常和国内来的熟人、朋友或本国同学住在一起，有时虽然是研究生，却也能在本科生宿舍蹭住，到高年级便往往独自租住，图个清静。寅恪时代的研究生居住境况甚至延续到21世纪初。当我入读普林斯顿大学之时，第一年便住在学校优先安排新生入住的研究生宿舍（Graduate College），第二年则和朋友合租巴特勒研究生公寓（Butler Apartments）。熟悉环境之后，搬到距离学校更近的狄更森街（Dickinson St.），独自居住。后来也曾经在本科生宿舍洛克哈特堂（Lockhart Hall）蹭住半年，因此目睹了反映纳什生涯的电影《美丽心灵》在楼下的拍摄过程。最后一两年更不得不先后租住两处民宅，幸好大部分书籍存放在本系地下室的研究生公用办公室。我之所以在此严肃学术探讨中提出一点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乃想说明文献的阅读、学理的辨析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对于一个人文学者研究历史，特别是知人论世均十分重要。前文我亦提及穆尔相当激赏俞大维的文献能力以及他对当时中国宗教生活的体验，而这些正是他更正穆尔的《宗教史》著作的学术与经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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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寅恪搬家的几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和哈佛校园的关系，可知当时寅恪搬家的距离并不算远，距离学校也很近。同时距离学校近，可多利用图书馆。寅恪在哈佛的两年多时间，大部分时间室友和邻居都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如中国、瑞典、日本留学生，显然生活在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小环境。总之，这样对当时地理环境、方位距离、邻里左右的考察可让我们获得一些现场感，从而对在其中成长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有更直接的把握，而这对我们理解当时寅恪的留学生活状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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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哈佛校方的记录来看，寅恪刚入学哈佛时1919年春季两个学期登记的专业领域为历史，后来在1919年秋季学期改为古代诸语言，主要集中学习印度语文学，旁及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前文的考察也揭示了寅恪留学时哈佛各主要相关学术部门负责人，包括校长法学家罗维尔、文理研究院院长中世纪史专家哈斯金斯、古代语言学部主任希腊学专家古立克、闪米特学系主任里昂、印度语文学系主任是兰曼、古典系主任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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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寅恪先生当时在哈佛选过《现代德国史》等课程，也上过兰曼的《印度语文学》课以及希腊文，特别学习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而吴宓在日记中提及寅恪对希腊、罗马的议论，显然来自寅恪在哈佛修课的学习体会。后来寅恪可能觉得哈佛的古代语言研究深受德国影响，经与家人商议，决定重返德国，于是和俞大维一起到柏林大学。以当时哈佛文理研究院的教育状况而言，正如《哈佛大学名录》所清楚表明的，相当一部分学生以受教育为主要目的，来文理研究院只是利用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并非追求具体学位(83)，看来寅恪属于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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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虽然寅恪后来对中国史学有着卓著的贡献，但他当年在哈佛不过是一位颠沛流离的普通留学青年。从当时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虽然深得梵文教授兰曼赏识，但在整个哈佛并非学术明星式人物，和赵元任、俞大维、韦卓民等人相比，因为不以学位为学习目标，他并没有获奖记录。不过他深得兰曼欣赏，梵文、巴利文学业成绩也较为优异。他年纪比赵元任、俞大维略大(84)，在哈佛已表现出一定的语言天赋，后来他在学术上声誉鹊起乃在于读书阶段有很深的积累。这和他在柏林时不同，在柏林，他的同学诺贝尔曾请益于他。他在哈佛期间似乎也不爱和人交往，韦卓民、李济等人和他都在哈佛，但似来往不多。他大概也是比较独来独往的，只跟俞大维、吴宓等少数人来往较多。他虽然参加了哈佛的中国同学会，但没有参加中华学联组织的问卷调查，所以《全美中华留学生名录》上没有他的信息。他也不如赵元任那样活跃，元任和当地学生常常打成一片，并与美国女生约会。寅恪先生的英文交流能力如何，难以获知，但恐怕和这几位相比不算很好(85)。因为他之前在德国学习，可能德文不错。而韦卓民出身文华大学、俞大维出身圣约翰大学，这都是圣公会办的顶尖大学，英文训练非常好。这种训练显然对他们适应在哈佛的英文学习和写作有巨大的帮助。毕竟外国留学生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并非易事。赵元任1910—1914年在康奈尔读了四年本科，加上是语言天才，他的英文写作更无问题。寅恪和他们相比，至少英文上不占优势。寅恪后来填官方表格时将德文列为其最为通晓的外语可能并非仅仅是谦虚，亦反映出他个人实事求是的体会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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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三年级时的一些邻居，有日本留学生，犹太移民学生，也有美国本土学生，其中亦颇不乏青年才俊，后来有些成为知名教育家、文学研究家、企业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如福泽八十吉、石川林四郎、岩崎诚一郎、乔斯林、林菲德等人。这些人有些在当时也是默默无闻的，如石川、林菲德，但乔斯林却已是位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屡屡在校内外各项论文竞赛中获大奖。寅恪和他们相比，似乎可以说成是“大器晚成”。当然得不得奖和专业有关，彼时哈佛汉学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恐怕尚谈不上学术研究，而当时梵文亦是极为边缘的学科，因此得奖并非易事。以寅恪扎实的旧学背景，当时其汉学水平大概可称雄整个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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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哈佛教学情况来看，闪米特语言与历史专业课较多采用德文教材，而印度语文学恐怕也涉及不少德国研究成果，显示德国东方学对当时美国影响甚大。我想当时这些情况大概对寅恪先生后来在1921年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不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