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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哈佛附近的尔文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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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在哈佛短短两年多，竟换了三个住处，即麻省大道1134号、赭山街36号、特罗桥街14号(82)。另外，吴宓也频频更换住处。俞大维至少换了两个住处，但他基本上都是和圣约翰校友同屋。其实，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单身留学生频频更换住处，常常是迫于无奈，一般一开始常常和国内来的熟人、朋友或本国同学住在一起，有时虽然是研究生，却也能在本科生宿舍蹭住，到高年级便往往独自租住，图个清静。寅恪时代的研究生居住境况甚至延续到21世纪初。当我入读普林斯顿大学之时，第一年便住在学校优先安排新生入住的研究生宿舍（Graduate College），第二年则和朋友合租巴特勒研究生公寓（Butler Apartments）。熟悉环境之后，搬到距离学校更近的狄更森街（Dickinson St.），独自居住。后来也曾经在本科生宿舍洛克哈特堂（Lockhart Hall）蹭住半年，因此目睹了反映纳什生涯的电影《美丽心灵》在楼下的拍摄过程。最后一两年更不得不先后租住两处民宅，幸好大部分书籍存放在本系地下室的研究生公用办公室。我之所以在此严肃学术探讨中提出一点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乃想说明文献的阅读、学理的辨析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对于一个人文学者研究历史，特别是知人论世均十分重要。前文我亦提及穆尔相当激赏俞大维的文献能力以及他对当时中国宗教生活的体验，而这些正是他更正穆尔的《宗教史》著作的学术与经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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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寅恪搬家的几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和哈佛校园的关系，可知当时寅恪搬家的距离并不算远，距离学校也很近。同时距离学校近，可多利用图书馆。寅恪在哈佛的两年多时间，大部分时间室友和邻居都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如中国、瑞典、日本留学生，显然生活在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小环境。总之，这样对当时地理环境、方位距离、邻里左右的考察可让我们获得一些现场感，从而对在其中成长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有更直接的把握，而这对我们理解当时寅恪的留学生活状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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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哈佛校方的记录来看，寅恪刚入学哈佛时1919年春季两个学期登记的专业领域为历史，后来在1919年秋季学期改为古代诸语言，主要集中学习印度语文学，旁及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前文的考察也揭示了寅恪留学时哈佛各主要相关学术部门负责人，包括校长法学家罗维尔、文理研究院院长中世纪史专家哈斯金斯、古代语言学部主任希腊学专家古立克、闪米特学系主任里昂、印度语文学系主任是兰曼、古典系主任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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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寅恪先生当时在哈佛选过《现代德国史》等课程，也上过兰曼的《印度语文学》课以及希腊文，特别学习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而吴宓在日记中提及寅恪对希腊、罗马的议论，显然来自寅恪在哈佛修课的学习体会。后来寅恪可能觉得哈佛的古代语言研究深受德国影响，经与家人商议，决定重返德国，于是和俞大维一起到柏林大学。以当时哈佛文理研究院的教育状况而言，正如《哈佛大学名录》所清楚表明的，相当一部分学生以受教育为主要目的，来文理研究院只是利用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并非追求具体学位(83)，看来寅恪属于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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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虽然寅恪后来对中国史学有着卓著的贡献，但他当年在哈佛不过是一位颠沛流离的普通留学青年。从当时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虽然深得梵文教授兰曼赏识，但在整个哈佛并非学术明星式人物，和赵元任、俞大维、韦卓民等人相比，因为不以学位为学习目标，他并没有获奖记录。不过他深得兰曼欣赏，梵文、巴利文学业成绩也较为优异。他年纪比赵元任、俞大维略大(84)，在哈佛已表现出一定的语言天赋，后来他在学术上声誉鹊起乃在于读书阶段有很深的积累。这和他在柏林时不同，在柏林，他的同学诺贝尔曾请益于他。他在哈佛期间似乎也不爱和人交往，韦卓民、李济等人和他都在哈佛，但似来往不多。他大概也是比较独来独往的，只跟俞大维、吴宓等少数人来往较多。他虽然参加了哈佛的中国同学会，但没有参加中华学联组织的问卷调查，所以《全美中华留学生名录》上没有他的信息。他也不如赵元任那样活跃，元任和当地学生常常打成一片，并与美国女生约会。寅恪先生的英文交流能力如何，难以获知，但恐怕和这几位相比不算很好(85)。因为他之前在德国学习，可能德文不错。而韦卓民出身文华大学、俞大维出身圣约翰大学，这都是圣公会办的顶尖大学，英文训练非常好。这种训练显然对他们适应在哈佛的英文学习和写作有巨大的帮助。毕竟外国留学生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并非易事。赵元任1910—1914年在康奈尔读了四年本科，加上是语言天才，他的英文写作更无问题。寅恪和他们相比，至少英文上不占优势。寅恪后来填官方表格时将德文列为其最为通晓的外语可能并非仅仅是谦虚，亦反映出他个人实事求是的体会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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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三年级时的一些邻居，有日本留学生，犹太移民学生，也有美国本土学生，其中亦颇不乏青年才俊，后来有些成为知名教育家、文学研究家、企业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如福泽八十吉、石川林四郎、岩崎诚一郎、乔斯林、林菲德等人。这些人有些在当时也是默默无闻的，如石川、林菲德，但乔斯林却已是位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屡屡在校内外各项论文竞赛中获大奖。寅恪和他们相比，似乎可以说成是“大器晚成”。当然得不得奖和专业有关，彼时哈佛汉学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恐怕尚谈不上学术研究，而当时梵文亦是极为边缘的学科，因此得奖并非易事。以寅恪扎实的旧学背景，当时其汉学水平大概可称雄整个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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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哈佛教学情况来看，闪米特语言与历史专业课较多采用德文教材，而印度语文学恐怕也涉及不少德国研究成果，显示德国东方学对当时美国影响甚大。我想当时这些情况大概对寅恪先生后来在1921年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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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略为补充寅恪留学哈佛时和他专业有关的一些博物馆的情况。首先是闪米特博物馆（The Semitic Museum），1889年成立，1902年博物馆在神学大道建立新馆，收藏品包括亚述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写本，以及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各类文物和遗物。当时馆长是里昂教授(86)。他来自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求学于南浸信会神学院，后留学欧洲，1882年以研究叙利亚文在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1882—1910年任教哈佛，被任命为荷利斯讲座教授（Hollis Chair），1910年被任命为汉科克讲座教授（Hancock Professor of Hebrew and other Oriental languages）。哈佛闪米特博物馆由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富翁施弗（Jacob H．Schiff，1847—1920）捐赠成立于1889年，而里昂是第一任馆长。1919年寅恪到哈佛时，这位老先生已67岁，但仍在教学和研究上非常活跃，1921年才退休。因他当时在哈佛的学术声誉和地位甚高，寅恪大概也了解一点他的学术。其次是福格艺术博物馆（The William Hayes Fogg Art Museum ），1895年建立，当时主要收藏希腊、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早期艺术品，以及少量东方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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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一些寅恪留学时期的详细信息，可让我们获得对他更为丰富而生动的认识，毕竟他的经历已成为他个人、哈佛和那个时代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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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寅恪1919—1921年搬迁路线图及其住址至白璧德、兰曼家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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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34 Massachusetts Ave．寅恪1919年春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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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6 Mt．Auburn St．寅恪1919—1920学年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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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Trowbridge St．寅恪1920—1921学年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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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Kirkland Rd．白璧德教授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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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Farrar St．兰曼教授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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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笔者用IPAD中的Google Earth制作的寅恪住地附近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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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寅恪先生在著述中喜用“寅恪案”，故本书行文提及陈寅恪处，除标题用陈寅恪外，一般称寅恪先生或寅恪，读者可在阅读本书时参照寅恪先生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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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69～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以下简称《长编》。卞老编集此书时已年迈，加以寅恪先生一生行事跨越数大洲，收集其材料殊为不易，卞老之书存在未详之处完全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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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19年一年的学费为200美金，相比于大量奖学金而言，并不算特别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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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02年被当时哈佛校长埃利奥特请来任教。1920—1926年担任第一届全美学术界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主席。后来1983年起该会设立一个年度人文学讲座，以他的名字命名。1922年曾任全美历史学会会长，也是全美中世纪史学会开创者之一和第二任会长。他有位杰出的学生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1904—1987）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41—1961年间担任历史系系主任），斯特雷耶又培养了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而他正是教陆扬欧洲中世纪史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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