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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曹氏1915年来美,在波士顿附近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1919年在哈佛学习。可惜1920年2月18日即在坎布里奇英年早逝,仅30岁。其事见1921年11月出版的《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季刊》11卷56页和93页,后者亦提供了数行说明,他拿庚子赔款奖学金到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毕业后到哈佛完成历史与社会学学习,之后打算回中国效力,但不幸因肺炎病逝。见Amherst Graduates’ Quarterly,Vol.11,November,1921,pp.56,93;不过该学院1922年8月出版的《通讯》云其死于2月20日,见The Bulletin,Vol.11,No.4,August,1922,p.124,不确;《哈佛校友通讯》云其死于2月18日,见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23,September 30,1920,p.718。吴宓1920年2月23日致明德社社友的信说明了曹丽明去世的经过;见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54~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陈宏振、吴宓、李达等人曾在医院守候,但未能在其临终时见到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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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实际上在巴黎和会上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极力支持中国,对日本取代德国取得山东的权利提出许多批评,认为日本一方面通过战争对中国进行威胁,另一方面也与北洋政府勾结进行秘密协定。美国也指出日本对山东的控制乃是帝国主义行径,是日本试图控制整个东方的帝国主义计划的一个步骤。美国还批评了日本以种种借口逃避侵华责任,提醒世界各国不得相信日本的承诺。美国也指责说,正是因为日本的阻挠,使得中国未能早日加入协约国盟军,以便加入打击同盟国的战线。而日本也极力进行了辩解,认为自己因为付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按理应该获得在山东的特权,而且与北洋政府有正式协议;其次,日本也指出当时中国南、北两方政府存在意见分歧,中国政府在财力上并无力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当中国宣战时已不再支付欠德国和奥地利的七千万美元,也可以推迟交付给俄、英、日、葡、比、意、法的四千四百万美元赔款,但政府财政仍极为紧张。日本也为美国指责所谓帝国主义侵略辩护,认为当时已和中国北洋政府交涉,希望北洋政府不得租借领土给西方列强,不然这些外国势力在东亚占据租借地也会影响日本的国家安全,据此日本坚持出兵山东乃是必要的自卫行动。见Katsuji Kato,“The Shantung Controversy,”The Japan Review No.1,November,1919,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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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Vol.XXIL,No.20,February 12,1920,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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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王汎森先生认为,不但因为常常会出现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而且一群人一边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一边也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故而出现“天才成群地来”的状况。见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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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比如数学专业的姜立夫(早年留美时用Chan-chan Tsoo一名),1915年加州大学毕业后到哈佛读博士,1919年5月获得学位,曾因学业优异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毕业后留校任数学讲师,但10月份即因兄长去世返国。1920年任南开大学教授,算学系系主任。1949后是寅恪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同事。其他当时在哈佛学习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唐钺(1891—1987)以及成为植物学家的钟心暄(1892—1961)。参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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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据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1918—1919》645页,Amey Richmond Sheldon女士1909年赠与哈佛34万6458美金,后又追加15393.83美金,设立谢尔顿基金,以纪念1842年毕业于哈佛的丈夫Frederick Sheldon先生。当时每年大学可从这笔基金获得约15000美金收入用于奖励毕业生,但金额并不固定,端赖大学委员会的推荐。奖学金必须用于哈佛以外地区的游学,不一定非得去海外,比如赵元任选择去芝加哥和伯克利,而俞大维则选择去柏林大学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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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趣的是,在浦江清1928年1月14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寅恪的一些看法,认为祸害中国最大者有两件事,一是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是派送留美官费生。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王震邦认为这是因为寅恪以世家子自居,与作为新兴阶级的留学生不同;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5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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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分别见于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p.155,259,28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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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James Walker Fellowship,1881年设立,得主将获得575美金。考虑到1919年时哈佛学费一年仅200美金,这是笔相当大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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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其讣告见1968年8月13日出版的哈佛校报 The Cri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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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947年改名麻省大学,即麻省大学阿默斯特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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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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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得主可获150美金;其获奖信息见《1919—1920年度哈佛学院校长以及司库的报告》,“David Yule,Henry Bromfield Rogers memorial fellow,philosophy,third-year graduate student,”见Report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Treasurer of Harvard College,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President’s Office,Harvard University.Treasurer.1918-1919,published in 1920,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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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即Thayer Fellowship,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p.310;1857年设立,俞大维当年获得5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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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其地址为:Chinese Legation,218 Kurfürstendamm;见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1,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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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George Foot Moore,History of Religions,Vol.1:China,Japan,Egypt,Babylonia,Assyria,India,Persia,Greece,Rome,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Library,revised edition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2,addenda,p.604,note 6;这里指对本书第92页内容的指正。本书初版于1913年,1920年再版。据作者1913年10月12日第一版前言,第一卷主要写“古代文明人的宗教”,即以前被错误地称为“原始宗教”;而第二卷主要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1920年2月20日修订版前言中作者感谢了瓦雷普散和姉崎正治帮助他修改佛教部分。姉崎正治之前曾访学哈佛,与穆尔有切磋。现在1922年出版的这个版本中,作者感谢了俞大维。92页的部分其实主要讲当时蒙古和清朝的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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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Frothingham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是哈佛神学院设立的不针对具体基督教某个特定神学派别的宗教史讲座,来源于1892年神学院通过的捐赠方案,该方案接受1849年本科毕业、1855年神学院毕业校友福洛兴汉(Frederick Frothingham,1825—1891)的遗愿,设立此讲座,但正式设立在1904年。见Justin Winsor ed.,Harvard University Bulletin,No.53,October,1892,p.2;福洛兴汉的生平简介见 Samuel Atkins Eliot ed.,Heralds of Liberal Faith,Vol.3,Boston: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1910,pp.257-258,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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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920—1921年他上的课包括4b《宗教史》(希腊化犹太教)、5《宗教史》(宗教与哲学中之不朽),见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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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即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见Francis C.M.Wei,“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by Faith as Taught by the Buddhist Pure Land Sect and its Alleged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20(1920),pp.395-489;韦卓民纪念馆中译本见《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27~44页,台北,华中大学韦卓民纪念馆,1980;高新民:《韦卓民学术论著选》,341~35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高氏注为张新义译文;实际仔细比对可知后者袭自前者,仅略有字句更变和注释增减,如纪念馆译文保留了引用的姉崎正治关于马鸣菩萨的文章,张译删去。另,纪念馆中译误将P.Y.Saeki译为赛基,张译袭此错误,此应为佐伯好郎;张译348页脚注所谓理查德(T.Richard),亦误,应译为李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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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据这一《目录》664页,汤森奖学金每年授予五位学生,每人300美金。1861年波士顿的汤森小姐(Miss Mary P.Townsend)捐赠两万美金设立。据260页的名单,其他四位获奖同学为Harold Hooper Blanchard(英语、意大利语专业)、George Humphrey(来自英国肯特郡,1912年牛津大学本科毕业,1912—1913年伦敦大学硕士,1913—1914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 古代史教授,哈佛文理研究院博士一年级,1920年获博士学位)、Claude Allan Patterson(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装饰艺术和装饰史教员,哈佛美术专业一年级)、Cleveland Sylvester Simkins(1916年俄勒冈大学毕业,生物学专业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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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当时住在这里的其他学生包括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1913年毕业生福特(Edwin Shepard Ford),经济学二年级;纽约协和大学1917年毕业生哈洛克(Arthur Clifford Kimber Hallock),军事科学一年级;缅因科尔比学院1916年毕业生乔德瑞(Robert Joudry),历史、英语、斯拉夫语二年级;圣公会神学院和哈佛神学院注册学生古斯特雷(Frank Goostray)。韦卓民二年级搬到了劳伦斯堂34号(Lawrence 34),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1919,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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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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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关于韦卓民留学哈佛之事,参见李良民、张运洪、申富强:《韦卓民年谱》,24~2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5页为韦卓民提及获奖之事;但书中未提韦是否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有来往。又,高新民:《韦卓民传略》,见《韦卓民学术论著选》,478~483页,此文主要基于曹方久文章(《韦卓民:沟通中西文化的巨人》,载《武汉春秋》,1996,第5期)改编,但有错讹,如韦卓民在哈佛的导师霍金写作W.L.Hooking,误;此人早年在安多弗神学院和哈佛求学,后去德国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并游学柏林和海德堡,1914年起任教哈佛。这样说来,韦卓民可算胡塞尔再传弟子。有关韦氏生平之英文文章,参见Terry Lautz,“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The Life of Francis C.M.Wei,”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Vol.18,No.1(2012),pp.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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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段锐:《春蚕萦绕千千缕只为兴学吐尽丝:忆韦卓民先生的办学精神》,载《中国高等教育》,2002,第23期,38~39页;文中所说的埃里会夫叶理绥,日文名英利世夫;又,《韦卓民年谱》,73页引了此文,作叶绥夫,恐怕是糅合此君的中日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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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这所圣公会学校1867年由波士顿商人瑞德(Benjamin Tyler Reed)创办,后来在1974年与费城神学院合并成圣公会神学院(The Episcopal Divinity School),地址仍在坎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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