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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据这一《目录》664页，汤森奖学金每年授予五位学生，每人300美金。1861年波士顿的汤森小姐（Miss Mary P．Townsend）捐赠两万美金设立。据260页的名单，其他四位获奖同学为Harold Hooper Blanchard（英语、意大利语专业）、George Humphrey（来自英国肯特郡，1912年牛津大学本科毕业，1912—1913年伦敦大学硕士，1913—1914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 古代史教授，哈佛文理研究院博士一年级，1920年获博士学位）、Claude Allan Patterson（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装饰艺术和装饰史教员，哈佛美术专业一年级）、Cleveland Sylvester Simkins（1916年俄勒冈大学毕业，生物学专业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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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当时住在这里的其他学生包括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1913年毕业生福特（Edwin Shepard Ford），经济学二年级；纽约协和大学1917年毕业生哈洛克（Arthur Clifford Kimber Hallock），军事科学一年级；缅因科尔比学院1916年毕业生乔德瑞（Robert Joudry），历史、英语、斯拉夫语二年级；圣公会神学院和哈佛神学院注册学生古斯特雷（Frank Goostray）。韦卓民二年级搬到了劳伦斯堂34号（Lawrence 34），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1919，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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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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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关于韦卓民留学哈佛之事，参见李良民、张运洪、申富强：《韦卓民年谱》，24～2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5页为韦卓民提及获奖之事；但书中未提韦是否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有来往。又，高新民：《韦卓民传略》，见《韦卓民学术论著选》，478～483页，此文主要基于曹方久文章（《韦卓民：沟通中西文化的巨人》，载《武汉春秋》，1996，第5期）改编，但有错讹，如韦卓民在哈佛的导师霍金写作W．L．Hooking，误；此人早年在安多弗神学院和哈佛求学，后去德国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并游学柏林和海德堡，1914年起任教哈佛。这样说来，韦卓民可算胡塞尔再传弟子。有关韦氏生平之英文文章，参见Terry Lautz，“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The Life of Francis C．M．Wei，”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Vol．18，No．1（2012），pp．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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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段锐：《春蚕萦绕千千缕只为兴学吐尽丝：忆韦卓民先生的办学精神》，载《中国高等教育》，2002，第23期，38～39页；文中所说的埃里会夫叶理绥，日文名英利世夫；又，《韦卓民年谱》，73页引了此文，作叶绥夫，恐怕是糅合此君的中日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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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这所圣公会学校1867年由波士顿商人瑞德（Benjamin Tyler Reed）创办，后来在1974年与费城神学院合并成圣公会神学院（The Episcopal Divinity School），地址仍在坎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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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将来如果有心人要拍摄有关寅恪或者1919年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的影片，这几个地址毫无疑问正是绝佳取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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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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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俞大维生于1897年，赵元任生于1892年，陈寅恪生于1890年，韦卓民生于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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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将寅恪和其他东方学家如钢和泰、叶理绥等人的语言能力进行了对比，见《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说起》，载《书城》2009，第6期，13～18页。见本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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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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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章 陈寅恪与德国早期学术联系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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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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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两次留学德国，分别是1910—1912年、1921—1925年。但他早年留学时期与德国学术界的种种联系，学界了解并不多，仅张国刚先生撰文提示过寅恪先生在柏林的一些指导老师和学习科目的情况(1)。尔后陆扬先生在《泰东》（Asia Major）杂志发表研究鸠摩罗什的长篇论文《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引用诺贝尔（Johannes Nobel，1887—1960）早期译注《高僧传》中收录的《鸠摩罗什传》时，注意到诺贝尔感谢寅恪帮他看了一些难度很高的段落，他提示这大约是寅恪影响西方学术的最早记录(2)。这个提示很重要，当时诺贝尔和寅恪都在柏林大学，学友之间互相切磋可见一斑。除了与梵文专业同学有直接交往，寅恪大概也和汉学专业的同学有一些来往，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想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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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青年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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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20世纪上半叶西文中有关寅恪之学术的记录还有一些(3)。比如1931年，当时还是柏林大学博士生的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8）也在法兰克福大学出版的《汉学》（Sinica）杂志提示过寅恪有关华佗的文章。艾伯华1927年进入柏林大学研究院，随福兰阁（Otto Franke）学习汉学，1933年以研究汉代天文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4)；其同学中包括白乐日和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白乐日1923年进入柏林大学，1932年以研究唐代经济史获得博士学位，卫德明1932年以研究顾炎武的伦理思想获得博士学位，两位的论文均由福兰阁指导。艾伯华进入柏林大学时，寅恪早已回清华任教，两人在柏林未打照面。但白乐日和寅恪1923—1925年间均在柏林大学，或许有所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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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以上其他学者揭示的寅恪先生在德国的经历之外，他与德国的早期学术联系还有若干线索值得略作评说。这些学术联系主要体现在寅恪曾长期作为德国东方学会会员与德国东方学界保持联系，也曾寄赠拓片给德国博物馆。而寅恪与他同时代一起在柏林大学学习的同学特别是白乐日之间或许也存在一些学术交流，寅恪后来之所以转向唐史研究或许和白乐日早年学术关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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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陈寅恪与德国东方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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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德文学术出版物中保存了若干提及寅恪的线索，颇值得留意，通过仔细考察这些线索，可略知当时德国东方学界一些学者之动向以及寅恪与德国学术界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