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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1910年的柏林大学。寅恪先生1910—1912年第一次留学柏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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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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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节 陈寅恪、白乐日与现代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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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德国学术对寅恪的影响，一般读者或许会立刻想到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的经历，其实我很想了解寅恪先生在德国的学术经历是否对他后来转向中古史特别是唐史研究有潜在的影响。因而这一节将主要探讨寅恪在柏林大学念书时其同窗白乐日学习和研究的状况，以及后来他回国后与日本唐史学者的接触，探讨寅恪在当时西洋和东洋汉学大氛围下所受的学术影响。换言之，我非常想提供寅恪在中国建立现代唐史研究轨范之前世界唐史研究的一个背景说明，并从中找出一些现代唐史研究发展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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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寅恪先生大概和他的柏林大学同学白乐日（Balázs István，1905—1963，后来常用Étienne Balázs）在学术上相互砥砺。从寅恪论著发表的时间表来看，他1931年发表一篇唐史论文《李唐氏族之推测》，1933年发表两篇唐史论文，包括《连昌宫词质疑》和《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到1935年，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唐史的重要文章，涉及民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政治（《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经济（《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宗教（《武曌与佛教》）、文学（《韩愈与唐代小说》）等诸多议题。考虑到当时寅恪先生的考证文字篇幅都较短，而一篇论文发表周期也不长，应该可以推测他将治学重点转向唐史不会早于1931年。从寅恪发表这些文字涉及的议题来看，他很注意政治与经济、宗教之关系，而当时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学弟白乐日已在其博士论文中将政治、经济和宗教伦理结合在一起考察唐代经济史。除了议题之外，以方法和材料而言，白乐日的研究路径正是以韦伯之政治经济学和宗教社会学为理论依托来研究唐代经济史，而他使用的材料，除了制度史、正史史料之外，也利用了少量诗文和敦煌文书。这些史料之运用也是寅恪治唐史之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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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早年因关注中亚史地，在其未大量发表唐史论文之前，早已注意敦煌文书中的唐史史料，并陆续阅读了大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兹举一例为证，《陈垣来往书信集》载一封寅恪致陈垣书信，托陈垣在其所编《全唐文》、《全唐诗》索引中查三个大中时代的人名：王端章、陈元弘、左承珍(25)。这封信落款为四月五日，故编者编在1930—1932年之间，或推测其写于1931年4月5日。从内容看似乎寅恪注意力转向唐史，但稍微仔细看一下这几个人名，可知其实际上出自敦煌出土的《张议潮变文》（见敦煌文书P．2692）：“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游奕使佐承珍相见。”此处佐承珍应是寅恪托陈垣所查左承珍。故而可知寅恪彼时关注点仍在敦煌、中亚史事也，非转向唐史(26)。不过，这一段时间他在研习敦煌文书过程中，一定积累了相当多的唐史史料，为后来钻研唐代制度史打下坚实基础。另外一例是他当时也关注寺本婉雅的《唐蕃会盟碑》译文研究。同时他也借阅《广雅丛书》所收《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南北史表》，以及《九通》、《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并订购罗振玉著《魏书宗室传注》。他借书的范围也包括许多唐代史料及其相关辩证研究，如《大唐新语》、《唐国史补》、《开天传信记》、《明皇杂录》、《大唐传载》、《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注辩证》等书。1930年他也开始订购《全唐文》，似乎是为将治学重点转向唐代做准备(27)。前文说过，1931年起他退出了德国东方学会(28)，这应该也是他自此全面转向中古史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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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转向唐史其实有一个过程，先从研究中亚、西域、边疆转向研究胡汉关系、边疆胡族与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再转向中原地区历史研究。比如他30年代在清华开了一门课“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从他留下的备课笔记看，主要关注民族和文化，其中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五胡乱华”、“六镇之乱”、“安史之乱”等主题，而文化主要讲道教和佛教，道教尤其注重道教与佛教论争中的夷夏问题(29)。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关注边疆、域外民族文化对中原历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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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20世纪30年代不仅是因为不甘逐队随人继续做东方学，其转向中古史研究或许也来自白乐日1931—1932年所出版博士论文《唐代经济史研究》(30)的刺激。白乐日的论文虽然是论述唐代财政史，但因为他熟悉韦伯的著作，其论著涉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民族关系、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举凡当时的政治制度发展、权力分配、府兵制度(31)、寺院经济、胡族移民，均有涉及。他的著作不仅特别强调了传统史籍中的志书如《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的重要性(32)，还引用了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的敦煌经济社会文书研究，堪称是现代唐史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正如李雪涛先生所言，白乐日将其研究所用原始资料分为“同时代的原典”如《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志》等，以及“之后的原典”如《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两类，显然受到德国史学对史料认识的影响，很有意思(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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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1905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23年入柏林大学，以福兰阁为师，1925—1926年留学巴黎，由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2—1945）指导，1926年返回柏林继续学业，1932年2月15日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短期任教布拉格大学，后因纳粹占领捷克，迫不得已于1935年移民法国。但作为一位在德国拿到学位的匈牙利移民，他在法国并不顺利，一直未能获得稳定的学术位置。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之后，他和妻子躲到法国南部乡下，以种地和养鹅为生。1945—1948年他在当地天主教学校教英文和德文。1948年才回巴黎。他一开始参与了《1400年前的中国制度史》的研究项目，陆续写了一系列研究东汉至六朝思想与制度变化的论著，特别讨论了玄学、清谈的兴起和发展，也对竹林七贤做了详尽的讨论(34)。1949年他在《通报》卷三十三发表了《汉末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危机》一文，此文虽然主要参考西洋学者的成果，但居然也引了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容肇祖的《东汉几个政治家的思想》（1927年刊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等中文论著，白乐日主要探讨了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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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白乐日进入国立科研中心，开始研究中古经济社会史。1953—1954年他刊布了《隋书·食货志》的法文译注，此书获得儒莲汉学奖。1954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高等实验学院第六部开展中国研究项目请白乐日加盟。白乐日次年正式加入布罗代尔的研究团队。布罗代尔请白乐日草拟了宋史研究计划，试图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但未获成功，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这一计划并不研究当前中国问题。不过白乐日得以和布罗代尔合作，留在高等实验学院开展学术研究(35)。1958年，第六部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白乐日、谢诺（Jean Chesneaux，1922—2007）、谢和耐、小英利世夫（Vadim Eliseeff，1918—2002，即叶理绥之子，后任吉美博物馆馆长）进入这一研究中心工作。在布罗代尔努力下，白乐日的研究计划获意大利图齐基金会赞助。白乐日在高等实验学院的授课吸引了不少国际学者参与，比如剑桥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2013）、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慕尼黑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都前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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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简单提示一下白乐日在欧洲学术谱系中的地位。他实际上深受韦伯、布罗代尔等人的影响。早年他受福兰阁提示，主要用韦伯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后来他又加入布罗代尔的全球比较研究计划，实际上他的研究是布罗代尔全球比较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项目。韦伯曾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和印度的诸宗教来探讨它们与新教的差异。而布罗代尔实际上也很关注中国和印度，不过，他是从物质文化、经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待“东方”（中国和印度）和“西方”（欧洲）在中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差异。所以他特意请了白乐日来主持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同时请了一位美国左翼历史学家桑纳（Daniel Thorner，1915—1974）来主持印度经济史的研究。桑纳主要研究印度农民史，但因受麦卡锡运动影响，与妻子出走到印度，在印度待了十年，先出版了《印度的农村前景》（1956）一书，离开印度之后又出版了《印度的农业合作社》（1964）和《印度的土地与劳作》（1965）(36)。这三本著作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1962年布罗代尔请他到高等实验学院参加自己的团队，负责印度史研究(37)。布罗代尔继续了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兴起史的研究。他试图进行世界各国的近代经济社会史比较研究，以建立一个宏观的历史解释框架，特别注重从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两方面来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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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代学者古迪（Jack Goody）批评布罗代尔仍然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学者，即试图证明欧洲资本主义的优越，在这一点上与韦伯一脉相承。他也批评韦伯对文化事件的所谓客观性分析，认为韦伯将“文化”定义为人类传递意义和重要性的一部分并不合理，而应回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传统定义，即文化涵盖人类所有已知的活动，既包括物质活动也包括精神活动。然后他又批评布罗代尔在转向研究资本主义时实际上接受了很多西方学者关于东西方历史差异的预设，比如关于欧洲城市的独特性；不过布罗代尔不同意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创造出资本主义精神的看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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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晚年常常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比如1960年在牛津和剑桥做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演讲。尔后1961年傅吾康邀请他到汉堡任访问教授，这使得他有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访问德国。1962年他到美国参加亚洲学会年会，也借机访问了耶鲁和哈佛，与芮沃寿、费正清见面，两位美国学者建议将其著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便是后来由芮沃寿作序的《中国文明与官僚主义》（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一书。1963年他应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了系列演讲，讨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可惜当年11月份，他终于因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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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白乐日的论著大多以德文、法文发表，加上他的作品偏重论述，而非考证，在法国汉学中属于另类，不属于伯希和学术传统的谱系之中，至少就中国学界而言，似乎注意他的人不多。伯希和在中国声名远播，也是因为他的考据路数与中国传统学术颇有相合之处。有趣的是，作为寅恪密友的吴宓却对伯希和有一番不同的评价，他1931年2月24日在巴黎游学时曾与伯希和见面，但对伯氏印象不佳。他说“其人乃一精明强干之人，又系一考据学者，宓不喜之。”又说“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与语精神文艺。”(39)虽然寅恪先生当时的研究也重考据，但既然吴宓这么说，以他对寅恪的欣赏，似乎不能完全将寅恪的学术取向与伯希和视为相同，寅恪考据之外仍有其关注天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碰撞这一更大的语境，不纯然属技术性考据工作。实际上，白乐日对传统汉学之琐碎颇多批评，可以说在白乐日看来，伯希和代表的是类似汉儒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式汉学，而他自己的汉学更像宋代儒学，关注大问题、大趋势(40)。从这种偏好宏观视野来看，他深受韦伯和老师福兰阁的学术思想影响，类似于内藤湖南对于玉井是博的影响，有关这一点后文将进行更多讨论。不过，后来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对美国汉学界的反伯希和趋势有一些反思，认为这一趋势使得美国汉学界丧失了从伯希和著述获益的机会。在他看来，伯希和学术有两大特色，一是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这是法国汉学奠基人雷慕萨留下的传统；二是批判地辨别史料(41)。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于2002年5月组织了白乐日学术研讨会，重新检视白乐日的学术成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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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主要是福兰阁培养的学生，福兰阁尤其在介绍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方面对白乐日影响很大。这里对福兰阁的学术生涯略作介绍。福兰阁早年在弗莱堡学习历史和比较语言学，1884年转到哥廷根大学研究院随基尔豪恩（Franz Kielhorn，1840—1908）学习梵文，1886年毕业，博士论文写吠陀《式叉论》。之后他去了基尔大学短期学习梵文俗语。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吕德斯也去哥廷根追随基尔豪恩学习梵文和印度学，1894年获得博士学位。1895—1898年留学牛津大学，求学于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门下。吕德斯实际上是福兰阁的师弟。基尔豪恩（Franz Kielhorn）是印度学家斯坦茨勒的学生，获得布雷斯劳大学博士后1862—1865年在牛津参加莫尼尔-威廉姆斯（Monier Monier-Williams）的项目，1866—1881年在印度浦那的德干学院任教，1881年以后任教哥廷根。这样看来，实际上吕德斯是福兰阁在哥廷根的师弟，而福兰阁算是寅恪的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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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兰阁在哥廷根念印度学时也学习了法律和中文。是以1887年转入柏林大学开始学习古代语。1888—1901年他在德国驻大清公使馆任翻译，其间广泛游历了中国、蒙古、朝鲜半岛和日本，并在北京目睹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也和李鸿章等高级官员有所接触，可以说对晚清的政治、社会现状有亲身体验和实际认识。1902—1907年在德国任记者，专门写有关亚洲的消息报道，并同时任大清驻德国公使馆顾问。1910年他担任汉堡大学首任汉学教授。1923年他转到柏林大学任汉学教授，1931年退休，前前后后指导了很多学生，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1931年父亲退休之后才进柏林大学）(43)、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8）、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白乐日(44)。他认为白乐日关于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最为杰出，而白乐日是他最杰出的学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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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 法兰西学院高等中国研究所出版的纪念白乐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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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寅恪1921—1925年在柏林大学留学，可推知白乐日和寅恪1923—1925在柏林大学这段时间显然可以算是同学，当时梵文和汉学都列为东方学。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寅恪曾出席福兰阁的课堂。听过福兰阁讲课的其他中国学生则颇有几位，比如俞大维、姚从吾（1894—1970）、蒋复璁（1898—1992）等人。其中蒋复璁1930—1932年留学柏林，和寅恪没有交集。姚从吾（士鳌）1922—1929年留学柏林大学学习汉学，侧重辽金元史。他和寅恪有几乎三年时间（1922—1925）在柏林大学有交集。他毕业后于1929年任波恩大学讲师，1931年任柏林大学讲师，1934年回国(46)。另外，韦卓民也曾受到福兰阁的点拨。他1929年3月完成博士论文《孔门伦理》时，人在柏林，请教过福兰阁有关景教的问题。他回忆说：“那时，我到德国请教柏林大学Franke教授（我过去的老师），他找到一篇尚未发表的内部传阅的论文，文中提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能于公元7世纪时通过大秦景教从叙利亚传入中国，但缺乏具体材料证实。”(47)韦卓民拜访福兰阁时，白乐日、卫德明、艾伯华等人正在柏林大学跟福兰阁念书。1932年6月2日胡适（1891—1962）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实际上是因为柏林大学福兰阁教授的提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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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 福兰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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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兰阁从印欧比较语言学转向汉学，其实他的弟子西门华德（Ernest Julius Walter Simon，1893—1981）也是如此。西门华德是寅恪两度在柏林大学留学的同学，其学思历程和寅恪有约略相似之处，且寅恪在致友人书信之中对其治学特色有一些评价，值得一提。西门1911—1914年在柏林大学学习罗曼语和古典语文学，1920年发表博士论文，讨论萨洛尼卡的犹太—西班牙方言（Judaeo-Spanish dialect）的特点。1921年作为图书馆员服务于基尔大学。1922年回到柏林大学担任图书馆员，同时在福兰阁指导下学习汉学，也同时教书。1932—1933年他曾作为交换馆员到北京图书馆访问。因纳粹上台，1934年西门的教师证书被撤回，1935年他的图书馆员职务也被终止。他被迫于1936年逃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从讲师一直做到教授（1936—1960），1960年退休(49)，1961年获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CBE）。退休之后，又到多伦多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做访问教授(50)。1964—1975年间西门还担任《泰东》（Asia Major）杂志主编(51)，1967—1970年担任英国语文学会会长，1976—1981年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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