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88980
好在玉井的论文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尚可供发掘其学术行迹。这里可补充二例说明玉井与欧美学术的联系。其一，1931年下半年他曾访问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分别考察馆内所藏斯坦因、伯希和所获敦煌西域文书，并进行录文(91)。其二，玉井之受到欧美学者影响可从其1933年完稿1934年发表之《唐代之外国奴》一文中略窥一二，此文一定得到了其导师桑原骘藏的指点，不但引用桑原对蒲寿庚的研究，以及原田淑人、石田干之助等的西域研究，还引用了西洋学者对印度、波斯的研究，特别提到了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和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对赵汝括（《诸蕃志》）的研究（Chau Ju-kua，1911）。而这之前他发表的论著并未提及西洋学者的作品(92)。
1705988981
1705988982
从时间上来看，当1931年7月玉井访问柏林时，白乐日也正好在柏林大学学习，正在忙于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这一年白乐日也发表了论文的第一部分。他很可能和玉井见过面，有过学术交流。至少从使用史料的范围和特色来看，两人的研究有共同之处，如两人均十分重视典制体史书特别是《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也重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的史料，而且也注意到宗教社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使得两人治唐史看上去在史料运用和选择论题上有极为相似之处。事实上，玉井的老师内藤和白乐日的老师福兰阁均是记者出身的汉学家，两人均不局限于具体史实考据而重视长时段历史变化、历史大格局。而玉井、白乐日显然在这一点上均受到了各自老师的影响。
1705988983
1705988984
其实，寅恪先生的中古史研究也有这个特点，但比他们两位更重视实证，这显然来自其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以及在德国受到印欧语言学之影响。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并非大量补充新史料，而是更重视提出宏观问题，对中古时代的制度演变和权力变迁进行阐释，并提出一套论说体系，如所谓关陇本位、河北胡化之说。后世学者对寅恪先生史学的认识对此亦有所反映，比如牟润孙先生说寅恪先生所注重的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变迁，皆是历史上的大问题。他又说，“我们悼念寅恪先生，更为我们中国学界仍然有人在那抱残守缺，惟知去找新材料，以史料代替史学，专走考据或汉学之路，深深的感叹！”(93)陈弱水先生引了这一节，并指出，“牟润孙个人的治学风格，也和陈氏近似，以发掘问题、解释辨析为主。”(94)我想补充的是，如果我们将中国史学从方法的角度分成编史学、考史学、释史学、写史学四大类，寅恪史学的演化可谓从早年以东方学为重点的考史学转向中年以隋唐制度文化变迁为重点的释史学，最后转向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写史学。他从未专门以编集、钩沉史料为治学重点，早年着重考证辨析史料，中年则偏重论述和解释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之变迁，以发掘其隐含的发展逻辑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晚年则尝试以叙事写史为手段，穿插考据，但无疑灌注了史家个人的价值关怀。
1705988985
1705988986
玉井虽然见过寅恪，但玉井文章中并未出现寅恪的大名，大概因为他和寅恪1930年见面时寅恪仍在关注“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尚未转入唐史研究，并未在唐史论文发表上有所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玉井的文章中也引了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论著，这大概是内藤的影响所在。白乐日在文章中也引用了玉井导师桑原的《蒲寿庚考》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这大概是出自马伯乐的指点。而以中日学者的影响而言，他的经济史研究颇受益于加藤繁的成果，论著中频引加藤著作，他也注意到中国学者全汉升、杨联陞的论著(95)。
1705988987
1705988988
如果比较玉井和白乐日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基于不同的学术框架，玉井受日本前辈学者如中田薰研究日本庄园制度的影响，而白乐日主要采用了韦伯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理论，尤其注重政治与经济、社会之互动关系。他们两位均探讨了唐朝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讨论了社会阶级议题中过去不太被学者重视的奴婢问题，特别有趣的是两人不约而同地研究了唐代来自外国的奴隶，以及佛教寺院经济的地位和影响(96)。
1705988989
1705988990
具体来说，以原始材料而言，玉井对典制体史书的重视与白乐日并无太大区别。他们使用的这一类史料非常相似，包括正史、典制体史书、敦煌文书，均使用了《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文献通考》、《陆宣公文集》，他们也都提及了斯坦因的《古代于阗》(97)。但他们使用史料的区别在于玉井使用了笔记如《北梦琐言》、《唐语林》，以及《唐大诏令集》，而白乐日使用了《元和郡县志》、《白氏长庆集》，引用了白居易所撰《钱塘湖石记》(98)。以二手资料而言，两人借鉴的前人研究仍有较大差别。有趣的是，玉井基本上没有提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而白乐日也鲜少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仅在讨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贸易时提及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一文(99)。玉井提到了景教和摩尼教，但没给出出处，白乐日则引用了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尽管白乐日和玉井都涉及寺院经济，白乐日主要受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启发，而玉井注意佛教寺院的社会角色大概是因为受到导师佛教学家松本文三郎的指点。
1705988991
1705988992
1705988993
1705988994
1705988995
图二十四 沙畹
1705988996
1705988997
比较而言，白乐日比玉井更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白乐日引用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辅仁学志》第一期，1929年）、赵文锐《唐代商业的特点》（《清华学报》第三期，1926年）、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第一期，1929年）等(100)。另外白乐日也注意到了中国学者如陈焕章等人的英文著作。姚士鳌（从吾）1922年入柏林大学，与当时在柏林留学的寅恪、俞大维、傅斯年等人来往密切(101)。他1928年撰写了《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一文，1929年发表。他的导师之一正是福兰阁，白乐日1931年毕业，他1934年毕业，所以他和白乐日算是真正的同门师兄弟。白乐日和他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引用他的著作并不令人惊讶。
1705988998
1705988999
最后，以写作方式而言，玉井和白乐日均将其研究成果以现代学术论文的方式展示，提出问题，摆出史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并提供注释。他们两位的唐史研究均非以考证史实、辨别史料为主要研究目的，而特别注重史料阐释和史学论述。而寅恪的隋唐史两稿亦特别注重史学论述，其写作方式则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章特色，没有将注释分开，虽可称为所谓借鉴南北朝时流行的“合本子注”，但这使得论文看上去更像是读书笔记修订成文，经常在文中加入对当代社会或者其他国家历史的评论，如果从现在学术规范来看，首先编辑就不会同意这样做，但或许因为当时中国学界尚未有统一之学术写作之规范，加上作者是名闻海内外之寅恪，其论著亦得以刊行。也许因为寅恪未读学位，在写作上未接受当时西洋论文之训练和规范，也因为他是一位传统的学者，要体现其特立独行，故写作风格上更坚持鲜明的个人特色，以彰显其保存学术传统之愿望。话说回来，他在学术研究上仍是现代学者，强调一篇论文要有“完备及有系统结论，”(102)而写论文时“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尤宜标举其与本论文之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103)这是他1936年任教清华时给学生毕业论文写评语提出的要求。
1705989000
1705989001
1705989002
1705989003
1705989004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095]
1705989005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结 语
1705989006
1705989007
综上所述，本章通过《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的记录提示了寅恪在德国一直作为东方学会会员与德国东方学界保持联系，尽管其地址屡屡变迁。据此可知，寅恪在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初，仍继续和德国东方学会保持联系，维持会员身份，并捐赠拓片给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最后，从当时欧洲汉学史的发展可推测寅恪转向唐史研究可能受白乐日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当然这里仅仅是提出一个假说，以后或许能出现证实寅恪与白乐日交往的材料亦未可知。
1705989008
1705989009
总而言之，白乐日、玉井与寅恪的唐史研究至少在两方面存在一些共性。一是他们均有大视野，注重政治与经济之相互关系，注重社会阶级变迁与社会关系；二是他们虽主要关注唐代，但均注意从整个中古史去理解唐史，注意到应该将唐史与宋史联系在一起考察(104)。白乐日和玉井后来也均写过有关宋史的文章。寅恪虽未就宋史发表重要作品，但非常强调宋代历史的重要。
1705989010
1705989011
(1) 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210～22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705989012
1705989013
(2) Yang Lu，“Narrative and Historicity in the Buddhist Biographie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The Case of Kumarajiva，”AM，Vol．17，No．2（2004），pp．5-6．此文中文版刊《中国学术》，2005，第23辑，30～90页。
1705989014
1705989015
(3) 不过，寅恪之学术在西文学术界的接受是个复杂的问题，具体到每个学术观点，应留给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去总结。
1705989016
1705989017
(4) 其学记见Wolfram Eberhard（1909-1989）：Sinologe，Ethnologe，Soziologe und Folklorist；Schriftenverzeichnis，zusammengestellt mit einer biografischen Einleitung von Hartmut Walravens，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2009．
1705989018
1705989019
(5) ZDMG，Vol．76（1922），p．XXI；原文为1888．Herr stud．phil．Yinkoh Tschen，Berlin，Kurfürstendamm，Chinesische Gesandtshaft．即学习印欧语言，在哲学学院。
1705989020
1705989021
(6) ZDMG，Vol．75（1921），p．XIII；吕德斯是Stellvertr．Vorsitzende，地址是Berlin-Charlottenburg，Sybelstraβe 19．这里距离寅恪的住址并不远，步行十几分钟能到。有关吕德斯的中文简传见刘震译、瓦尔德施米特撰：《吕德斯与西格追思》，载《西域文史》，2010，第5辑，243～247页。
1705989022
1705989023
(7) 寅恪于1921年8月21日自哈佛赴纽约，8月28日赴汉堡；11月3日才正式注册柏林大学；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第1期，149页。
1705989024
1705989025
(8) 1805号会员；住址为Göttingen，Herzberger Landstr．52，他和下面提到的Siegling都是吐火罗语学者，是后来季羡林留学哥廷根时的老师。
1705989026
1705989027
(9) 1850号会员，地址是Leipzig-Neureudnitz，Mühlstr．10b，I．他来自奥匈帝国，是捷克人，当时还是莱比锡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任教于布拉格、哈勒、哥廷根、剑桥等大学。
1705989028
1705989029
(10) 1869号会员，地址是Leipzig，Bauhofstr．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