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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Étienne Balazs，“La société des Tcheou，”in Paul Demiéville et al.，Aspects de La Chine：Langue，historie，religions，philosophie，literature，arts，volume premier，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9，pp．50-54；“La révolution de Ts’in Che Houang-ti，”pp．59-63；“Les T’ang，”pp．76-81；“Les Song，”pp．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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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936年哈佛的汉学家魏鲁南（James R．Ware）曾翻译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但那是纪念伍兹（James H．Woods）的文章，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重视中国学者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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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他在1933年发表的 “Ein vorläufer von Wang An-schï”一文中指出胡适乃是发掘李觏的学者，引了胡适的《记李觏的学说》（《胡适文存二集》，卷一，43～73页；此文写于1922年，收入1924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一文，也引了梁启超1908年写的《王荆公传》；该文英译本见“A Forerunner of Wang An-shih，”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pp．27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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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狩野、内藤的介绍参见高田时雄、砺波护的文章，载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有关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唐研究》，第11卷，2005，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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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1930年与寅恪见面之前，他已出版了《荀子》（新光社，1923年）、《近思录》（支那哲学叢書刊行会，1924年）两书；此后1940年又出版了《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岩波书店）、《礼の起源と其発達》（中文館書店，1943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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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参见荣新江，“前言”，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池田温先生则对寅恪先生与日本的关系作了梳理，见《陈寅恪先生和日本》，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15～13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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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209～230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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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仓石武四郎：《〈三里湾〉之难懂处》，加藤三由纪译，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外国学者论赵树理》（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10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98。1929年6月出版的日本《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会第二部论纂》第一辑朝鲜支那文化研究专号中发表了这几位学者的文章，如加藤常贤《舅姑甥称谓考》、玉井是博《唐代贱民制度及其由来》、鸟山喜一《猛安谋克与金之国势》等；而1935年3月出版的《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论纂》第一辑东方文化史丛考专号则发表了鸟山喜一《太平天国乱之本质》、玉井是博《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记》；1936年10月出版的第五辑（京城帝国大学创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史学篇）则有大谷胜真《高昌麴氏王统考》、鸟山喜一《关于山东省黄石崖及玉函山的石窟》、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的契》等文章；参见陈广宏：《韩国“汉学”向“中国学”转型之沉重一页——日据朝鲜时期京城帝国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影响》，载 《韩国研究论丛》，第12辑，254～2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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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此书由玉井诸位同僚大谷胜真、鸟山喜一、松本重彦、藤田亮策、田保桥洁、末松保和等人编集成书，大谷撰写跋语。不过，《玉井年谱》极为简略，以表格形式出现，只能算一个大事记。下文我将玉井在其所发表文章中提示自己国内外行踪的内容与这个年谱提供的大事记结合起来考察其学术行迹，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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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而深受白乐日影响的杜希德则征引了玉井的早年研究成果，见Denis C．Twitchett，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p．207，215，2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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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砺波护、间野英二：《东洋史学宫崎市定》，见《京大东洋学の百年》，220～250页，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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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玉井是博：《唐時代の土地問題管見》，载《史学杂志》33卷，七、八、九，1922；收入《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1～96页，东京，岩波书店，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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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内藤、桑原均注重东洋史的大视野，对中国史的分期有其独特的看法。内藤之唐宋变革说影响甚大，自然不必赘说。桑原则早在1899年出版的《中等东洋史》即已提出其分期，将东洋史分为上古期（上古至秦统一，称为汉族膨胀时代）、中古期（秦汉至隋唐，称为汉族优势时代，后修订为汉族塞外族竞争时代）、近古期（五代至明代，称为蒙古族最盛时代）、近世期（清代至当代，称为欧人东渐时代）。参见连清吉的提示，《日本京都中国学与东亚文化》，109～111页，台北，学生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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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90页，东京，岩波书店，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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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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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同上书，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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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见《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所收《沙州文录补遗附录之部》，2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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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176页；主要根据罗福苌《沙州文录补》。民国初期学界中国奴隶制度研究的学术史及其背景值得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应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可能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而日本学界则接受了西方学界的奴隶制研究的影响。到了30年代，出现社会史大论战，当然是因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引入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其中奴隶社会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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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据前引仓石武四郎《〈三里湾〉之难懂处》，他和玉井在1929年曾访问太原，然《玉井教授年谱》中未载，但年谱太过简略，或许有颇多遗漏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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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440页、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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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603～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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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玉井是博：《再论敦煌户籍残卷》，见《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266页（S．6090号文书）、275页（P．3290号文书）；他也注意到唐代户籍多发现于吐鲁番；仁井田陞发表了中存不折所藏文书，而那波利贞则刊布过柏林科学院（玉井称为柏林翰林院）所藏勒柯克获得的文书。除了引用仁井、那波之外，这篇1937年的文章还引用了内藤、王国维的论著。他在《支那西陲出土之契约》（1936年）一文中也指出他在巴黎和伦敦分别抄出十二和六件契约文书，其中巴黎抄出的西域契约文书较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中所录文书多出七件。该文征引了斯坦因《古代于阗》以及沙畹的研究，结语部分感谢巴黎国立图书馆写本部和大英博物馆东洋部主任的协助。这位主任很有可能是Robert Lockhart Hobson，当时任东洋古物和民族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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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韦栋出版了一部探讨中国的黑人的新书，见Don Wyatt，The Blacks in Premodern Chin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拙撰书评见The Historian，Vol．73，No．3（2011），pp．60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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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见牟润孙：《敬悼陈寅恪先生》，见俞大维等：《谈陈寅恪》，72、8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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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陈弱水：《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61～6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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