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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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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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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早年留学欧美多年，中年也曾获聘牛津汉学教授之职，去世之后西方则有多种汉学论著感谢其论述的启发之功(5)，可说始终无法与西方学术绝缘。他留学归国之初，学术重点是德国学来的东方学，而往来最密切的欧洲学者应是钢和泰（Alexander Staël von Holstein，1877—1937）。钢和泰年纪和王国维一般大，是德国印度学家皮舍尔（Karl Richard Pischel，1849—1908）培养的博士。而皮舍尔在斯坦茨勒指导下于1870年在布雷斯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斯坦茨勒其他学生还包括舍尔曼（Lucian Scherman，1864—1946）、基尔豪恩。基尔豪恩又是吕德斯的老师。从学术辈分上说，钢和泰算是寅恪的师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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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五 皮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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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集》收录一封寅恪致傅斯年的信非常重要，可略窥两人之交往及寅恪对钢氏的评价(7)，而细读寅恪对钢氏之评价可以略窥寅恪当时的学术取向，这里将试图提供一些寅恪发表这些议论的学术史背景。收入《书信集》中的这封信没有写明年代，落款仅注为五月四日，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1935年前后。从其内容来看，该信实际上应写于1928年。寅恪在这封信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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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氏已为哈佛大学聘定，不日即启程赴美。前数月，北京燕京哈佛共分得Hall遗产后，推派代表数人往英商议办法。其时钢君适得哈佛请其担任梵文功课之聘书，燕京已支钢路费等。钢君不愿久留美，大约居住数月，即往欧洲，一年后再来中国。渠现已得安南法人东方学校（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及英人金钱之助，可以自立门户，欲自创一Sino-Indian Institute。不知来（？）电所言为何事，然彼目前必须赴美则不成问题。弟年来居京，获其教益不少（学问不博，然而甚精）。彼虽暂去，仍可再来，似亦无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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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的安南法人东方学校即当时设立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原为1898年设立的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1900年改称法国远东学院，主要为培养法国了解东亚和东南亚的东方学人才，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人都曾在此接受汉语训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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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六 沙畹和夫人在日本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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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七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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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封信写于1928年呢？钢和泰最初被哈佛聘用为访问性质的讲师是在1928年，1929年以后才转成教授。钢氏去世之后，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日文名英利世夫，1889—1952）在1938年《哈佛亚洲学报》第三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追忆钢氏。这篇文章称哈佛在1928年聘钢氏为访问教授，1929年起为中亚语文学教授（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Philology）。这个说法应是当事人提供的准确信息。这一信息也同样出现在哈佛官方的档案记录之中(9)。这个记录很清楚，提供了钢氏的学历和受聘情况。钢氏获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硕士，哈勒大学哲学博士。在1928—1929年间被聘为哈佛中国语言文学访问讲师，1929年才转为中亚语文学教授。钢和泰档案中所遗留的聘书亦已说明钢氏受聘的位置即是中国语言文学访问讲师(10)，聘期为一年，始于1928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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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八 哈佛燕京学社早期所在的博尔斯顿楼Boylston Hall旧照片，此楼1959年已整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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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称哈佛聘书上请钢氏担任梵文功课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教职是一回事，教学内容则是另一回事。在历史记录中钢氏的位置其实是中国语言与文学，1929年才改为中亚语文学。这一中国语言文学教职的设立与该教职的资金来源于哈佛燕京学社不无关系，但聘用的人则为哈佛校方开课，所以教课内容可以灵活一些。虽然和聘书无关，但寅恪所谓钢氏教梵文一说亦有所本，去哈佛教梵文一事应是钢氏亲口告诉他。因为钢和泰在给哈佛校方蔡斯教授的信中提出教“佛教神话”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两门课，并提出替代方案为“初级梵文”或“梵文或藏文《菩萨本生鬘论》摘译”等课程。大概钢氏和寅恪在讨论梵文时，钢氏顺口将自己的教学计划告诉寅恪，故而寅恪在信中提到教梵文一事。其后校方复信，准许钢氏教“佛教神话”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两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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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9年，大概钢氏熟练运用梵文、藏文和汉文研究《大宝积经》的能力给哈佛留下深刻印象，结果校方给他转成中亚语文学教授。考虑到当时的学术制度，当时哈佛并无固定的中亚语文学教职，聘用钢氏完全是拿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因人设岗，而哈佛燕京学社着重支持远东研究，则中文是其重点支持领域。哈佛记录使用中亚语文学，而非梵文学（Sanskrit studies）或者印度学（Indology），以其已有梵文讲座制度之设立在先。有趣的是，尽管叶理绥在1917年已经取得彼得格勒帝国大学的助理教授位置，但当他1932年到哈佛任教时也是受聘为讲师，教授中文和日文。1934年重返哈佛才得以获得教授位置。在这之前的1933—1934年，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担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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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叶理绥和哈佛大学记录提供的聘用证据之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寅恪的信写于1928年。其一，寅恪信中提到燕京和哈佛得到霍尔基金的事发生在1928年(11)。霍尔基金会与哈佛燕京的谈判开始于1925年，但这样一笔大捐助一定不会立刻成交，旷日持久的谈判持续到1927年终告结束。哈佛燕京学社则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寅恪信中所谓“前数月”哈佛和燕京得到霍尔基金，应该指1928年年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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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这封信中寅恪还提到他“年来居京”获钢氏教益不少，这个年来显然指1926年他到清华任教以来大约一年多时间，即他从柏林归国后与钢氏交往的时间，他们都曾负笈德国大学学习梵文，自然容易找到很多共同语言(12)。如果是1935年，则不应该说年来。钢氏在1928年9月赴美，符合寅恪信中所说不日即启程赴美。其二，钢氏逝于1937年，1935年的时候没有去哈佛，因为叶理绥在纪念文中提到钢氏最后五年身体很差。钢氏1936年夏曾短暂访问日本，因健康恶化迅速返回北京。《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亦云1935年钢氏住北京，任哈佛燕京学社所属中印研究所（北京）所长，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彼时人并不在美国。综上种种理由，可以肯定这封信完成于192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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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说钢氏学问不博，然而甚精，主要是认为钢氏仅注重印度学和佛教学，而不像他那样不仅通晓四部典籍，亦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举凡梵、藏、汉、蒙、突厥、回鹘、西夏，诸语言文献无不涉及。钢氏早年即对印度感兴趣，曾亲至印度巡礼，与印度吠陀学者联系很多。他在德国哈勒大学学的是古典印度学，博士论文在皮舍尔指导下做古典印度学中的显学吠陀研究(13)。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寻找藏文和蒙文文献，和很多喇嘛接触频繁，当然他也在北京研究汉文文献。1922年他在北大讲授《古印度宗教史》，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光吠陀宗教就讲了三个月(14)。当然这是他读博士时的本行，可以想见内容相当丰富。他于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宝积经大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这部作品融汇梵、藏、汉多种语言文献，引起了当时国际印度学界的瞩目。他当时四十余岁，可算学术盛年，被哈佛聘用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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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九 钢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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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在北京与钢氏交往，也曾于1921—192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追随吕德斯（Henrich Lüders，1869—1943）学习梵文，了解当时德国古典印度学的主流，当然也熟悉钢氏的学术出身。根据Valentina Stache-Rosen所撰写的《德国印度学家》一书所载吕氏的传记(15)，吕氏早年便主要从事吠陀及《摩诃婆罗多》研究，后来才转而研究中亚出土梵文写本和碑铭。一直以来，德国古典印度学的主流是吠陀研究，甚至今天哈佛大学的威尔斯梵文讲座教授亦聘用非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而是出身德国的学者魏策尔（Michael Witzel），其早年专业领域也主要是吠陀研究，现在仍担任《电子吠陀研究杂志》的主编(16)。寅恪本人则对吠陀研究兴趣索然。吾国读者听到印度学，大概常常立刻想到的领域并非吠陀研究，而是梵文和佛教学，而寅恪也的确主要兴趣在梵文和佛教学，特别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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