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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的安南法人东方学校即当时设立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原为1898年设立的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1900年改称法国远东学院，主要为培养法国了解东亚和东南亚的东方学人才，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人都曾在此接受汉语训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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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六 沙畹和夫人在日本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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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七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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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封信写于1928年呢？钢和泰最初被哈佛聘用为访问性质的讲师是在1928年，1929年以后才转成教授。钢氏去世之后，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日文名英利世夫，1889—1952）在1938年《哈佛亚洲学报》第三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追忆钢氏。这篇文章称哈佛在1928年聘钢氏为访问教授，1929年起为中亚语文学教授（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Philology）。这个说法应是当事人提供的准确信息。这一信息也同样出现在哈佛官方的档案记录之中(9)。这个记录很清楚，提供了钢氏的学历和受聘情况。钢氏获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硕士，哈勒大学哲学博士。在1928—1929年间被聘为哈佛中国语言文学访问讲师，1929年才转为中亚语文学教授。钢和泰档案中所遗留的聘书亦已说明钢氏受聘的位置即是中国语言文学访问讲师(10)，聘期为一年，始于1928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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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八 哈佛燕京学社早期所在的博尔斯顿楼Boylston Hall旧照片，此楼1959年已整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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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称哈佛聘书上请钢氏担任梵文功课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教职是一回事，教学内容则是另一回事。在历史记录中钢氏的位置其实是中国语言与文学，1929年才改为中亚语文学。这一中国语言文学教职的设立与该教职的资金来源于哈佛燕京学社不无关系，但聘用的人则为哈佛校方开课，所以教课内容可以灵活一些。虽然和聘书无关，但寅恪所谓钢氏教梵文一说亦有所本，去哈佛教梵文一事应是钢氏亲口告诉他。因为钢和泰在给哈佛校方蔡斯教授的信中提出教“佛教神话”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两门课，并提出替代方案为“初级梵文”或“梵文或藏文《菩萨本生鬘论》摘译”等课程。大概钢氏和寅恪在讨论梵文时，钢氏顺口将自己的教学计划告诉寅恪，故而寅恪在信中提到教梵文一事。其后校方复信，准许钢氏教“佛教神话”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两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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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9年，大概钢氏熟练运用梵文、藏文和汉文研究《大宝积经》的能力给哈佛留下深刻印象，结果校方给他转成中亚语文学教授。考虑到当时的学术制度，当时哈佛并无固定的中亚语文学教职，聘用钢氏完全是拿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因人设岗，而哈佛燕京学社着重支持远东研究，则中文是其重点支持领域。哈佛记录使用中亚语文学，而非梵文学（Sanskrit studies）或者印度学（Indology），以其已有梵文讲座制度之设立在先。有趣的是，尽管叶理绥在1917年已经取得彼得格勒帝国大学的助理教授位置，但当他1932年到哈佛任教时也是受聘为讲师，教授中文和日文。1934年重返哈佛才得以获得教授位置。在这之前的1933—1934年，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担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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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叶理绥和哈佛大学记录提供的聘用证据之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寅恪的信写于1928年。其一，寅恪信中提到燕京和哈佛得到霍尔基金的事发生在1928年(11)。霍尔基金会与哈佛燕京的谈判开始于1925年，但这样一笔大捐助一定不会立刻成交，旷日持久的谈判持续到1927年终告结束。哈佛燕京学社则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寅恪信中所谓“前数月”哈佛和燕京得到霍尔基金，应该指1928年年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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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这封信中寅恪还提到他“年来居京”获钢氏教益不少，这个年来显然指1926年他到清华任教以来大约一年多时间，即他从柏林归国后与钢氏交往的时间，他们都曾负笈德国大学学习梵文，自然容易找到很多共同语言(12)。如果是1935年，则不应该说年来。钢氏在1928年9月赴美，符合寅恪信中所说不日即启程赴美。其二，钢氏逝于1937年，1935年的时候没有去哈佛，因为叶理绥在纪念文中提到钢氏最后五年身体很差。钢氏1936年夏曾短暂访问日本，因健康恶化迅速返回北京。《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亦云1935年钢氏住北京，任哈佛燕京学社所属中印研究所（北京）所长，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彼时人并不在美国。综上种种理由，可以肯定这封信完成于192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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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说钢氏学问不博，然而甚精，主要是认为钢氏仅注重印度学和佛教学，而不像他那样不仅通晓四部典籍，亦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举凡梵、藏、汉、蒙、突厥、回鹘、西夏，诸语言文献无不涉及。钢氏早年即对印度感兴趣，曾亲至印度巡礼，与印度吠陀学者联系很多。他在德国哈勒大学学的是古典印度学，博士论文在皮舍尔指导下做古典印度学中的显学吠陀研究(13)。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寻找藏文和蒙文文献，和很多喇嘛接触频繁，当然他也在北京研究汉文文献。1922年他在北大讲授《古印度宗教史》，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光吠陀宗教就讲了三个月(14)。当然这是他读博士时的本行，可以想见内容相当丰富。他于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宝积经大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这部作品融汇梵、藏、汉多种语言文献，引起了当时国际印度学界的瞩目。他当时四十余岁，可算学术盛年，被哈佛聘用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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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九 钢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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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在北京与钢氏交往，也曾于1921—192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追随吕德斯（Henrich Lüders，1869—1943）学习梵文，了解当时德国古典印度学的主流，当然也熟悉钢氏的学术出身。根据Valentina Stache-Rosen所撰写的《德国印度学家》一书所载吕氏的传记(15)，吕氏早年便主要从事吠陀及《摩诃婆罗多》研究，后来才转而研究中亚出土梵文写本和碑铭。一直以来，德国古典印度学的主流是吠陀研究，甚至今天哈佛大学的威尔斯梵文讲座教授亦聘用非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而是出身德国的学者魏策尔（Michael Witzel），其早年专业领域也主要是吠陀研究，现在仍担任《电子吠陀研究杂志》的主编(16)。寅恪本人则对吠陀研究兴趣索然。吾国读者听到印度学，大概常常立刻想到的领域并非吠陀研究，而是梵文和佛教学，而寅恪也的确主要兴趣在梵文和佛教学，特别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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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古典印度学也重吠陀研究。寅恪在哈佛的梵文老师兰曼早年在耶鲁以研究《黎俱吠陀》中的梵文名词获得博士学位。兰曼、皮舍尔、钢和泰都曾游学印度，可见印度对古典印度学家的吸引力。寅恪对古典印度学尤其是吠陀研究一向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研究梵文和西域古代写本均是为了研究中国，他的中原关怀可从其佛学研究的范围和讨论的议题中窥见一斑(17)。他后来发表的文章都多少发挥了熟悉汉文文献的特长，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印古代思想和文化的交流。这一点其实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亦有提示，俞氏给他读因明学著作特别是法称的作品，他兴趣索然。法称研究目前却是佛教研究中维也纳学派与京都学派的重点。从弗劳瓦勒尔（Erich Frauwallner）到施坦克勒尔（Ernst Steinkellner），再到他们的弟子，已出版许多著作。他们和日本学者也举行过多次国际法称研究讨论会。施坦克勒尔的弟子中有两位做中古中国佛教史，分别是陆扬和船山徹。船山也曾发表多篇有关法称的论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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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氏被聘为哈佛中国语言文学讲师，说明其汉文程度为哈佛重视，不仅有上面提到的直接证据，也有一些旁证。其一，1923年胡适翻译钢氏著《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19)，发表在《国学季刊》，曾引起中国旧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以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译本来研究中国古音的方法在中国学者中影响甚大，汪荣宝、罗常培的古音研究都受到钢氏治学方法的影响。寅恪在1933年撰成《四声三问》大概也受到钢氏启发。其二，哈佛出身的艺术史家舒斯特（Carl Schuster，1904—1969）在1929年被派往北京随钢氏学习汉文(20)。虽然20年代哈佛汉学水平尚不高，但哈佛对钢氏的汉文水平相当信任。其所谓中亚语文学教职可能重点是汉藏语言学。同年被聘为哈佛访问教授的还有燕京大学的洪业，讲授中国历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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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哈佛的学术发展来看，哈佛当时有自己的梵文教授，即克拉克（Walter Clark）。他在1927年接替寅恪以前在哈佛的老师兰曼，担任梵文研究的威尔斯讲座教授。此人精通吠陀梵文（Vedic Sanskrit）、佛教梵文（Buddhist Sanskrit），也懂一些藏文和汉文。哈佛当时并不缺梵文教授，钢氏被聘到哈佛做访问，恰恰可能是因为克拉克也对梵文、藏文、汉文都感兴趣，因而对钢氏的汉文、藏文很看重。后来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写有关密宗三大士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密教》（Tantrism in China）在克拉克指导下即充分利用了梵、藏、汉文文献。这样看来，1929年钢氏担任中亚语文学教授时一定和克拉克有许多共同语言。他1928年去哈佛时曾将自己在北京喇嘛庙搜集的资料整理了一箱寄到福格艺术博物馆转交哈佛的联络人蔡斯教授(22)。钢氏在30年代出版的著作也多和藏文文献有关，这反映了他被哈佛任命之后的主要研究方向。其实，按照美国的学术制度，一般校方对受聘者在其主要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和出版要求，钢和泰的治学重点应和雇主的期待有所重叠，则其研究汉藏语言比较可以符合哈佛燕京学社方面的期待。另外，钢氏还曾是中国学者于道泉的藏文老师，可知其藏文能力已有相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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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氏和寅恪是20世纪20、30年代国际东方学在华的主要代言人。钢氏尤其是推动中国国内梵、汉、藏文本对勘之学的倡导者，在这方面他也算是寅恪在中国的老师。当时寅恪虽然在中国学界呼声很高，但表现尚不多，因为他1927年才开始发表文章。1929年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盖现在佛经之研究为比较校刊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23)这时候的寅恪，从国内学界来看，当然可说是预流者，接了德国东方学的轨。但从国际学界来看，也可以说他当时仅是刚出道的学术新手，只是跟着德国学界走，并没有发展出其自身学术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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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他虽然发表多篇文章，似多利用汉文文献优势，利用佛典比对其异同，而罕有鸿篇巨制，更未能写出钢和泰那样以梵、藏、汉文本全面校勘一种佛经的作品。同为吕德斯的学生，1911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诺贝尔（Johannes Nobel，1887—1960）后来则花了三十年整理出版《金光明经》的梵、藏、汉对照的校勘本，1937年刊布梵文本，1944年刊布藏文本，1950年出版梵、藏、德文对照本，1958年出版该经的词汇(24)。他1908年入柏林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1911年博士毕业。所以寅恪1910—1912年在柏林大学时和他是同学。他1915年起任职于柏林皇家图书馆，1920年转任普鲁士国家图书馆。1921年起在柏林大学获得讲授印度语文学的资格证书，曾讲授有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日本佛教的课程。而寅恪1921—1925年间正在柏林大学留学，两人也有不少交集。诺贝尔1927年开始正式任教柏林大学。1928年起转入马堡大学教梵、藏、汉文，直至1955年退休(25)。顺便说一下，吕德斯1909年到柏林大学任教，诺贝尔很可能是他门下毕业的第一个博士。寅恪1910—1912年在柏林大学，正是诺贝尔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估计是在1910—1911年间在阅读汉文文献时获得寅恪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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